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可是，这个社会目标一旦消失，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存在只不过是偶然被任意地抛掷进这个社会中的无数的砂粒般的群众之一。于是，“周围的现实都成了莫名其妙的东西，”“社会，乃至社会意识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人间，再也不是密切相关的可理解的存在，它已成为一种真相不明的怪物。由大众沦落为砂粒般的群众，这种状况使人们感到茫然无措，以至于因不理解周围的现实而陷入焦虑之中；同时也以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粒而滋生出难以排遣的孤独感。安部公房非常敏感地体察着上述状况的出现，在《砂中的女人》中准确地反映了出来。”的确，砂子是不适于生存的。然而，定居是否就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呢？不正是由于人们固执地定居一处，才开始了那种讨厌的竞争吗？假如大家都不定居下来，象砂子一样随遇而安，也就不会有竞争。如今沙漠中也有花在开，也有昆虫、动物居住，它们都是凭借其强大的适应能力逃出竞争圈外的生物。”
在主人公“他”的心目中，沙漠是与要求人们固定的现实社会完全对立的自由空间形象，“沙漠就象我们的社会”。砂穴生活变成现实生活的形象化抽象。令人揣摩不透的日常现象被作者描写为不毛之地，而人的生息则成为在其中反复着的无意义的单调的行为。我们知道，现实矛盾反映在人的意识中，往往表现为现实的祈求与无法摆脱现实约束的矛盾。《砂中的女人》的主人公超越了日常现实社会却又回到了现实之中。作品的副标题“没有惩罚便没有逃脱的乐趣”，是对“他”最终留居砂穴的说明，同时也是对他以前没能超越现实社会的说明。孤独原本是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必须正视它，从中寻求生存的依据，如此才有意义。安部公房在随笔 《纽约与莫斯科》中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人不应该从孤独中逃脱。必要的不是从孤独恢复正常，而是把它看作必然之物主动接受，并在孤独中探索未知的新的途径的精神。”对生活在沙漠般荒谬的现实中，丧失自我个性，失去生存的意义，孤立无援，整日为恐惧、焦虑、沮丧与绝望所困扰的现代社会中的人类说，安部公房的思想无疑能给他们一丝虽属虚幻，但却有效的安慰。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其主题是“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正是在世界文坛反核浪潮高涨的背景下，安部公房于同年十一月发表了小说《方舟樱花号》，旋即引起轰动，被誉为“一座大型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安部文学的高峰之作”。这部作品是作者用相当幽默的笔调写成的，其中的人物平凡得近乎平庸，却又从滑稽可笑中透出一丝悲凉。
安部公房借用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虚构了一个用现代科技成果建成的核战争掩蔽壕——海边的废石矿。主人公“我”在这个有无数个大小石洞的巨大废矿里，依靠偷来的物品和电力做了改建，把这座洞洞相连，神秘莫测的的巨大的废石矿建成了随时可以与外部世界隔绝，以在核爆炸中获得生存的现代方舟。方舟建成后，光靠一个人是不能航海的。于是，“我”招募了三名船员——卖由布凯恰的虫贩子，被叫做“樱花”的一男一女。然而，这三个人的闯入，打破了方舟的平静。他们置核战争于不顾，只是相互猜忌，争夺权利，在女人身上争风吃醋。后来，由猪突 （“我”的生物学上的父亲）领导的“扫帚队”老人集团和叫“猪肉火锅”这一奇怪名字的少年集团也闯入方舟，猎取被他们追得鸟兽散的女中学生们，似乎要在核爆炸后全球唯一安全的方舟中繁衍人类。方舟的存亡迫在眉睫，“我”万分恐怖。最后，“我”只好放弃苦心经营的方舟，引爆炸药，谎称发生了核爆炸，逃出方舟，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部小说中发表过这么一个看法：“人是唯一使毁灭得以发生的存在……毁灭本质上是人的事情，正是人通过地震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城市，通过风暴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船只。”《方舟樱花号》正是表现了这一深刻的思想：人在陌生环境里的威胁感与压迫感来自人本身。二次大战以后，核恐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使安部公房深深地体验到人的孤独与渺小。他便开始在文学作品里借助怪异荒诞的东西来分解日常生活现象，表现那些令人不安的动荡与残酷。安部公房把对世界未来的不可测和对社会的失望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形象化为一种哲学层次上的痛苦，即威胁感和压迫感。它们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没有。