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饶恕的罪人。可现在他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既然已经挑起了这副重担，就只有死心塌地全力以赴了。
宋培公认为他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宽慰道：“放心吧，我看出不了什么大事。要知道美国的反恐怖技术和安全警卫可称得上世界一流的。”
罗新华不屑地弹了弹烟灰：“他们连自己的总统都保护不好，别指望给咱们打保票。”
宋培公笑着问：“听说你是在美国长大的？”
罗新华点点头，没吭声。
“你觉得美国怎么样？”
“不怎么样。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孙子。”
“家里还有什么人？”
罗新华苦笑一下：“离开时还有个老父亲，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显然不愿谈自己的身世和早已逝去的往事，把话题又拽回到现实：“你跟了句号首长’多年，你说他为什么非要访问美国？说心里话，我对这事就想不通。”
“你怎么连这个还不明白？”宋培公极其严肃认真地解释道：“其实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好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先进设备、金融资产、管理方式，都可以吸引来为我们所用，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
罗新华有些迷惘不解地：“那，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搞资本主义？”
宋培公神情郑重地纠正道：“不，不能这么说，我们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谁讲的？”
“就是句号首长’。不久前，他在三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就这样讲了，几百名代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去美国的事他也讲了吗？”
“可能讲了吧，不清楚，因为我没参加会议。”
罗新华想了想，试探地问：“听说政治局也有人不同意‘1号首长’访问美国，是有这回事吗？”
宋培公含含糊糊地搪塞道：“可能吧。”
罗新华紧追一句：“为什么？是担心安全？还是反对引进？”
宋培公横了他一眼：“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罗新华郑重而坦诚地说：“我想知道哪些人拥护，哪些人反对。”
宋培公打趣地笑道：“你呀，真是满脑子阶级斗争。”他随即又收敛笑容正色道：“党内的事不用你管，你也管不了，还是多想想‘山姆大叔’吧。”
这时，一辆乳白色的上海牌轿车驶到楼门前停住。身材矮瘦的王枫夹着那只棕色牛皮包跨出车门。
宋培公和罗新华忙迎上去。
王枫先询问了一下特警人员的挑选和训练情况，随后告诉他俩：“李·乔治寄来的那份‘刺杀迪姆虎计划’他已电传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美方对此深表感谢，答应尽快侦破此案，缉捕凶手。同时布热津斯基还向中国政府通报了一个情况：由于中国代表团的赴美访问，苏联已单方面决定取消勃列日涅夫原定今年三月的访美计划和无限期推迟美苏两国首脑第五轮限制核武器谈判。如果美国想改变苏方的这一决定，必须降低对中国代表团的迎接规格。”
宋培公讥讽地笑道：“‘北极熊’也太缺乏涵养了，竟然公开向‘山姆大叔’施加压力。”
罗新华问：“卡特是什么态度？”
王枫干瘦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兴奋：“布热津斯基说，总统让他转告中国政府：他和美国人民将用最隆重的礼仪欢迎中国客人的到来。”
宋培公称赞道：“卡特老头还真算有骨气。”
罗新华不以为然地笑笑：“什么骨气，他还不是为自己捞选票。”
“政治家嘛，你总不能要求他像雷锋。”王枫把皮包往台阶上一扔，顺势坐在上面，接着说：“另外我们刚得到一个情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武官阿瑟·海因霍和他的妻子昨天在德黑兰被暗杀。是什么人干的，有什么背景，尚不清楚。”
罗新华警觉地问：“你认为这件事会和我们的任务有关？”
王枫若有所思地说：“那倒不一定，不过它提醒我们要盯住中东。近几年那里很热闹，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垄断这座世界油库，走马换将，明争暗斗，在那里扶植了许多政治势力和恐怖组织，据说那个什么美国革命共产党每年都能从中东得到一大笔经费。谁给的？当然不会是巴列维国王。现在，美国的外交武官又被谋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宋培公分析道：“可能又是圣战组织干的。如今他们把美国人都当成魔鬼，恨不得统统抓来煮了吃。”
“恐怕没那么简单。”王枫望着罗新华问：“我送给你的材料都看完了？”
罗新华点点头。
“怎么样？够刺激吧？”
