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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也是以宣传他的启蒙思想为目的的。不过，纵观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他并没有把哲理小说当他文学创作的正路，因为他生前是以史诗诗人和悲剧诗人著称的；受传统的文学观念影响，他也一直把史诗和悲剧作为他最主要的文学工作，而把他那些哲理小说当成了“小玩意”、“儿戏之作”。当他最初在夏德莱夫人的城堡里写了几篇哲理小说并向他的朋友们朗读时，那种短小精悍、哲理洋溢、意味隽永的内容和形式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当他的朋友们要求他付印时，他又再三拒绝了，认为不值得出版。也就是说，在他的创作中，他从来都没有把他的哲理小说当成回事，可以说，每一篇都是漫不经心之作。
然而，伏尔泰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兢兢业业写出来的史诗和悲剧在他死后不久就开始被人淡忘了；相反，他漫不经心写出来的哲理小说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迷住了一代代读者的心。
因为他没有把哲理小说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工作，所以，他的哲理小说留下来的并不多，总共才二十六篇，且还都是中短篇。他的哲理小说的创作基本上又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他在夏德莱夫人城堡中的那段日子，当时，他写出了《如此世界》、《梅农》、《小大人》、《查第格》等；第二个时期集中写作于他晚年所在的菲尔奈，主要有《老实人》、《天真汉》、《耶诺与高兰》、《白与黑》等。
《如此世界》又名《巴薄克所见的幻想》，是伏尔泰的第一篇哲理小说，在这个神话式的故事里，伏尔泰阐述了自己对法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
掌管天下的万国之神伊多里埃派遣聪明的大月氏人巴蒲克到柏塞波里斯城去作一番考察再回来向他报告，以便决定对这个城市是加以惩罚还是加以毁灭。巴蒲克进入这个城市后，看到了神庙基底铺满了死人，上流社会一片淫乱的男女关系，文武官职公开标卖，资产阶级包税人像“无冕之王”，剥削整个国家，教派斗争激烈，社会风气恶浊，舆论欺善怕恶，人与人尔虞我诈。看到这些现象，巴蒲克觉得应该“让这些蛀虫在大毁灭中送命。”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看到了许多“慷慨豪爽、仁爱侠义的行为”，尤其是看到这个城市高度的物质文明，他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可思议的人类，这许多卑鄙与高尚的性格，这许多罪恶与德行。”最后，他把最名贵的金属和最粗劣的泥土石子混合起来，塑成一个小小的人像，把他拿到神灵伊多里埃那里作汇报，并且向他说：“你是否因为这美丽的人像不是纯金打的或钻石雕的，就把它毁灭掉？”于是，神灵放弃了毁灭这个城市的念头，决定“让世界如此这般的下去”。他说：“即使不是一切皆善，一切还都过得去。”
小说中的柏塞波里斯城，影射的就是巴黎，小说所揭露出来的种种黑暗就是法国的现实。面对充满着败行和不义的现实，伏尔泰并没有想得出一个悲观厌世的结论。他认为世界并不是那样的坏，其中也有健康的因素；不能因为人类世界的某一部分是由坏蛋恶棍占据着，就因此惩罚全人类；不能因为泼盆里的脏水，就把孩子一同泼出去。这种思想，和他那种积极、乐观的启蒙精神是吻合一致的。
中篇小说《查第格》，阐明的是和《如此世界》同样的主题，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故事写的是古波斯巴比伦有一个名叫查第格的青年，他天生美貌英俊、聪颖过人且品性忧良、明哲保身，但是灾祸却总是降临到他的头上。例如，他的未婚妻被权贵抢走，为了保卫她，查第格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但未婚妻不久却背叛了他。他的种种行为获得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由于他有敏锐、细致的观察力，能从马蹄的痕迹上察觉国王御马的价值和优点，却因此付出罚款；他得到国王的信任和王后阿斯达丹的爱情后，又遭到谗言而大祸临头；他保护一个女人不被她男人杀害，但这位受难女人给他的奖励却是辱骂和侮辱。查第格无法了解这一切错综复杂的人间关系。他想：“我的学问、品行、勇气，从头到尾只替我惹祸招秧。”到头来，他真怀疑有什么残酷的命运在操纵一切，欺压善良。就在他艰难困苦的流亡中，国家开始动乱了。国王被杀，他靠自己的本领娶了阿斯达丹，最后被拥为国王。
这篇小说虽然伪托于古代，却仍是以古讽今。不过，这里面所隐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却是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的。在小说中，查第格当上了国王，成了一个开明君主。他以哲学家的方式治理国家，他的臣民都能感到法律的神圣，却感觉不到了爵位的压力。他允许言论自由，提倡信仰自由，反对教派成见和宗教狂热。“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国内的政治以公平仁爱为本。百姓都感谢查第格，查第格却是感谢上天”。由此可见，伏尔泰所表现的主要哲理，就是开明君主可以使不幸的世界得到幸福。
