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伏尔泰眼里，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文明的、合理的、合乎道德的、对于中国的圣人孔子，他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在孔子以及孔子所影响下的中国人的信仰里，他发现了与他的“自然神论”完全吻合一致的“自然宗教”。
人们往往喜欢用这样一则有趣的对比来区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当遇到大危大难时，西方人会脱口而出：“上帝啊！”而中国人则是不住地叫喊：“天哪！天哪！”由此而得出了西方敬奉上帝中国人敬奉苍天的结论。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并没有一个君临一切俯视万物的人格神 （如上帝），有的则是对大自然中能够引起人们敬畏的东西的崇拜（如天、地、大江大河等等）。另一方面，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说，又把人们引向了世俗人伦的亲情崇拜中 （如祖先）。对此，中国美学家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这样说道：“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一伦理的社会人生中。”在许多时候，对上苍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又非常巧妙地揉合到了一起，后者淡化了前者的恐惧因素，增添了一种世俗情调；前者又强化了后者的虔诚心理，具有了一种准宗教化色彩。
基于他的自然神论，基于他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伏尔泰形成了他对中国宗教的看法：由于中国人只是崇拜云天，所以那便是他们的神；由于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所以他很能接受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所以它被称为自然宗教；由于他认为孔子的道德至善至美，而道德的至善至美就是公正，所以孔子被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自然宗教的创始者；由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并且认为孔子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所以自然宗教被他称为是哲学家的宗教。
由此我们看出了伏尔泰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迷恋自我——崇拜孔子——自然宗教——哲学家的宗教。
既然“自然宗教”是“哲学家的宗教”，既然“自然哲学”就是关于道德的学说，那么伏尔泰一心一意地称赞孔子、痴心难泯地向往中国也就毫不奇怪了。所以，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宗教没有被宗教的狂热所玷污，这就是中国圣人的宗教。”“崇拜上天和实际的公正——这是中国学者的唯一宗教。”我确信，在所有的宗教中自然神论是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它在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自然神论是迷信的敌人，人民不了解这一点，而只有哲学家们才承认，只有在中国，它被当作供奉的神灵。”伏尔泰指出在“哲学的宗教”占主要地位的国家里，宣传天主教是荒诞的，因为“哲学家的宗教是最朴素、明智、庄重、摆脱迷信和野蛮、获得自由的哲学。”他读完了儒家经典著作的译本后这样写道：“我认真读完他（指孔子）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一种唯一纯洁的道德。”
当伟人拜倒在圣人和圣人的国家的脚下之后，我们必须指出，伏尔泰对中国和孔夫子的热爱，一方面是他思想理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他笔下的那个崇尚道德、奉行法律、贤臣良吏的中国只不过是伏尔泰的理想王国而已。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虽然伏尔泰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的康乾盛世，之后的雍正皇帝还算开明，但是，那个时代同样埋藏着封建专制的罪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法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所造成的文字狱，是多么骇人听闻又惨绝人寰！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启蒙脑子中的理想国度的距离又相去甚远。而伏尔泰只不过是根据第二材料，再加上道听途说以及二千多年的孔子的主张，以他那作为文人所固有的激情和想象，虚构出了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而已。
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伏尔泰对中国的介绍赞美有多大失误和偏差，都是在当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蒙效果，因为在当时，不仅是伏尔泰，而且可以说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充满了美善、又遍布着丑恶的中国。
