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是被细小的物体所擦伤的。”他把短粗的右手伸到中情局长面前，“就是它。”
特纳看见在他的掌心有一块米粒大的白色物体，他即刻认出这是一种防腐蜡丸的残骸。由此可以断定，海因霍在遇害前曾把密封好的情报塞进多丽娅的阴道，这是中情局的特工们多年来惯用的一种传递情报的手法。蠢货，女人的阴道是最隐秘，可也最危险。特别是像多丽娅这样漂亮的外交官妻子，任何男人在她的裸体前都会产生欲望和冲动，而一旦遭到性攻击她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贞操。老练的海因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特纳盯着年轻武官血迹斑斑的尸体，感到一阵痛惜和懊丧。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断，把思路引向相反的方向。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喜欢对一件事作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就像高明的调酒师可以把同样的酒调成不同的鸡尾酒，然后再品尝出最纯正的一种。他把目光又投向多丽娅雪白丰满的裸体：杀手们绝不会在折磨死海因霍后才轮奸多丽娅，他们不会有这份耐心——女人美丽的胴体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具有诱惑力。可如果他们发现并得到了所寻找的东西为什么还会如此残忍地拷打海因霍呢？那就只能有一种答案：情报还在海因霍手中。特纳脑海里蓦地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海因霍在杀手砸门的紧急关头突然瞥见妻子诱人的胴体，即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忙把情报从多丽娅的阴道中取出来藏到别的什么地方。慌乱中他用某种器具夹碎了密封情报的腊丸。对，很有这种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一名中情局的高级特工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那他能把情报藏在哪呢？特纳伏下身细细地察看着海因霍外吐的舌尖，扭头对维塔利吩咐道：“检查胃部和食管。”
维塔利从托盘中握起一把小巧的长柄手术刀，动作娴熟地把刀尖插进死者的喉咙，然后轻轻向下划去。锋利的刀刃像耕翻泥土的铁犁在褐色的皮肉上犁开一条深深的豁口，一堆污红复杂的内脏和浓烈的腥臭涌出腹腔。
特纳离开解剖台走到窗前，避开血淋淋的器官和令人作呕的气味，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吸着。
“找到了！”背后传来维塔利·贝特姆惊喜的喊声。
特纳忙转身，见化验室主任正用沾满污血的手指捏着一个黑色的物件。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卷微型录音带。
2
清晨7时30分。
当“公司”的男女“职员”通过道道哨卡走进各自办公室时，“老板”特纳却离开兰利大楼，开着自己那辆安有防弹玻璃和高频无线电话的卡迪拉克宽体轿车直奔华盛顿市区。
半个小时前，他听完海因霍带回来那卷微型录音带，立即拨通了布热津斯基家中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见总统。
“什么事？”布热津斯基口齿不清地问，显然他不是在刷牙就是在吃早餐。
“海因霍回来了。”
“哪个海因霍？”
“被谋杀的驻伊朗武官。”对方的健忘和冷漠使特纳很不快。
“哦，好吧。我会在今天的《每日简讯》中把这个消息报告总统。再见。”布热津斯基急于想挂断电话。《每日简讯》是由他每天组织编发的一种高度机密的文件，在白宫中只有五个人能看到这份文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本人。
“不，我想马上见到总统。”特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
“有这个必要吗？”安全顾问的语调中已露出明显的不悦。
“事关总统的安危和美利坚的荣誉。”他想了想，索性亮出底牌：“有人要在美国刺杀来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布热津斯基沉默稍许，总算答应了：“好吧，请你稍等，如果总统同意我会立即通知你。”
特纳刚吃罢一杯牛奶和两片三明治，安全顾问便打来电话，让他马上赶到白宫西侧的蓝厅。
轿车沿帕塔克森河边的便道行驶了几分钟，便拐上了9号高速公路。正是上班的高峰时间，公路上各种汽车像奔腾的洪水川流不息。特纳瞅准空子抢先冲上右边道，将车速加到一百迈。打年轻时他就喜欢开快车，只要握住方向盘他就不能容忍任何一辆汽车超过自己。他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也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同样肩负国家安全使命的布热津斯基对他总心怀戒意，颇无好感。一想到国家安全顾问那张阴沉干瘦的面孔，特纳心中就感到极不舒服。他在兰利大楼已经干了一年多，竟然没有单独见过一次总统。这在历届中情局长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就是布热津斯基在从中作梗，百般阻挠。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接近总统？又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满？作为在军界拼搏了几十年的海军上将，他以前从没与布热津斯基共过事，更无任何恩怨，当初如果不是得到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他也当不上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问题就在于他当上局长后对国家安全顾问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和恭敬，相反，却时常同这位顶头上司的指示和主张分庭抗礼，背道而驰。