《小大人》中表现出的哲理主要是伏尔泰的哲学思想。与其它小说相比，《小大人》写得轻松机智，诙谐幽默，同时，伏尔泰丰富、奇妙的想象力在这篇作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米所莫扎是一个身高五十万英尺的天狼星人，他遇到一个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土星人，他们决定一起到太空散步。土星人刚结婚不久，他的新娘很不愿意在只过了短短二百年的蜜月之后就分别。土星人安慰她说不久他们就回来了。于是两个朋友跳上慧星的尾巴在星际中航行。最后他们到达一个被称作地球的小小尘埃上。
他们在地中海漫步，对他们来说，地中海不比一个小水坑大。碰巧他们遇到了一只船，上面载着一群从南极考查归来的哲学家。可是在他们眼中，船又简直太小了，不用放大镜就没法看见它。天狼星人把这只船从海里舀出来，放在他的指头上细致观察。反复观察之后，他很惊奇地发现里面有一些活的小动物。这些小动物告诉他，他们是具有不朽灵魂的人类，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听到这些话，巨人由惊奇开始感到好笑。不过当这两个巨人继续与一个小哲学家 （洛克的门徒）进行交谈时，他们发现这个小动物还是蛮招人喜欢的，他的哲学主张使他们大感兴趣。不幸的是另一个戴着方帽子，身穿长袍的小个子学者 （僧侣）打断了哲学家的谈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位天外来客，宣称，他和他的世界、他的恒星、行星和太阳都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出来的。巨人听后捧腹狂笑，前仰后合，随后，天狼星人把手指上的小船塞进了土星人的裤袋里。土星人又把船从裤袋里拿出来放回海里，与他的同伴踏上了归途。不过，临走时，他们答应要解答关于神秘的万物本质问题，但是在送给巴黎科学院的一本书中，却纯粹是空白的纸张。
空白纸张的隐喻表现的是伏尔泰的思想。他认为，万物的本质尚待揭晓，而这一问题，只有依靠人们自己来解决。同时全书宣传了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主张，并且以天外来客的巨大和与他们映衬之下的人类的渺小讽喻了教会的浅薄、神学的无知。
《天真汉》与其它哲理小说有所不同，它不是通过半神话的故事或伪托于古代，而是把故事安排在了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它不是通过影射和旁敲侧击，而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直率的指责和批判。
天真汉是一个法国血统的青年，从小在加拿大未开化的部族中长大，养成了“很天真的想说什么说什么，想作什么作什么”的习惯。可是，来到法国之后，他的这种纯朴的思想习惯和周围的社会习俗、宗教偏见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天真地按圣经行事，却偏偏引起了惊世骇俗的后果。他以为恋爱是自己的事情，但别人却告诫他必须通过双方的家长，而且与圣·伊佛（曾经主持过他洗礼的教母）结婚在当时又被认为是天大的罪过，必须得到教皇或国王的开恩才行。在去凡尔塞宫请求国王开恩的路上，天真汉由于与几个新教徒非议了教会，被人告密进了巴士底狱。入狱后，他的叔叔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他却四处碰壁，圣·伊佛为了营救他却牺牲了自己的贞操。反反复复的教训甚至使天真汉对那本圣经也产生了怀疑，他总结说：“我每天都发觉，那本书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叫人做的，大家倒一件没做。”问题自然不在天真汉对圣经特别认真，而在于社会口头上的仁义道德与实际上的男盗女娼的惊人的矛盾。
《天真汉》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伏尔泰有感而发的产物，因为在此之前，他已与卢梭就“自然人”与“文明社会”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论战。伏尔泰也把论战的内容带到了这篇小说中。所以，管理伏尔泰非常欣赏天真汉德性的纯朴，人性的自然，但他并不像卢梭那样结论是返朴归真，他认为“纯朴的人”应该“文明化”。因此，他在安排天真汉进了监狱之后，又安排了天真汉在狱中接受了别人的开导，他博览群书，了解了科学和最新的哲学体系。于是，心灵受到陶冶、心智受到启迪、目光变得冷静，具有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当他受到许多启迪、目光变得冷静，具有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当他受到许多教益后说道：“我几乎要相信能脱胎换骨了，因为我从野兽变成了人。”伏尔泰就是用这样一种形象化的方式否定了卢梭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伏尔泰的几篇小说进行了一番扫描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若按流行的小说作法衡量他的作品常常会觉得它们不合小产规范。