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大罢工，持续两个多月。劳资纠纷频繁发生，从1929年的1408件增加到1931年的2415件。农民要求减免地租，确立耕作权的斗争也不断高涨，租佃纠纷从1929年的2434件增加到1931年的3419件。此外，市民斗争和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连小资产阶级也发出了不满的呼声。日本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
在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转嫁经济危机的恶果，使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高涨。在朝鲜，1929年11月发生了朝鲜学生反日罢课和游行示威，1930年扩大到全朝鲜的学校数万人的反日斗争。同年在汉城、平壤、釜山等地还爆发了工人罢工，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中国台湾，1930年10月高山族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压迫，举行了大起义（史称“雾社起义”），日本统治者出动大批军警，动用飞机、毒气等残酷镇压了起义，杀害起义者千余人。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中国人民反日斗争蓬勃高涨。突出表现在以铁路为中心的回收利权运动。1928年秋，东北人民组织起“路权保持会”（或称路权自主会），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铁路权益。后来又成立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团体，反对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顺应民心，借助民力，对日本进行了坚决抵抗，使日本攫取“满蒙新五路”的企图破灭。并制订了“东北铁路网三大干线计划”，使之与满铁相抗衡。张学良还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欧美的经济往来。这些举措对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这种所谓“殖民地危机”使得日本军部法西斯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二日本法西斯的狂热
3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狂起来，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僚到政党，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
首先，军部法西斯发展迅速，从“二叶会”到“樱会”，已经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军队基层的军事法西斯势力。他们提出了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的口号，推动日本朝着法西斯化方向进展。一方面对外突出强调“满蒙危机”，加快侵略东北的战争准备。一方面对内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1930年1月，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海军强硬派主张必须突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比例，否则“国防就发生危险”。而浜口内阁压制海军强硬派意见，接受了美国的妥协案。于是军部认为这是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引起了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议。虽然最后日本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但导致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加快，军部的政治地位突出起来，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在陆相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军部首脑的授意下，1931年2月，“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与民间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策划于3月在东京制造动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迫使内阁辞职，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陆军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军部法西斯幕僚派认为，应先从对外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再推动国内“改造”更为合适，并已经与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等人达成谅解，于是劝告杉山元等人暂时放弃政变计划。这时宇垣也倾向于首先解决“满蒙问题”，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这次事变虽未成行，但军部法西斯统一了意见，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解决“满蒙问题”上，从而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与此同时，军部法西斯认为，要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必须改变目前“反军空气和裁军论”的高涨情况；寻求促使国民对军部“内外理解”的方案。为此，1930年6月军部制订了《关于昭和五年度普及国防思想计划》，开始了所谓“国防思想普及运动”。《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2页。到1931年春，在“满蒙危机”的喧嚣声中，军部又强调：“陆军应当抓住内外形势进展的时机”，“扩大国防思想的普及，使国民充分理解陆军的立场”。《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5页。于是，在军部策划和指导下，于8月成立了“普及国防思想委员会”，制订了三期计划，以在乡军人会为主体，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大肆煽动“满蒙危机”，激发国民的“对外危机”意识，转移国内矛盾，在国民动员方面为发动侵略做准备参见张劲松《“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的“国民动员”》《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
其次，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勾结更为密切。民间法西斯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原动力，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随着军部法西斯成为“国家改造”的主体，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的勾结日益密切起来。在前述的“干犯统帅权”争议下，1930年11月发生了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爱国社”（属于玄洋社系统）成员佐乡屋留雄刺杀浜口首相事件。“三月事件”则是“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勾结的结果。
再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和政党的法西斯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外交强硬论”上。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的议会讲演中，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说：“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上、经济上都是如此。论及满蒙问题，如果只注意到20万日本人，或在那里拥有铁路等等，这很不充分。满蒙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的生命线。”不久，松冈又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强调必须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为此“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个人”。也就是说不惜与世界为敌，也要霸占中国东北。政友会另一个对华强硬分子森恪也乘机鼓噪，他在所著的《危急的满蒙》一文和其他讲演中，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说什么“满蒙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在这里，“日本消耗了20亿国帑，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是日本“施国威于满蒙天地的结果”。强调“如不确保满蒙，日本的生存权就将受到侵犯”山浦贯一：《森恪》第993～996页。
