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了。对动乱的、不公正的社会，他整天忧心忡忡，精神上失去依托，找不到生活的立足点，失去了心理平衡，又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安慰。他感到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所以只能整日给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一些发不出去的信，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愿望，体味着自己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他苦于在混乱的世界找不到生存的位置，最后，回到了乡村的自然环境，才使痛苦的心灵得到了宽慰和安宁，产生了新的生活希望。
赫索格经历了家庭生活的失败，目睹了社会的各种邪恶和时弊，对于个人的痛苦和灾难他无力抵抗，只能在内心深处反复地思索，他的思索是异常深刻的、广阔的。从自我的本质到人生的意义；从政府的政策到社会的罪恶；从个人的痛苦到人类共同的责任，他对许多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探求。例如，他对真理作了这样的思考：“但真理只有在给人带来更多的屈辱和厌烦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因此，真理只要不表现邪恶，它就是幻想，它就是虚伪。”再如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思考：“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宽恕、怜恤、慈善，所有这一切宝贵的东西……都遭到每一代怀疑主义者的破坏、非难和抨击。”类似这种启示录式的沉思，小说中所在皆是，它凝聚着贝娄对痛苦的沉思和沉思的痛苦。精神的混乱使赫索格陷入沉思，而沉思又加深了他心灵的痛苦，他愈是思索得深广，就愈是思索不出所以，也就愈发感到痛苦，愈发显得混乱。赫索格的苦难表达了当代美国普通人的共同命运和尴尬处境，以致于有评论家声称“人人都是赫索格。”
丧失了自我本质是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一个方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人始终被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归宿、悬浮在半空中的惶惶然的感觉所控制着。赫索格便属于这种失去了自我的形象，他曾痛苦地大声疾呼：“我感谢上苍给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生命在哪儿呀？”他揽镜自照，问道：“我的天哪！这个生物是什么？这东西认为自己是个人。可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人，但它渴望做人。象一场烦扰不休的梦，一团凝聚不散的烟雾。一种愿望。”赫索格的精神追求一直贯穿着寻找自我的努力。但自我本质究竟是什么？贝娄似乎无法拿出一个清晰的答案来。个人的尊严和体面原本是自我实现的一个层次。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的尊严受到了重创。赫索格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都是一个任人摆布的角色，“所有的决定”都由背离了他的妻子及其情夫做出，“甚至连他的思维也要受他们指挥。”这就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和人格，与囚犯的境遇一般无异。为了找回失去的奠严与体面，他便把满腹凄情、一腔怨愤诉诸文字，结果却发现“这种心智上的优势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枷锁罢了。”在充满了疯狂与非理性的现代荒原，绝望与幻灭的情绪一直笼罩着当代美国人，赫索格的形象便是这种情绪的较为典型的体现。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的又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于一九七五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重视，被美国《时代》周刊推荐为当年十大优秀著作之一，并于翌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贝娄再次以其独特的透视角度和内蕴深沉的笔力，真实地展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场景和当代美国人那种扑朔迷离的精神状态，指出美国“造就了自由主义者的轻浮与绝望的现代个人”。
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两代作家的命运，揭露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精神文化的压迫和破坏，表达知识分子的存在的痛苦。洪堡是三十年代的著名诗人，他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气息，渴望以柏拉图关于美的理念来改造“实用主义的美国”。但是，物质主义的盛行，沉重地打击了洪堡。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精神病发作，被关进了疯人院。最后，洪堡在穷愁潦倒中病死于一家下等客栈。西特林是洪堡曾加以提携的文学晚辈，五十年代一跃而成为著名作家。后来两人反目成仇。西特林曾悉心研究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厌烦”问题，认为人在能力得不到运用，才干被消耗荒废时，会从痛苦中产生厌烦，它与异化和沉沦的观念一样，是人生难以摆脱的。成名后的西特林虽然拥有金钱、地位、荣誉和女人，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精神却已经枯竭，再也写不出新的作品。渐渐地，生活也越来越不如意，金钱与物质的罗网勒紧了他，年轻的情妇需要挥霍和享受，前妻要索取巨额赡养费，律师们也来欺诈他的钱财，甚至连法官也想严厉地惩罚他。西特林终于丧失了名声给他带来的一切，冷冷清清地沉落到西班牙。在绝望中，他靠亡友洪堡留下的电影剧本的提纲，将其出售才得以度过难关，重新开始生活。