1977年2月，卡特上任伊始，便面临着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就巴拿马运河问题重开谈判。在研讨对策的内阁会议上，布热津斯基坚持仍实行“以火灭火”的高压政策，加强巴拿马运河的美军防卫力量，以打击在这个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美势力。特纳却当即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主张采取“以水灭火”的绥靖策略。他曾以美国海军特种舰队司令官的身份在靠近巴拿马城的巴拿马运河南口驻守过三年，对运河两岸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他认为如果继续推行高压政策只能加剧巴拿马政府和民众的反抗情绪，巴拿马人很可能会像越南人那样发动游击战。而长达五十一英里的巴拿马运河到处是可怕的丛林地带，在这种地区先进的武器设备很难发挥应有的威力，尤其是水闸系统的脆弱性更为严重，只要对其任何一个部位的机械部件轻微损伤都可以迫使它停止运转，造成全线堵塞。要对付游击战，保证运河畅通，美国至少要向运河沿线再运送20万军队，即使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也不一定获得成功。
特纳的主张得到了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的赞同。
布热津斯基和他的支持者立即进行反驳。
双方辱枪舌剑，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轮到总统拍板了。他环顾全局，前思后想，竟然把筹码压在了特纳一方：决定废除1923年的美巴不平等条约，同巴拿马政府就运河问题签定一个互益互利、平等友好的新条约。出人预料的是，这个新条约上报国会后，竞一帆风顺获得通过。
这件事对特纳并算不得什么胜利和荣耀，但对布热津斯基来说却是跌了一个小小的面子。难道他会为这件小事耿耿于怀，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如果这样那这位堂堂的国家安全顾问就太有点小肚鸡肠了。特纳不愿这样想，却又总忍不住这样想。他希望自己的猜测仅仅是一个误解。他也明白布热津斯基这样做肯定得到总统的暗示和默许。别看总统在巴拿马问题上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但他和布热津斯基一样在骨子里对自己总怀有一种戒意和偏见，从未把自己这个中情局长看成是“总统班底”的成员。这并不奇怪，当初卡特入主白宫时提名任命的中情局长并不是特纳，而是蔡金·索伦森。此人1928年10月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他的父亲老索伦森和著名的肯尼迪家族是世交。1953年索伦森大学毕业后便成为当时国会中最年轻的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合作者。1962年肯尼迪击败对手约翰逊接任总统，组阁配班，论功行赏，被称为竞选班于中“特德”的索伦森当上了“总统特别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成为白宫和兰利大楼的核心人物。不料好景不长，数月后肯尼迪在达拉斯被谋杀，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弗兰克·G·威斯纳因涉嫌此案自杀身亡，副局长索伦森也被迫辞职，跑到纽约办了份《星期六评论》周刊，从此退出政界，销声匿迹。谁也没有料到，1976年圣诞节前一天，新总统入主白宫不满一星期，吉米·卡特突然向记者宣布：他将任命索伦森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决定不仅使舆论界哗然，也震动了国会山。参、众两院议员纷纷指责新总统的任命“是一项不明智的举措”，“将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按照美国法律，总统任命政府官员必须要先提交联邦参议院获得半数票通过。因执政党在参、众两院中大都占有多数席位，所以这条法律对总统的权力并没多少约束力。但这次却一反常规，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议员都激烈反对新总统的这项任命，有的议员还公开提出要重新调查索伦森在肯尼迪被杀案件中的涉嫌问题，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卡特无奈，只好收回成命，极不情愿地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杖交给了已退休的海军上将特纳。由立法机构否定总统的任命这不啻给卡特一个下马威，也使他丢掉了要控制中情局的幻想。特纳至今仍不明白，历来言行谨慎的卡特为何会如此器重声名狼藉的索伦森，竟然敢冒这般大的风险委以重任。当然，也许他们一直是合作伙伴，也许背后有什么交易。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卡特看中和信任的是索伦森而并非是他这个海军上将。