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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者年轻一代的代表孔多塞在谈到长篇哲理小说时说到：“不幸，这种体裁看来是容易的，但它却需要罕见的天才，一种善于运用诙谐、想像特点或长篇小说的本身事件来表达出高深的哲学思想的天才。”这种赞誉同样也适用于伏尔泰。
二、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之所以要把《老实人》拿出来专门加以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是讽刺精华的集粹，另一方面是它也反映出了伏尔泰的一种全新思想，这在其它作品中是看不到的。
在进入这篇作品之前，首先了解一下它的写作背景是非常必要的。
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面对这场灾难，伏尔泰不仅开始思考人类的前途，而且也特别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与社会邪恶进行斗争的问题。由于地震，教士们加紧了自己的活动，他们以“上帝的惩罚”来恐吓人民。这种日益猖獗的教会活动激起了许多启蒙者的公愤，伏尔泰就表示了坚决的抗议。在自然的破坏力量和统治着人类社会的邪恶之间能有什么联系呢，自然之于人是无意识的，他教的规律与人们的善恶概念无关；自然的灾祸给人们造成了不幸，但却完全是不能认为这是对人类罪孽的一种惩罚。这种祸害不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不能认为是天命，必须以理智和正义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
这时候，伏尔泰的哲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年，伏尔泰并没有反对以莱布尼茨为首的乐观主义思想，从他的《如此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哲学观点是世界服从于必然的规律，坏的和好的以同样的比例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世界有着它充分的存在理由。而到了后来，伏尔泰意识到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荒谬，因此，在《老实人》中，他把火力集中在了“一切皆善”的说教上。“一切皆善”的说教就是从十七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那儿来的。莱布尼茨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这个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趋于至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哲学是对政治的消极冷淡和对社会问题视之莫然的基础，它既维护了现存的统治秩序，同时到了统治阶级手里又变成了削弱批判思想和麻痹人民革命热情的工具。因此，这种哲学是启蒙的障碍，必须予以粉碎。
《老实人》就是伏尔泰这种思想背景下的产品，它综合了作者三方面的思想：第一是批判教会，第二是表达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注，第三是让“一切皆善”的学说现出原形。
于是，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邦葛罗斯这一人物形象。邦葛罗斯“是省内最伟大的，因此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作者这样写道，他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地证明天下事的果必有因，又证明在此最完美的世界上，男爵的宫堡是最美的宫堡，男爵夫人是天底下好到不能再好的男爵夫人”。邦葛罗斯说：
显而易见，事无大小，皆系定数；万物既皆有归宿，归此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岂不见鼻子是长来戴眼镜的吗？所以我们有眼镜。身上安放两腿是为穿长袜的，所以我们有长袜。石头是要人开凿，盖造宫堡的，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宫堡；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应当住得最好吗？猪是生来给人吃的，所以我们终年吃猪肉；谁要说一切皆善简直是胡扯，应该说尽善尽美才对。
然而就是这个口口声声是“天下尽善尽美”的邦葛罗斯却狠狠地受到了现实的嘲笑：他先是染上了花柳病烂掉了半截鼻子，后又被宗教裁判所施加火刑，差点烧死。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老实人原来也相信了邦葛罗斯的学说，但是在那个不完善的世界上他却到处碰壁：他先是和居内贡小姐恋爱，却被贵族偏见极重的小姐之父狠踹一脚赶出了大门，后又被抓兵到军队里因自由行动惨遭毒打。在战场上，他看到两军互相屠杀、奸淫掠夺、惨无人道；在流浪中，他几乎没有碰见过好人，不是宗教狂热的信徒，就是干扒手勾当的神甫和敲诈勒索的法官。他的经历也是骇人听闻的，先被误认为异教徒险些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后又在巴黎被骗子神甫一伙几乎盘剥一空。他的恋人居内贡的遭遇也很悲惨，在战祸中全家被杀，自己被当作奴隶辗转贩卖，最后俊美的容颜消失殆尽，成了一个相貌奇丑的洗衣妇。在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幸之后，老实人觉悟了，他对着邦葛罗斯叫道：“得啦，得啦，我再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难啊。”
后来，老实人还遇到了悲观主义者玛丁。这位学者认为“人生只有两条路，不是在忧急骚动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在他看来，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人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但老实人并不能接受他的悲观主义，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总该有些合乎理性的东西。
在小说中，作者还使自己的主人公到了神话式的黄金国。在那个国度里，人们自由自在、丰衣足食；既无迫害也无牢狱；谁也不打官司，也无人受到惩罚。在那坐美丽的京城里，有庄严雄伟的公共建筑，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便是科学馆。但是，到达这个美丽国家的道路又是崎岖艰难的，几乎无法通行。
现存的世界并不完善，通向黄金国的道路又遥远坎坷，那么，人究竟该如何来对待生活呢？作者在小说的末尾作了答复：他让老实人与居内贡结了婚，和他们的同伴结成了一个小团体在一起生活，他们买下了一块土地分工负责进行耕作，不时也探讨一下生活的意义。从一位土耳其人的话里，老实人受到了启发。因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所以还是“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在这篇小说里，伏尔泰谴责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不但让严峻的现实粉碎了莱布尼茨“一切皆善”的神话，而且还以他那贯有的嘻笑怒骂的笔锋，从德国到英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横扫了整个欧洲，触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他通过老实人在巴黎的见闻，指责“在这个荒唐的国家里，无论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想象得到的矛盾都应有尽有”。