罗新华似乎想起什么：“那份‘刺杀迪姆虎计划’不是李·乔治寄给我们的。”
王枫颇感兴趣：“哦，谈谈你的看法。”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华盛顿交通咨询中心的记录，李·乔治是1月13日凌晨在华盛顿郊外7号公路翻车身亡的，可我们收到的信封上的邮戳发信期却是五月15日下午4时。也就是说，这封信是李·乔治被烧死两天后才寄出的。”
宋培公对此提出质疑：“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邮局给耽误了？”
罗新华肯定地：“绝对不会。按照美国法律，邮局在收到信件四小时内必须发出，否则将受到寄信人的起诉。”
王枫也有些将信将疑：“你是说李·乔治的报警信是别人寄给我们的？”
“对！”罗新华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我已让技术处作过鉴定，短信和信封上的字迹不是一个人的。”
宋培公皱皱眉：“那会是谁的呢？这个人为什么要冒充阿龙呢？”
王枫解释道：“据王东升同志介绍：阿龙并不是李·乔治的名字，而是老王给他起的代号，别人是绝不会知道的。何况李·乔治在华盛顿并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结婚。”
罗新华深深吸了口烟，接话道：“我又找王东升同志了解了一下，李·乔治虽然没结婚，但在华盛顿有一个未婚妻，好像叫休丽莎或者叫欧安娜，是他大学时的同学，在一家女子健美艺术馆当教练，我估计这件事同这个女人有关。”
宋培公道：“这好办，王东升同志是这次访美代表团的随团记者，将随我们一同返回华盛顿，到时候让他找那个休丽莎或者欧安娜问问就是了。”
王枫忽然轻轻叹口气：“你们还不知道吧？老王去不成了，昨天晚上他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骑车人撞断了腿，现在正躺在医院里。”
罗新华一怔：“哦，伤势严重吗？”
王枫说：“还好，只是小腿骨轻度断裂，但十天半月也下不了床。”
罗新华婉惜地咂咂嘴：“真不巧，不然他还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王枫两眼盯着操场上几名格斗的特警队员，沉思了片刻，扭脸望着罗新华用征询的语气说：“是不是把这个情况也通知美方，请他们协助寻找一下寄信人。”
罗新华断然摇摇头：“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几个‘为什么’没弄明白。”罗新华走开几步，把夹着的烟头扔进角落里的垃圾桶，返回来接着说：“这个寄信人为什么不把这件生死攸关的事向美国政府报告？为什么在李·乔治死后两天才寄出这封信？李·乔治为什么在信中反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美国人’？他这绝不单指恐怖分子，而是给我们的一种暗示，一种信号。”
王枫听罢若有所思，似有所悟：“难道在美国革命共产党背后还有什么人？”
罗新华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很有可能。”
宋培公拍了拍脑门：“复杂，美国的事真他妈的复杂。”
王枫双手抱膝，扬头长吁一声：“这样看来，就是再有三个李·乔治也必死无疑。”
一个烫了短发，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女公安”从楼内奔出来，由于她的脚步急促，臀部有些夸张地扭动着。在1979年的初春，这副打扮在社会上已经算是很新潮了。罗新华忍不住笑道：“瞧，‘1号首长’还没有‘开放引进’呢，我们这里已经有人美国化了。”
宋培公也望着来人附和道：“这就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吧。”
女公安走到王枫近前，低声禀报：“首长，赵部长请您接电话。”
王枫起身，拎了文件包走进大楼，不一刻便匆匆返回来，朝罗新华和宋培公挥挥手：“快跟我走。”
罗新华不解地问：“去哪？”
王枫边急步跨下台阶边说“西山十五号楼。叶帅要听取安全小组的汇报。”
宋培公走了几步又扭头冲罗新华叮嘱道：“老兄，到了西山你可不要乱打听谁是拥护派，谁是反对派。”
罗新华笑笑：“你说的对，党内的事我不管，也管不了。”
第七章
1
1月26日凌晨4时。华盛顿。兰利大楼
一阵急促的铃声把特纳从睡梦中惊醒。他像飞行员被弹出驾驶舱，“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赤脚奔到宽大的办公桌前，抓起仍在响着的电话：“喂，我是特纳。”
“老板，海因霍已经回来了。”