尽管他上任后竭尽全力勤奋工作，也未能博得总统的赞许和好感。卡特从不单独召见中情局局长，也从不过问中情局的事，完全采取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特纳对此感到很恼火，但细细想来也很理解。中情局虽然是政府的情报机构，却时常干些危及政府声誉和安全的行动。“刺杀肯尼迪事件”、“谋杀约翰逊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这些不光彩的“事件”几乎都和中央情报局有说不清的瓜葛。特别是迫使尼克松垮台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查来查去，最后发现这件轰动世界的“丑闻”竟是中情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一手策划的。特纳查阅过有关这一事件的全部绝密档案，其中的内幕连他都感到震惊。多年来，中央情报局这只庞然怪兽不仅把触角伸向地球的每个角落，也伸进了美国的心脏——白宫。
“我潜入白宫的工作就是监视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以便到时候控制住他们。”霍华德·亨特在法庭受审时这样供认。他的公开职业是位多产作家，从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四十多部侦探小说，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中情局的一名老牌特工。据调查卷宗中记载，此人全名叫小埃弗雷特·霍华德·亨特。1918年10月9日生于纽约州的汉堡，是埃雷特·霍华德·亨特法官的独生子。1940年毕业于布朗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美国海军，由于他作战勇敢，待人礼貌，性格温和，言行谨慎，1943年被选人战略情报局，经过三年的系统训练，又调进中央情报局。他先后在巴黎、东京、维也纳和拉丁美洲逗留多年，曾任美国政策协调局驻墨西哥的负责人和驻蒙得维的亚情报站站长，亲自策划了成功的“暗杀特鲁希略案件”和失败的“刺杀卡斯特罗事件”。他在证词中解释道：“1968年，我在马德里完成了一项既棘手又十分扣人心弦的政治任务后，奉命调回国内。赫尔姆斯要求我以自由撰稿人和作家的身份进入白宫采访。”就在这种“采访”中，亨特用多达数百万美元的重金招募了一批愿意为美国秘密机构工作的斗士，其中既有尼克松总统最亲近的“特别顾问”，别号白宫“总管家”的查尔斯·W·科尔森，也有水门大厦的管道维修工伯纳德·巴克。科尔森在被捕后直言不讳地供认：“长期以来尼克松总统有意疏远赫尔姆斯，坚持不让中央情报局参加许多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这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选择是很简单的：或甘愿失去自己的权力，或渗人白宫窥探总统的动静。我深信，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他是赫尔姆斯派来监视并操纵尼克松的，是一旦可能就对尼克松进行讹诈的双重特务。”结果呢，尼克松被搞掉了，赫尔姆斯也下台了。既丢了美国总统的面子，也臭了中央情报局的名声，弄了个恶狗相争，两败俱伤。这一事件不仅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更令白宫的当权者们心惊胆战，忐忑不安，惟恐稍有不慎落入中情局的圈套，重蹈尼克松的覆辙。
继尼克松之后坐上总统宝座的卡特自然要铭记前任的教训，他既不想控制或惹恼中情局，更不想被中情局操纵和搞垮。尽管特纳是他海军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俩人完全可能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可他同新任中情局局长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关系。
纳特决心要改变这种关系，频频向总统发出“效忠”的信息，但却一直未能消除卡特的戒心和疑虑。今天他又一次要求面见总统，除了事情本身确实紧急重大，自然也有“效忠”的意思。对这一点他并不避讳，作为权力显赫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从上任第一天他就牢记并遵循中情局创始人艾伦·杜勒斯定下的两条铁的规则：一是不过问政治，忠于国家和总统。不管是‘民主党’的总统还是‘共和党’的总统，都忠心不二，尽职效力；二是坚决反对军事独裁和共产势力。正是基于这两条法规，他才如此急切地想见到总统。他希望这一次自己的愿望不要落空。
3
40分钟后，当特纳匆匆赶到白宫，走进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一侧的蓝厅时，他立刻明白：自己的“热情”又一次被冷落了。总统那把铺着黄缎垫的高背座椅空空地摆在壁炉前，宽旷的大厅中只坐着两个人：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哈理·泰伯森。
似乎为了消除中情局长的猜疑和不悦，布热津斯基没等特纳发问便站起身，一边同他握手一边笑着解释道：“非常抱歉，总统本来已答应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可不巧的很，伊朗大使扎赫迪紧急求见，他只好委托我和泰伯森先生在这里等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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