当然，这篇小说的最主要之点还是它体现了伏尔泰的政治理想和医治不合理社会的方案。
我们知道，在伏尔泰的一生中，其理论倾向是破坏多于建设。他往往指出现存现实的不合理，却并不提供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案。虽然他在向往中国、倡导共和的态度和学说中倾注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但这种社会理想往往又不切实际，甚至有时连他自己也感到怀疑。《老实人》中的黄金国是他幻想出来的乌托邦，但同时他又觉得这个世界的美好程度与通向这个世界的艰难程度是成正比的。在矛盾犹豫中，他选中了脚踏实地的劳动，勤勤恳恳地工作。“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表面看来是借人物之口不经意地说出的，实际上却是伏尔泰反复权衡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显然比对开明君主的幻想更现实，同时，在当时统治阶级靡烂腐朽，社会风气污浊腐败的情况下，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种改造方案毕竟又有它幼稚的一面，因为很显然，统治者是不会被那些埋头工作，独善其身的人的行为和精神所震动的，而能够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又极小，他们无法形成一股与邪恶抗衡并最终战胜邪恶的力量。更可悲的是，统治者或许还会利用这些人的沉默，更加肆无忌惮地制造罪恶。所以，法国大革命时代，革命者对伏尔泰的主张往往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它太温情脉脉、温文尔雅了。
不过，无论怎么说，“种我们的园地要紧”所弥漫的那种务实精神毕竟在那个污浊的世界里开辟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就该结合伏尔泰的《老实人》谈谈他的讽刺艺术了。
在概括伏尔泰哲理小说所使用的手法时，我们都喜欢用这样的术语：讽刺、夸张、变形、漫画化、影射、揶揄、滑稽、嘲笑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可以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可以说嘲笑首先表明的是作者的一种姿态，中间通过讽刺、夸张、影射、漫画化等等手法，最终达到了滑稽的效果。而嘲笑既可以当作作者最初的动因，又可以作为最终完成的目的。更多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是相互补充、提携共同完成作者的任务的。
那么讽刺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丑，是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是表面上看来非常伟大、严肃、庄重，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去结实、健壮、强大，实际上非常脆弱、渺小；仿佛人人都已司空见惯，但是早已埋藏了可笑的基因；一旦被人点破，人们先则惊愕，后则捧腹，而这些东西则在笑声中解体了，粉碎了。
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既然嘲笑了丑，就比它高明。譬如我嘲笑了一个蠢材，总觉得我能了解他的愚行，而且了解他应该怎样才不至于做蠢材——因此同时我觉得自己比他高明多了。”
而在伏尔泰的眼里，当时的统治者、僧侣、达官显宦就是一个个蠢材，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愚行、败行。伏尔泰以他的特有方式嘲笑了丑和恶，他是高明的。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伏尔泰有时采用一种整体的夸张，有时又采用一种局部的变形；有时是有意地一本正经地描写，故作严肃，有时又是无意地信手拈来，仿佛是漫不经心。总之，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实际的强作镇静和表面的不成体统，那种不合理、可鄙、可恶和可笑就蕴含在了这样一种矛盾之中。
理论的阐释难免枯燥，还是让我们看看伏尔泰是怎样利用他的讽刺之剑的吧。
在《老实人》中，作者对主人公的遭遇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日，正是美好的春天，他想出去遛遛，便信步前行，满以为随心所欲的调动两腿，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权利。还没有走上七八里，四个身长六尺的英雄追上来把他捆起，送进地牢。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问他喜欢哪一样：是让全团兄弟鞭上三十六道呢，还是脑袋里同时送进十二颗子弹？他声明意志是自由的，他两样都不想要；只是枉费唇舌，非挑一样不可。他只能利用上帝的恩赐，利用所谓自由，决意挨受三十六道鞭子。他挨了两道。团里共有两千人，两道就是四千鞭子。从颈窝到屁股，他的肌肉与神经统统露在外面了。第三道正要开始，老实人忍受不住，要求额外开恩，干脆砍掉他的脑袋。他们答应了。用布蒙住了他的眼睛，教他跪下。恰好保加利亚国王在旁走过，问了犯人的罪状；国王英明无比，听了老实人的情形，知道他是个青年玄学家，世事一窍不通，便把他赦免了；这宽大的德政，将来准会得到每份报纸每个世纪的颂扬……
在这段文字里，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讥讽、有变形。真正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在《老实人》中，关于邦葛罗斯脏病“家谱”的那段叙述，把贵族阶级中一片淫乱丑恶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使用的手法则主要是夸张。邦葛罗斯说：
噢，亲爱的老实人！咱们庄严的男爵夫人有个俊俏的侍女，叫做巴该德，你不是认识吗？我在她怀中尝到的乐趣，赛过登天一般；乐趣产生的苦难却象堕入地狱一样，使我混身上下受着毒刑。巴该德也害着这个病，说不定已经死了。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考证出来了：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仑布的一个同伴。至于我，我不会再传给别人了，我眼看就要送命的了。
在《天真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精采片断。天真汉的叔父四处求援想把天真汉从狱中救出来，却是在巴黎到处碰壁：
院长求见拉·希士神甫，拉·希士神甫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对院长们一概不见。他到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特·来提几埃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乡村别墅，这主教正和特·莫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神秘之爱。
在这种微妙的讽刺中，出乎意外地揭发了人们平素所虔信和尊敬的事物的可笑方面。读者们哄然大笑了，而讽刺的对象却只能一边勃然大怒又一边无可奈何。
上面所列举的精采例子，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屡见不鲜。
讽刺艺术对小说语言提出的要求是很高的，任何语言上的死板、呆滞、僵化都会影响嘲笑的效果。而伏尔泰在这方面又堪称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继承了拉伯雷的传统，注意从民间搜集材料。从整体上看，他出色地运用了伊索式的讽刺与影射，而句中又常常夹着讥讽和隐喻、幽雅的双关语，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