十分有趣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利用中国的道德为他们的启蒙呐喊助威；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当中国的思想家也面临着一个启蒙的任务时，他们却是借助了西方文明，而毫不留情地抨击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和吃人礼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流通是富有意义的，但往往又是各取所需的。
二、道德的胜利 文明的凯旋
有关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的先秦典籍《春秋》、《左传》、《国语》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元代著名戏剧家纪君祥抓住了搜孤救孤这一悲剧核心，在依据史实的前提下，把它演义成了《赵氏孤儿》。这出悲剧主要展示了春秋时代晋国奸佞屠岸贾对忠耿老臣赵盾由忌恨到多次陷害，最后诛杀赵氏满门三百口的事故。主要描写了赵氏孤儿被程婴用药箱偷出府后，公主自杀、门将韩厥放走程婴后也自杀、公孙杵臼舍命、程婴舍子等一系烈壮举，以及屠岸贾为斩草除根对孤儿穷追不舍的一系列悲剧冲突。 《赵氏孤儿》因其搜孤的惨无人道、救孤的悲壮崇高而成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的佼佼者。
伏尔泰改编 《赵氏孤儿》的动因有二，其一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他对孔夫子的道德推崇备致，正好他见到了这个悲剧译本，所以就想在改编过程中实现他自己的哲学主张，同时他也想让欧洲人看到一个道德完美的中国。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年来，伏尔泰与卢梭一直论战不休。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比文明社会好，主张返朴归真。在 《论科学和艺术》中，卢梭以蒙古人、满族人的文明不及汉人却一再征服汉人的实例，说明了野蛮社会的力量比文明社会表现得更加强大有力。伏尔泰出于对理性、智慧、道德力量的坚信不疑，指出：“蒙古人只能以武力征服中国，最终还是让被征服者的文明同化了、智慧征服了。”正是出于这两个原因，伏尔泰决定着手改编《赵氏孤儿》。
但是，由于他的新古典义戏剧观的支配，又由于他所面对的马若瑟的那个翻译剧本很是粗糙、幼稚，而且还只是个删译本，所以一开始他对《赵氏孤儿》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只能把《赵氏孤儿》比作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只有海峡那边 （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能欣赏。”还说，这不是什么悲剧，而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这戏没有时间的一致和动作的一致，没有风土习俗的描绘，没有情绪的发展，没有词采、没有理致，没有热情。”总之，《赵氏孤儿》没法与当时的法国戏剧名著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伏尔泰又认为，《赵氏孤儿》是中国十四世纪的作品，若与法国和其它国家十四世纪的戏剧相比，那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个杰作。就故事来说，非常离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复杂但又非常清楚。十三、四世纪的中国是蒙古族统治的时期，居然还有这样的作品。这就说明了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正好相反，保护了中国原有的艺术文化，采用了中国原有的法制。这也就证明了“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
所以，在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中，他把原来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故往后移了一千七百年，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改变成了两个民族的文野之争。同时，他还依照新古典主义的戏剧规则，对原则进行了一番技术处理：动作时间由原来的二十多年缩短到了一个昼夜。情节也由原来的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简化成了搜孤救孤，此外，按照当时的“英雄剧”的作法，他又加入了一个恋爱故事。
这样一来，我们在 《赵氏孤儿》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剧情：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搜求前朝遗孤，把遗臣张惕抓了，因为他掩藏了遗孤。张惕也同程婴一样，欲献出自己的儿子作为代替，张惕妻伊达梅敌不过母爱说出实情。由于好多年以前，成吉思汗在中国避难之时，曾结识伊达梅并且向他求过爱，现虽事隔多年，仍旧情难忘。所以，成吉思汗提出了一个条件，如伊达梅肯离异改嫁于他，他可免于追究。可是伊达梅既爱孩子、又爱丈夫，抵死不从。成吉思汗原以为蛮力可以征服一切，可是看到这一对夫妇最后准备以自杀与他相抗到底时，他感动了，并且改变了主意。于是不但赦免遗孤，还准备把他抚养成人。张惕夫妇闻听此言心中不信。伊达梅问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成吉思汗回答说：“你们的道德。”《中国孤儿》中，有战争，有爱情，有道德，但主要还是道德。伏尔泰非常看重张惕这一角色，他说：“张惕应当像是孔子的后裔，它的外表应当跟孔子一个模样。”所以，伏尔泰把这部戏称作是：“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剧。”