而这种威胁感和压迫感又更多地体现着社会的深刻危机，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窒息着每个个体的存在，这种状况正如“我”（鼹鼠）所说：“核战争在开始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小说中的男女樱花形象是一对耐人寻味的伙伴，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就是他们，安部公房把方舟的名字也叫做“樱花”。樱花，原是日本的象征，在小说中有买卖促进员之意，就是围在商贩子的柜台前，竭力夸耀货主的物品之好，以各种手段诱使顾客上当。“樱花”这一职业，便是明知道是谎言，却要维护和赞美谎言，并靠谎言生活下去。小说中的这一对伙伴，关系暖昧，象路人般的夫妻，又如夫妻般的路人，友好亲密，却又相互拆台，背地里都称对方患了癌症，只能活半年。这中间是有一人撒谎，还是二人都撒谎？抑或他们讲的是真话，两人都得了癌症？临末了还是个谜。比较而言，男“樱花”是一个更具荒谬意义的英雄，当“我”引爆了炸药，谎称发生了核爆炸要逃出方舟时，劝他和女“樱花”一起逃出被“扫帚队”占领的方舟，并告诉他核爆炸是谎言，留在黑暗的没有出口的方舟——废石矿中是毫无意义的时候，男“樱花”却表现出超人的镇静，毅然留在了方舟里，维持谎言下的生活。在荒谬之中顽强地生存下去的勇气是感人至深的，这一行为告诉人们，谎言自有其虚无之处，但它的美丽却足以鼓励人们为之奋斗终身，死不改悔。
以小说“勘探”存在
——昆德拉的作品
米兰·昆德拉是著名的捷克流亡作家，被认为是“欧美最杰出的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他“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昆德拉承袭着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一直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对“存在”投以强烈的关注，并以小说的形式执着地勘探人的生命世界。他的作品拥有深邃的哲学沉思，新颖的结构方式和幽默调侃的笔调等艺术特征，在众多的苏联东欧流亡作家中脱颖而出，而被多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式候选人。
昆德拉一九二九年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父亲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曾任布尔诺音乐学院的院长，这一点对昆德拉所具备的良好的音乐素养有着深刻的影响，作家后来曾回忆道：“直到我二十五岁时，音乐一直比文学直加吸引我。”昆德拉年轻的时候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和电影。他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担任教授时，曾经倡导过捷克新潮电影的探索。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后，昆德拉受到批判，被解除了大学的教职，他的作品也横遭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昆德拉与他的妻子维娜一起移居法国。由于他文学声誉日益增高，后来被特别授予法国公民权。他的小说多次获得国际性的文学奖，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
昆德拉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长篇小说《玩笑》（1968）、《生活在别处》（1973）、《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笑忘录）（1976）、《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不朽》（1990）等。
昆德拉的艺术追求是“揭示未知的喜剧性领域”，而构成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因素使是生活的荒诞性，生命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分裂和异化。读者透过作家不无戏谑的语言表层，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悲剧感。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便是上述艺术追求的体现，以荒诞的形式表述了一个严肃的主题——历史的偶然与生存的荒谬。
《玩笑》描写的是这样一则故事；主人公卢德维克原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学生会的干事。他所热爱的姑娘玛格塔假期参加政治学习集训，政治热情高涨的她对他的爱有点儿不太在乎。于是，卢德维克有意在与这个天真、严肃、把一切都看得十分严重的姑娘开一个玩笑，就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了三句话：“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的空气发出恶臭，托洛斯基万岁！”结果，他开的这个玩笑不但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得到他人的欣赏，反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受到组织的讯问，他所有的朋友和同学都轻而易举地举手表决，一致赞同开除他的党籍学籍。随后，卢德维克被送进了军队里的劳改营服刑。十五年以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人的妻子海伦娜，为了复仇，他处心积虑地勾引她。等到他如愿以偿时，他方才知道那个整他的人早已另有新欢，搭上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姑娘，内心里巴不得将自己的妻子转让出去。卢德维克最初想以玩笑进行复仇，结果却钻进了一个更大的玩笑的圈套之中。这种哭笑不得的尴尬以“黑色幽默”向我们昭示了人的存在之虚妄。
