关东军还加强了军事演习，特别是在沈阳地区的演习更为频繁。另外，关东军还和与东北紧邻的朝鲜军秘密勾结，多次把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请来，密商在事变发生时请朝鲜军给予支援，神田表示同意。
3加紧与民间侵略势力相勾结
与日本国内法西斯动向相呼应，在东北当地的法西斯分子也大肆兴风作浪。最活跃的是“满洲青年联盟”，他们编写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满蒙三题》等小册子，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朝鲜到处散发，鼓吹“满蒙危机”日益深重。并组织“游说团”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有力的“打开满蒙时局的对策”。还有“大雄峰会”等法西斯右翼团体，也大肆煽动战争舆论。
这些右翼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满铁职员，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东北的侵略机关，“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主要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它是关东军的最得力的帮凶。关东军也知道仅以自身武力难以顺利实现侵占东北的阴谋，因此，与满铁及其内部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加紧勾结。板垣、石原等人多次窜到满铁，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聘请宫崎正义、松木侠等人为关东军的顾问，为侵略东北出谋划策。满铁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也被请到关东军做讲演，鼓噪把“满蒙”置于“大日本”之下的必要性。这样，关东军与所谓“在满”右翼势力的结合，大大增强了关东军制造阴谋的后备力量。
4策划阴谋；牵制张学良和东北军
从关东军的兵力看，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部队有1个师团（当时为第2师团，有一部分留守日本）和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相当于半个师团强）总兵力约14万人。而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陆海空军齐备，总兵力约30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对于关东军来说，要动用武力，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军部法西斯策划阴谋，利用中国的军阀混战，牵制张学良，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1930年中国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几十万，雄踞东北，对于战事之进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最后张学良决定援蒋，出兵10万入关，助蒋取得胜利，张学良也乘机控制了华北。但东北军入关使东北防务受到削弱。
为进一步牵制张学良，1931年春，日本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密商派遣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组成天津特务机关，策划在华北制造动乱。土肥原先是策动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太原，让其发动叛乱。但阎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同时，土肥原又策动石友三反蒋倒张。石于7月发动叛乱。为与石友三作战，张学良又从辽宁、黑龙江急调东北军精锐入关。虽然讨石战争很快结束，部分部队返回原驻地，但仍使东北防务陷入了更加空虚的状态。
5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事例。万宝山是长春县的一个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均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当地农民遭受巨大损失。就是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肆意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了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10页。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大肆鼓噪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中国东北的生存权已被中国政府蹂躏。日本国内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1卷，第414页。一些狂热的法西斯青年军官还在靖国神社前，“喝血”以示侵略决心。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权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如此等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本庄繁日记》第348页。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还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在这一过程中，本庄多次训示，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4，第4～8页。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到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东军原订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已经按各自分工做好了准备。参见《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桥本大佐手记》，见中野雅夫《满洲事变と十月事件》第255～256页。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参见《日本天皇的阴谋》中文本，（上），第558～561页。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桥本大佐手记》第122～124页。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板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板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如此变故，并不是因为板垣、石原等人因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了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于是，阴谋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迅速踏遍了白山黑水，至1933年攻占热河，东北四省区全部沦陷，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有去对关东军首脑进行“劝说”，而是在一个叫做“菊文”的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之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就在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经全副武装出发了。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很长时间曾讹传为“柳条沟”）参见《“九·一八”事变史》第135页。。川岛中队到达这里之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其炸坏的状况，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处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连接处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以外的部分，几乎全部被炸碎飞散。其他无异常。《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第107页。关东军只进行了小规模破坏，是有其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止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以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也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早已等候在特务机关的板垣进行了报告：北大营以西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并向我柳条沟（湖）分遣队攻击前进，目下我巡逻兵正与中国军队交战。儿岛襄：《满洲帝国》第1卷，第212页。板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驻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面支援第2大队，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演习多年的《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然而，这时东北当局和东北军却是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军政长官张学良时在北平，东北军政委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代行。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蒋介石不但不加强东北国防，反而于8月致张学良“铣电”，让张对日本之挑衅不作抵抗，“力避冲突，勿逞一时之愤”《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给臧式毅、荣臻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第57页。由此看来，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介石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中文本、第71～73页。。对于张学良的表白，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好，还是张学良自身判断失误也好，当时张学良是推行了不抵抗政策。这在客观上挫伤了东北军爱国官兵抵御外侮的积极性，致使东北军在敌人进攻面前迅即溃败，将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
由于不抵抗主义，东北军的防务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义”基础上，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精锐第7旅，拟定了敌进我退的方案。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第5页。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也造成了防务松懈，官不守职。事变发生当夜，第7旅主官，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留守营中，当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赵镇藩急忙用电话向荣臻请示办法，荣命令：“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后来在敌攻进营垣，大肆杀戮的情况下，赵镇藩下令部队按计划一边掩护一边向东撤退。在突围中，620团王铁汉部进行了英勇抗击，其他各部被敌分割，突围情形极为混乱。至19日晨5时左右，敌完全占领北大营，并将其付之一炬。北大营之战，日军以区区4个中队数百人，进攻东北军近万人劲旅，然而结局却是日军获胜。这在战史上极为罕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如果我军敢于迎头抗击，完全可以消灭敌人，日本的侵略计划将难以实现。可见不抵抗政策，辱师害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
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从满铁附属地出动，侵入商埠地，向沈阳城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警接到了不抵抗命令，除个别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对日军的进攻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虽然辽宁省政府几次与日本驻沈总领事馆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进攻，甚至表示要“打开城门，以示没有抵抗之意”，但日领馆却回答：“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责任在中国”《满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