所以，与《赵氏孤儿》相比，《中国孤儿》的改动是很大的。原剧中，搜孤救孤是主要的戏剧冲突，而在《中国孤儿》那里，却变成了次要冲突，原剧中所没有的理性与爱情的矛盾却成了主要冲突。原剧中，反面人物屠岸贾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他身为晋灵公手下大将，却嫉贤妒能、陷害忠良、阴险狡诈、杀气腾腾，扬言要杀尽国中“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全部婴儿。在《中国孤儿》中，原来搜孤的主角，邪恶势力的代表屠岸贾却变成了鲁莽野蛮又可以被感化的、有理智的君王成吉思汗。他出场时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征服者，曾因汉族姑娘伊达梅拒绝过他的爱情，而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他想征服整个世界，使人再不能蔑视他。当他看到中国宏伟的建筑、珍贵的文化遗产时，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尤其是睹物思人，更难忘怀他当年的恋情。在这里，一个野蛮的屠夫竟然变成了一个缠绵悱恻的骑士。当他见到伊达梅时，忌恨之心顿时又化作旧情复萌，铁石心肠的征服者成了柔肠寸断的情种。最后在张惕夫妇智慧与美德的感召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介武夫，一个缺乏精神文明的野蛮人。
还有，从悲剧结局看，原剧呈现出中国传统悲剧的大团圆式结尾：由于正义者前仆后继的斗争，终于让杀人凶手把他把要追杀的孤儿扶养长大，又被孤儿亲手杀死。采用的方式是以牙还牙的暴力行为：千刀万剐、断首开膛、剁成肉酱。这种结尾满足了观众的复仇心理，体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族观念，显示了中国悲剧的传统特征。在《中国孤儿》中，结局却是另一种大团圆：成吉思汗幡然悔过，张惕夫妇保全了生命，文明终于战胜了野蛮，道德的大旗迎风招展。伏尔泰利用《中国孤儿》，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自己想要完成的任务，实现了自己想要实现的目的。
无疑，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跟他的其他悲剧一样，又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观念化的产品。它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伏尔泰的改动却淡化了原剧的悲剧气氛，也弱化了原剧中舍身取义的崇高精神。而且，中国的环境、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人物与西方的观念、审美心理和启蒙思想相结合，也就使《中国孤儿》成了一出名符其实的“杂剧”。
不过，当时的西方人却认为改编得很是成功，因此伏尔泰受到了表扬。1756年2月份的《爱丁堡评论》上说：“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本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了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谨严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
经过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种评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文学的秘密武器
在生活中，伏尔泰是个爱笑的人。这笑当然不是舒心的微笑和愉快的开怀大笑，因为坎坷的经历、严峻的现实是不能使他产生那种心满意足乐不可支的表情的。在文学家的队伍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是面对丑恶引起了愤怒，然后直接把这种愤怒表达了出去。这种愤怒在作品中表现为威严的谴责，正义的力量，并伴随着崇高与庄严。另一种人是面对丑恶同样也引起了愤怒，但却不忙于表现这种愤怒。他先让这种愤怒在脑子里休息一下，然后再把这愤怒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于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讽刺与嘲笑之下的滑稽。
伏尔泰属于第二种人，他的笑无疑也就是嘲笑。而且，在他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本来就长着一双亮闪闪的、始终带有一种嘲讽意味的小眼睛。
可是，在悲剧中，他不能笑，因为悲剧要求严肃；在喜剧中，他又没笑好，因为三一律使人笑不利索；在讽刺短诗中，他赶紧笑了笑，但是却不过瘾，因为那诗太短，只能笑一声。终于，他找到了哲理小说，也找到了一个可以承载他那连绵不断的笑声的完美形式。
一、漫不经心的创作与沉甸甸的收获
顾名思义，哲理小说就是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的小说。在启蒙时代，许多作家如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使用过这种文体形式。由于那时候的思想家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启蒙，所以哲理小说中的哲理也就往往表现为启蒙者的启蒙主张。通过这样一种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教诲性的形式，启蒙者的哲学思想变得通俗易解了。所以，当时孟德斯鸠在谈到他的长篇哲理小说《波斯人信札》时，就明确指出：“作者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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