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 （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的矛盾。在物质与实利主宰着一切的美国，洪堡与西特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显然是不存在立足之处的，因为“诗人不会做子宫切开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在金钱、政治、法律、理性和技术垄断了权力的实用主义肆虐的社会，已经找不到“诗人干的别的事情、新的事情和必要的事情，”他只能“处于软弱的境地，成为一个低贱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洪堡的苦难代表着美国整个文化界的精神危机。他原来是一名有思想，有才华的诗人，关心国事，具备献身艺术的精神，企图把“艺术圣典”与“工业化的美国”作为同等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精神与物质，审美与实用之间寻找出一个契合点。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在事业上的失败又引起了晚辈友人的龃龉，他在潦倒与疯狂中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终至“疯癫而死”。洪堡的一生，是以一个失败者而告终的。贝娄借助这一形象披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危机；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使生活产生意义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一旦崩溃，社会的沉沦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瑞典皇家学院在给索尔·贝娄颁奖的授奖辞中这样说道：“贝娄从未忽视过在咄咄逼人的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的受到威胁的地位，这正是他经常描写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举止或者是科学的突飞猛进，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浩劫。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坚信人性善良的反对派领袖。真实应然应该暴露，但真实并总是充满敌意的。正视真实并不一定完全等于勇敢地迎接死亡。”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贝娄的作品是大有裨益的。毕竟，在美国，洪堡虽然巳经凄楚地死去，贝娄却倔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诗歌与艺术事实上并不那么脆弱。
现 代 方 舟 何 处 觅
——安部公房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的日本满目疮痍，国民的心态普遍被沮丧、迷惘、幻灭与绝望所笼罩。存在主义思潮适逢其时地进入了日本国土，较深地影响了“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在整个“战后派”作家群中，安部公房是成绩最突出的一位。他是日本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之一，有“日本的卡夫卡”之称。在创作上，安部公房大胆引进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表现形式，使用离奇的寓意手法来讽刺和描写现实生活。他擅长于把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幻想情景交织在一起，似幻似真地表现个人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的渺小与无能，以文学的手段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异化”现象。
安部公房于一九二四年生于东京一个医生的家庭。他幼年便随父亲移居我国东北，在沈阳读完小学和中学。一九四0年，安部公房回国读大学。大学期间，他耽溺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里尔克的作品，接受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安部公房为了与家人团聚，伪称患肺结核，休学回到沈阳。一九四六年底，他被遣送回日本，以卖菜为生。一九四八年，安部公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同年发表处女作《道路尽头的标志》，并加入由现代派作家组织成的“夜之会”。此后，他便弃医从文，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一九五二年，他与岛尾敏雄等人结成“现代之会”。一九五二年，他与岛尾敏雄等人结成“现代之会”。一九七三年，“安部公房演出室”成立，专门演出他创作的剧本。安部公房的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外各种大奖，评论家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长期生活和战后初期的坎坷遭遇，使安部在思想上形成有如沙漠般的荒凉感和孤独中的乐观主义。”