历史生活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完整、悠远和广阔，以及重要的政治意义进入昆德拉的作品的，在他的笔下，历史只是作为审视人类存在，揭示人的存在境况的一个维度，才得到描写的。与一般的写实主义作家不同，昆德拉注重的是特定的历史生活哪些构成了人对自己存在的特殊体验，它是如何渗透进历史的长河的过程，而人的天性的显露与潜在的特点与历史拥有怎样的一种相互关系。昆德拉在 《玩笑》的前言中写道：“《玩笑》的情节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不只是情节，它的 ‘哲学’亦如此：人，陷入一个玩笑的圈套，来自外部的灾祸使他蒙受痛苦，这是可笑的。他的悲剧实际上是在于玩笑已经剥夺了他成为悲剧的权力。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昆德拉接下去又说：“历史的悖论与生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性：海伦娜陷入了卢德维克为他设的圈套；卢德维克和其余的人又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们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认识到历史是如此乖戾地嘲弄人，昆德拉以一种审慎而清醒的目光打量着人与历史的的关系，对存在之继发出追问。
卢德维克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在于，他原本希望成为一幕悲剧的导演，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地成了那一幕悲剧的主要演员。当他开始勾引海伦娜，蓄意把她“当作一块石头向过去砸去”的时候，他的初衷是想羞辱那个迫害他的人。但是，他采用的手段与方式是与迫害者如出一辙的，他用玩笑摧毁了海伦娜的真诚，对无辜者发泄了恶意，却丝毫没有损伤自己的报复对象，这种徒劳正是那不可预知的命运发出的嘲笑。倘若将这一个尴尬的结局看作是命运的话，这命运是会让人陷入更为深沉的思考的。往事如同过眼烟云，卢德维克的青春与憧憬早已永远成为过去。十五年后，他所面对的已是另一个别人，另一个自己，拨开遗忘的厚尘，回忆过去，仿佛是历史在漫不经心地与人做了一场游戏。玩笑罩住了他一生的命运，并罩住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命运。个人与历史被紧密地粘连在了一起。只要开头有了一个玩笑，就会衍生出下一个玩笑，一连串的玩笑。昆德拉力图表现出社会本质的荒诞性：人们在怀里揣起虚幻的愿望，在生活中荡秋千，竭力想荡到命运的高处，末了却发现自己依然，也只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正是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可笑。昆德拉的小说也大多以此为名，如《可笑的爱情》，《笑忘录》和《玩笑》等。
昆德拉本人曾竭力声称《玩笑》不是一部政治揭露小说，而是一则爱情故事，而编织着这一则故事的便是爱与恨的矛盾与统一：卢德维克“把他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所有的恨集中于一个爱的行动。”它再现了昆德拉作品中一贯回响的主旋律——关于灵与肉分裂的忧郁的二重奏。作品中有两段情欲描写感人至深，其一是在劳改营中，卢德维克认识了附近工厂的女工露西，他觉得他纯洁无邪，狂热地爱上了她，渴望占有她的肉体。但当他无法忍受与露西的长期离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区与她单独幽会时，露西却拒绝给她肉体之爱。多年后，卢德维克才从一位朋友处得知露西的辛酸经历，她曾被一群不良少年轮奸。她长期保持在心底里的贞洁的形象与真实的露西是那样不同，爱情的幻想与回忆在此刻间显出了它的苍白空虚。其二是卢德维克回到家乡，在那里与女记者海伦娜的约会作爱，其目的只是为了报复海伦娜的丈夫，羞辱这个过去也参与了对他的迫害的人物。但是，海伦娜却真诚地爱上了他，因忍受不了他的不辞而别，竟然服药自杀。尽管他吞下去的只是泻药，却令卢德维克虚惊了一场。实际上，卢德维克的报复根本伤害不了海伦娜的丈夫，后者与妻子的感情早已破裂，而且又有了一个更年轻漂亮的情人。报复的失败只是使卢德维克诅丧地认识到：他又落进了历史所设下的玩笑的圈套。“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昆德拉在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出了诘难，接下去又说道：“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是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