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月，即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四个月，根据河本大作的推荐，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石原莞尔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军人，在军事理论和战略预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前已提及他在早年对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较为重视。他在陆大期间对日俄战争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日本取得胜利，“仅仅是建立在侥幸之上”。当时日本所实行的战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敌人屈服的德意对法作战”的模式，“如果俄国再稍加坚持抵抗的话，日本很难取胜”。《石原莞尔全集》第一卷，第15～17页。在这里他对日本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在汉口时，对战争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将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的想法。
石原莞尔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学德国期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于战场，促使战略战术产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形式以及军事科学出现了飞跃发展。石原莞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德国。他不仅详细考察了现代战争的实况，而且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了德国军事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汉斯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依此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军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他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和军事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石原莞尔回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1927年他在陆大所写的《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和到关东军后于1929年发表的《战争史大观》两篇文章中。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74～86页。在这两篇文章中，石原阐述了他的荒谬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的进化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发展，其步调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进步，可以推断战争发展的状态；同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大趋势，可为判断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获得有力的证据”。“战争破坏文明，但同时又是产生新文明之母”。可见，他是把战争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文明各有一个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过去是英国，而现在“正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伦敦转向美国的同时，各种西洋文明正以全速开始向美国集中”。东洋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石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为中心综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国体综合世界所有文明，并给予他们所憧憬的绝对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业”。这很明显是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他接着断言：东西两大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发生这样的战争的时机有三个条件：“1、日本完全处于东洋文明的中心地位；2、美国完全处于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3、飞机能不着陆环球一周。”当这三个条件成熟时，“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即将爆发。石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民族的最后决战，称为‘世界大战’是不妥当的”。这次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世界大战，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也就是日莲（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佛教日莲宗的创始人）在《撰时钞》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即人类宗教信仰的统一，首先必将“于阎浮提（梵语，指人世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斗争”。通过这样的战争，东西文明才能得到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进入“黄金时代”。
所谓“石原构想”，简要地说就是日本要同美国通过世界大战，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实现“神武大帝八一宇之皇谟”。而作为其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确立“以战养战”的基地；第二步征服中国，威压苏联，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三步由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与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国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可见，石原构想与《田中奏折》一脉相承，因此得到了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赞同，成为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导思想，石原构想是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大杂烩参见张劲松《石原莞尔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是军部法西斯侵略理论的突出代表。
二“石原构想”的落实
石原莞尔为实现其“构想”，他刚一到任就同河本大作共同拟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讨论。这个计划有三个方案。①在奉天集中兵力；②不可能时，在浑河以北地区集中兵力；③不得已时，在浑河以南地区集中兵力。经幕僚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岛田俊彦：《关东军》第81页。“万一发生事端时”，将“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 《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363页。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其实它的计划在三年前就已经制定了。
1929年4月，当河本调离关东军时，他同石原商量，把板垣征四郎调来关东军接替他。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少年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10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随即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28期），毕业后长期从事侵华活动，是军部中“中国通”之一。1929年5月由第33联队长（时驻沈阳）转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于是板垣和石原这两个老相识联手合作，成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侵略分子狼狈为奸，形成了所谓“实行的板垣和智谋的石原二人的合作”。岛田俊彦：《关东军》第75页。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了解内情的花谷正认为：“如果说满洲事变是由于板垣的实力与石原的周密结合而成，那也是不过分的。”《文献昭和史》（2），第74页。
1929年5月，在板垣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上石原对目前形势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除非加以占领，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别无他途。”《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为了进行武装侵略东北的准备，会议决定以“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为名，进行北满参谋旅行。此行从7月3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石原在这次旅行中因扮演主要的角色而大显身手。从长春到满洲里，一路上讲解了《战争史大观》，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和《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这些方案和计划使“石原构想”开始具体化。