“好，我马上去。”他放下话筒，困意顿消。瞧瞧摆在案头的石英钟，已是凌晨4时15分。也就是说他在沙发上已睡了三个多小时。他本来想躺下休息一会儿，所以连台灯都没关，没想到竟稀里糊涂睡着了。他妈的，看来自己确实是老了。难怪布热津斯基当初反对他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曾以此为依据，公开说一个60岁的老人也许能当一名海军司令，但绝不能胜任中情局长。当时他已61岁，对总统安全顾问的这种蔑视他很气愤。不错，他是超过了60岁，可那又怎么样，他仍健壮得像条公牛。可仅仅上任一年多，他便越来越感到自己这条公牛已今非昔比，力不从心了。疲倦、健忘、烦躁、犹豫，这些老年人的症状时常像恶魔一样缠绕着他。有几次他都想向国会递交辞呈，但强烈的自尊心和权力欲又很快吞噬了这些念头。作为一名军人，他很崇尚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不战而退，是军人的耻辱。他是斯巴达克斯，而不是胆小的奴隶，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角斗场上，而绝不允许自己举着双手退下去。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怯懦和悲观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击败这个“敌人”，他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顽强的拼搏。尽管医生们一再呼吁60岁以上的老人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他每天仍坚持长跑五公里。尽管美国交通法规不允许60岁以上的老人单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他每天早晚仍坚持亲自驾车上下班，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奔驰在兰利和华盛顿之间的九号高速公路上。他上任不久便下令撤掉了办公室套间内的软床和走廊中的所有座椅，他要求自己和每一个部下，一旦跨进兰利大楼就只有工作，而不是休息。他经常在假日中召集紧急会议；他经常出人意外地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他也经常不回家，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他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每一份批件，决定每一项行动。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老蜘蛛盘踞在兰利大楼的中心，不知疲倦，呕心沥血地编织着一张庞大复杂的丝网。
今天他又没有回家。他在等候迎接可怜的阿瑟·海因霍。
他重新返回沙发旁，找到脱落的皮鞋套在脚上，又整了整有些散乱的头发，精神抖搂地跨出房门。在走廊和电梯上，他遇到几位值夜班的下属。
“老板，早上好！”每个人都恭敬地向他致以问候。
他或点头微笑或报以同样的问候。在兰利大楼内人们一律把中央情报局总部称为“公司”，把局长称为“老板”。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艾伦·杜勒斯定下的规矩。特纳不明白被称为“情报局之父”的杜勒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表示同下属的亲密关系，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仅仅是一种个人兴趣。但不管怎么样，特纳对这种沿袭了几十年的称呼却很喜欢，他觉得自已被部下称为“老板”既亲切，又很准确——他干的这一行就是天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
仅用了两分钟，特纳便从兰利大楼八层的局长办公室来到了五层的生物化验室。摆满各种器皿的屋内弥漫着一片浓烈的福尔马林药水的气味。阿瑟·海因霍和妻子贝丝·多丽娜分别赤身躺在两架带回槽的瓷面解剖台上，由于及时进行了防腐处理，尸体保存的很好。但两个人的样子却截然不同：海因霍怒睁双目，舌尖外吐，极度扭曲的面孔显得恐惧而痛苦。在他的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红印，宽厚多毛的胸部布满被利器切割的伤口和被烟头烫灼的疤痕，十根手指也全被砸烂，血肉模糊，白骨外露，令人惨不忍睹。躺在一旁的多丽娅却仿佛熟睡了一般安详自然，金黄的卷发托映着一张娇丽的面容。也许她刚刚从舞会上归来，也许她打扮好正要同丈夫外出，白皙的脸腮扑了一层淡淡的香粉，长长的睫毛遮盖着微闭的双眼，丰满的嘴唇被唇膏精心涂染得鲜红艳丽，格外性感，两只耳朵上仍坠着硕大的蓝宝石耳环。她身材很高，至少有五英尺半，体态略有些发胖，洁白的皮肤像绸缎般光滑耀眼。
矮胖的化验室主任维塔利·贝特姆正在对外交官妻子的尸体进行检查。他让两个裹着白大褂的年轻助手把多丽娅双腿高高架起，然后伏下身，将自己肥大的脑袋埋在雪白的大腿间，用手指掰开阴唇仔细查看着。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扩张器和窥探镜，这蠢猪一定是个色情狂。
好一会，维塔利才直起身。
特纳用嘲讽的口吻问：“你看得那样细致，一定是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维塔利说：“是的，在多丽娅的阴道里有明显的划痕。”
特纳冷冷一笑：“她生前至少被三个男人强奸过。”
“不，这是被细小的物体所擦伤的。”他把短粗的右手伸到中情局长面前，“就是它。”
特纳看见在他的掌心有一块米粒大的白色物体，他即刻认出这是一种防腐蜡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