第四节“九·一八”事变——时代抗争的焦点
一战争迫在眉睫
在“满蒙危机”的鼓噪声中，到1931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加紧准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1军部法西斯加紧组织阴谋集团，确定侵略战争计划
1931年4月，参谋本部拟定了一份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中心的《形势判断》，提出分三个阶段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一阶段，“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置于中国中央政府主权之下）”；第二阶段，“使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实现“日本领有满蒙”。参见《现代史资料》［7］第161页。但无论哪个阶段，都要以行使武力为绝对保证条件。在讨论《形势判断》的过程中，军部法西斯还提出在挑起事变之后，进而推动“国内改造”。即政府若不追随军队，军队就发动政变。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63页。
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根本原则，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加紧制订具体方案。为此，军部成立了解决“满蒙问题”秘密委员会，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牵头，成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即所谓“五课长会议”。后来又增加了今村均、东条英机和矶谷廉介三课长，又称为“八课长会议”。这个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于6月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下称《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问题”。为确保军事行动成功，《大纲》强调在策略上要“取得国内外的谅解”，并要求关东军“慎重行事”，听从军部指导，统一制订作战计划，规定准备一年后实施。《现代史资料》［7］第164页。这个《大纲》是军部法西斯发动战争的行动纲领。
与此同时，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规定要解决的目标，一是将东北完全“日本领土化”，二是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三是达到“二十一条”的程度，四是至少要达到山本条太郎所提出的铁路和商租权的重大悬案问题的解决。关东军主张一举达到“日本领土化”的目标。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方案”规定，一是直接交涉法，即以强硬外交和武力威胁，迫使张学良政权满足关东军的上述目标；二是利用政情变化法，即利用张学良政权与某方冲突之机，或打倒张学良，或将其变为傀儡，使东北成为保护国；三是制造阴谋，行使武力法，即在东北制造动乱，寻找口实，动用武力，一举占领东北《现代史资料》［11］第287～288页。；关东军倾向于实行第三种方法。
军部中央在决定了《大纲》之后，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日本，向他详细解释了《大纲》的要旨，并命其传达给关东军。关东军在接到《大纲》之后，提出了修正意见：①“要立即动手”，不能再等一年了；②“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③“不能坐等机会，要主动创造契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73～74页。由此可见，关东军的主张，在根本精神上与军部中央完全一致，但在行动策略和方法上比军部中央更为积极。
这时，关东军实际上已经在策划实施第三种方案，具体确定了《柳条湖计划》、《间岛独立计划》、《蒙古独立计划》等，决定首先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制造事端，然后迅速出动军队，占领预定地区。在制订这些阴谋计划过程中，关东军“吸取张作霖被炸事件的教训，将计划制订得十分周密”（花谷正语）。为落实上述计划，关东军组织了秘密班子，串通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川岛正、小野正雄、第29联队长名仓刊和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等人，分别实施阴谋计划。另外，关东军还与“朝鲜军”进行了联系，要求其在事变发生后给予支援，得到“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慨然应允。并且，关东军秘密联络退役军人甘粕正彦、和田劲等法西斯分子，要其组织“浪人”等配合关东军行动。
与此同时，关东军更加密切与军部中央和政府等的联系以争取其支持。从7月到9月上旬，关东军派板垣、花谷、土肥原等人多次回日本，一面与“樱会”等的法西斯分子密商，计划在武力侵略东北的同时，在日本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部独裁政权。当时在军部法西斯内部，对于如何建立法西斯体制有所分歧。以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应以发动对外战争推动“国内改造”，即所谓“外地先行论”；以“樱会”为主的一派则主张，“先把日本国内搞好之后再采取对外行动为宜”，即“内地先行论”。三月事件就是这种主张的突出表现。此后在“满蒙危机”的狂热下，“内地先行论”转向了“外地先行论”。另一方面，关东军向军部中央汇报了阴谋计划，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军部首脑和“中坚幕僚”的支持。
8月初，日本陆军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其特点是将本庄繁等“中国通”和法西斯激进分子充实到军部中央和关东军等要害岗位，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关东军的顺畅的指挥体制。接着，8月3日召开了由驻外军（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等）司令官和师团长等军队首脑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政策，陆相南次郎发表了根据《大纲》精神所拟定的“训示”，强调“满蒙之地，在国防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全军上下要“恪守职责，不可稍懈”。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5页。实际是对日军进行了战前动员。会下，军部首脑和法西斯骨干分子还在“湖月”和“精养轩”饭店进行了秘密聚会，对军事行动方案进行了磋商。会后，军部有意将南次郎的“训示”在报纸上发表，其用意；一是表明军部对“满蒙问题”的积极态度，给政府施加压力；二是唤起舆论对“满蒙问题”的关心，煽动战争情绪。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这是要把满蒙外交纳入一伙军人所设想的轨道。”但是政府却装聋作哑，暗地里表示在必要时“日本可以仗剑而起”。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8～79页。实际上，在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根本点上，政府与军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担心的是，行使武力恐怕会引起与欧美列强的激烈冲突，反而对日本不利。然而，一旦军部下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政府也就随声附和了。
2加紧军事部署和演练
为保证在发动战争时迅速击溃东北军占领东北，关东军多年来对东北的兵要地志，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1931年7月，又组织了一次“北满参谋旅行”，让新调来的军官了解东北情况。对于沈阳更是关东军攻击的重点目标。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亲自率领石原等人，以访问为由，进入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了侦察。关东军为增强进攻能力，还通过军部中央的永田铁山，秘密运来两门24厘米榴弹炮，架设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从1931年初开始，关东军还加强了军事演习，特别是在沈阳地区的演习更为频繁。另外，关东军还和与东北紧邻的朝鲜军秘密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