石原在《方案》中明确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而“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6页。所谓“领有”实际就是吞并。《计划》则具体规定，首先对中国军队要“巧妙地解除武装”，即以武力推翻东北政权，由关东军占领。并且对占领后的统治方针、行政制度等也都做了详细规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7～88页。石原等人认为，占领东北并非难事，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统治？为此，石原责成佐久间亮三专门对占领东北后的统治问题进行研究。一年后，佐久间亮三完成了《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下称《研究》）的草案。这一《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对占领地实行军政统治，并对实施军政的要领，以及相关的交通、产业、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参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1～95页。这个《研究》不仅得到关东军首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军部中央的批准。《目击者谈昭和史》第3卷，第64页。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说，这一研究“在处理事变后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做出了巨大的基础性贡献”《秘录板垣征四郎》第47页。。如果说河本把石原和板垣弄到关东军来，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准备的话，那么这次北满参谋旅行则可以说是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的开始。
1931年4月，为了适应阴谋策划的需要，新设了关东军调查班。为了贯彻“石原构想”，重新印发了石原的《现在与将来的日本国防》和《战争史大观》，作为调查班成员的学习材料。关东军调查班幕僚在学习了上述两个文件之后，作为总结，石原做了题为《欧洲战史讲话的结论》的讲演，同时散发了一个附录：《对美战争计划大纲》，又名《为解决满蒙问题之战争计划的大纲》。“石原构想”在这两篇材料中又有了进一步展开。石原指出：“现今我国国策在于迅速获得东洋文明的冠军”。为此，对外第一目标：“在于解决紧迫的满蒙问题”，而“满蒙问题只有靠使之成为我国领土才能解决”《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5月，石原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强调了“满蒙的价值”，认为“满蒙实为发展我国国运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
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文件的发表、制订和宣传贯彻；表明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的理论准备和策略方案基本完成。在军事准备方面；继1929年7月北满参谋旅行之后；1929年9月组织了一次辽西方面的参谋旅行；实际是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课题是“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1930年春季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夏季进行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秋季又进行了“东部国境方面现地战术”的研究。1931年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对我国东北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从军事部署、兵要地志、铁路交通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到1931年7、8月间；关东军策划武装侵略东北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第三节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
一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日本的冲击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为开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从而打破了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2年与1929年相比，平均下降44％，几乎倒退了20年。危机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各国失业总人数达4500万。国际贸易缩减了1/3，国际货币体系严重混乱，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建立关税壁垒，进而造成了危机的深刻化和持久化。
这次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尤为严重。自20年代以来，日本在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陷入了长期慢性萧条之中。在1921～1929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的17％。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97；435页。而且在1927年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又陷入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之中。这样就使本来相对脆弱的日本资本主义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危机首先袭击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价格锐跌。在商品市场上，1931年与1929年的物价相比，两年间下跌了30％；在股票市场上，由于受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投资失去信心，致使股价暴跌，甚至一些主力股跌到了最低点。从证券市场一般指数看，以1914年第1季度为100，到发生危机的1930年第3季度，已经降到了69。在整个危机期间，股票价格持续低迷。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日本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危机发生后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从进出口贸易额看，1930年与上一年度相比，出口减少315％，进口减少302％，入超达7600万日元。进入1931年；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与1929年相比，出口减少46％，进口减少40％。入超达8800万日元。主要输出品生丝价格暴跌，从1929年平均每捆平均1350日元，跌到1930年9月每捆约500日元，而且丝价低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仍未恢复。
出口锐减，贸易不振，加剧了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1年与此1929年相比，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了329％。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仅为50％，许多中小企业因竞争力较弱陷入困境，纷纷倒闭。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据日本官方统计，1930年末失业人数为362万人，比1929年增加148％，1931年末为47万人，比1929年增加493％。而据一些学者推测，1931年失业人数达170万人，平均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失业者金原左门等：《昭和史》有斐阁；1987；第20～21页。。
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尤其严重。作为农业生产两大支柱的蚕茧和大米的价格，1931年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虽然1930年稻米获得大丰收，但因米价暴跌，农民无法收回生产投资，从而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农民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在危机的3年中，农家负债总额由40亿日元升到60亿日元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第264页。。农民被迫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
在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工人和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而展开斗争。1929年和1930年，东京电车和汽车工人两次举行罢工，震动了整个日本。1930年被称为纺织业之王的钟渊纺织公司数万女工举行大罢工，持续两个多月。劳资纠纷频繁发生，从1929年的1408件增加到1931年的2415件。农民要求减免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