安部公房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道路尽头的标志》（1948）、《植物变形记》（1949）、《赤茧》（1950）、《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1951）、《水下城市》（1952）、《饥饿同盟》（1954）、《砂中的女人》（1962）、《箱中人》（1973）、《密令》（1977）、《方舟樱花号》（1984）；剧本
《制服》（1954）、《朋友们》（1967）、《未必的故意》（1971）、《爱的眼镜，有色的玻璃》（1973）等。
《墙壁》发表于一九五一年，是安部公房的成名作，曾获第二十五届芥川文学奖。当时的一名评选委员舟桥圣一认为，“这是以否定实证主义精神为构图的抽象主义的艺术作品”，“作者自由而健康的批判精神跃然于纸上，在这一点上，暗示着新小说的典范的出现”。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是荒诞无稽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卑微的小职员，一觉醒来，感到有些异样。接着，不知缘由地被解雇；失业以后，衣帽鞋袜纷纷起来造他的反，穿衣吃饭便成了一个莫大的问题。同时，世人的白眼、莫须有的罪名、不测的横祸，接踵而至，降临在他的头上，“他永远处在被告的地位”上。最后，导致这一切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我”丧失了自己的名字。
安部公房通过这部小说，反映了荒诞丑恶的社会环境现实中，小人物任人随意摆布，找不到“自我”，找不到人格与尊严，“自由意志”丧失殆尽的情况。作者出色地运用寓意的方式，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异化”状态：人一旦归属到某处便立即意味着丧失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生活在何处，如何生活，都一无例外地要接受个人归属于社会的现实。“名字”原本不过是放置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象征而已，作为符号，它从本质上来说是起着提醒他人，使之感觉到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的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符号”变成了“主人”，它控制了人的一切，支配着人的言行举止，仿佛整个的人的行为仅仅是为着维持那个“符号”的存在似的。安部公房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了“墙”这一概念，隐喻妨碍自由的“存在”，隐喻扼制人的主体性的“必然”，从某种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人性受到异化的处境。
浸润着存在主义精神的安部公房“具有拒绝植物性的抒情的精神，而希图求得对无机物性质的现实的新的适应。”他对失去了在现实世界的生存权并不感到懊恼与沮丧，也不对已逝的事物产生强烈的眷恋和伤感。安部公房有着适应于生存在沙漠般的城市社会的硬质精神。一般人遇上“墙壁”的阻挡，便会就此站住，认为此路不通而归返原处。但是，《墙壁》中的主人公碰到此种状况时，反而显得生气勃勃，积极思考而开始行动，流露出不屈不挠的硬质精神：“虽然如此，他还是无法把眼光从墙壁上挪开。相反，他为那黑暗所吸引，想要把最里面也看个仔细而盯住墙壁。”“墙壁”在此不是个界限，反成为在它面前开始行动的契机和动力，并且那行动受到了自由而鲜活的精神的支撑。安部公房的作品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变奏，他笔下的人物不论现实成为怎样的墙，不论现实包含怎样的不合理性，都不是就此退却，走回头路，返回到过去的价值，而是注视这堵墙壁，与之斗争，毫不畏惧地踏进在墙那边展现的未知的领域，以此证实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
《砂中的女人》是安部公房又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甫经出版，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获得日本第十四次读卖文学奖，而且于一九六八年获法国最佳外国文学奖，并被法国权威性杂志《读书》推荐为读者理想藏书之一。作品构筑起一个“极形而下的世俗语态和极形而上的超越意识”结合起来的叙述世界，在整体的超脱和虚化的氛围中，进行细节的具体缜密的写实，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
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他”即主人公、某学校教员仁木顺平，利用休假日外出采集昆虫标本，住宿在一处砂穴村落中。房东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第二天，“他”醒来发现，通往地面的绳梯已被人撤去，始知自己受了骗。此后，“他”虽有粮、水、烟、茶平均按时供给，却无行动的自由。“他”几次劝导那年轻的寡妇放弃这种无视自我存在的、为了苟活而终日挖砂不止的生活，却遭到她绝念而平静的拒绝：不可能。在与女人的肉体生活中，“他”获得过暂时的快乐，但逃跑之心不死。然而，几次行动都惨遭失败。后来在送已有身孕的女人去医院时，“他”得到了通往地面的绳梯，却已无心逃出。
显然，《砂中的女人》描写的便是这样一种存在的感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存在只不过如同砂堆中的一个小单位而已。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只是社会中的群众的一个成员而已。当人们为了某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共同奋斗时，我们作为社会中的大众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可是，这个社会目标一旦消失，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存在只不过是偶然被任意地抛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