比如，一般来说，作为小说要有完整的事故情节，要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且这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多侧面的。伴随着事件的发展，人物性格还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在伏尔泰的小说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小说原则的体现。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是围绕着主人公旅游式的冒险经历展开的，其他人物则成了主人公观察、交谈、斗争的对象。这些人物完成了与主人公的接触之后就一个个消失了。往往一篇小说中除主人公之外会出现众多的人物，但他们的每一次出现仅仅是为了与主人公共同创一个小故事。于是，在作品中，没有一个完整的从纵向上延伸的大故事，而只有一些在横向上展开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零零碎碎就象一颗颗散乱的珍珠，主人公的活动仿佛就是一条线。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种穿缀的结果。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也就是作者着意刻画描摹的人物。为了把这个人物塑造成功，作者总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以便能让他在作品中活脱脱地站起来。但是，在伏尔泰的小说中，作者似乎并没有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下很大功夫，他们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化了，他们的性格往往都是单一的性格。比如《天真汉》就是表现主人公的天真，《老实人》说的就是主人公的老实。既然主人公的性格一开始就已定型，而且在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变化，那么剩下的就是描写这种性格的人物在生活中的遭际。因此，人物的描写最终又让位给了事件的描写。
伏尔泰为什么要这样经营他的小说呢？这是不是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缺陷呢？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主人公并不是他要讽刺的对象，但往往是一种喜剧式的人物。通过这种喜剧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形成了一幅夸张的漫画，于是滑稽出现了。在滑稽中，伏尔泰找到了他的讽刺对象，也达到了讽刺所能产生的效果。由于主人公本身的喜剧性，所以他们也就更适合塑造成一种单一性格的人物。这也就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讲到的“扁平人物”。因为定型化的性格更便于作者展开一系的喜剧冲突，把真正的滑稽暴露出来。试想，如果伏尔泰把查第格塑造成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人物，性格丰富、感情深沉，每做一件事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这样一来人物形象倒是鲜明了、生动了，但是作者与此同时也就丧失了讽刺的机会和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哲理小说的特点，在当时，伏尔泰选择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是现实的需要。因为怎样把自己的理想、理论通俗易懂地表现出来，并能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这就决定了他在写作小说时不可能主要去考虑性格的丰富性、事件的具体性、艺术的完整性。再则，从哲理小说本身来说，这种形式也决定了小说只能是一种概念的形象化阐释，人物只能是一种哲理符号。既然如此，如果让哲理小说承担别种类型小说的任务，那么，这种要求就有点过分了。
排除了这些偏见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下一个公正的判断了。实际上，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成就是很高的。与同时代的哲理小说相比，它们不仅风格独特，就是与后代人的哲理小说相比亦毫不逊色。那么为什么伏尔泰漫不经心的耕作会结出这么丰硕的果实呢？
看来，似乎首先得归结于他的漫不经心。其实，漫不经心并不是敷衍了事、粗心大意的同义词，它实际上是创作过程中的自由境界。当伏尔泰创作悲剧或史诗时，因为有一个明显的规矩在那儿摆着，所以他就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自然，舞姿也就谈不上优美了；当他创作哲理小说时，他的心中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他可以信马由僵、自由驰骋，他可以嘻笑怒骂、随心所欲——这正是一种创作的最佳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心里首先放松了。另一方面，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