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这次会议不仅代表人数多（1200多人），而且各省市和部委主管教育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因此无论是从会议的规模还是级别来说，都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这次会议，总的来说进行得还算是顺利的。但是，在会议进行中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代表中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本来恢复统一高考是已经决定了的事，而且77级新生也已进校。但是，在会议讨论期间，也有少数代表担心统考对工农子弟不利。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光明日报》一位资深记者在饭桌上议论说，安徽省有一位代表担心：如果恢复统一高考，工农子弟会不会又被拒之于大学的门外呢？正好此话被同桌吃饭的一位吉林省的领导干部听到了。其实，此公并没有弄清这个议论到底是记者的意见，还是记者反映会议代表的看法，但是他不问青红皂白，以“小字报”的形式向会议主席团反映，说那位记者反对恢复高考。于是，不得了啦，会上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人反对拨乱反正，反对邓小平，为“四人帮”招魂，把会议弄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领导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坚持向该报领导反映，要求将记者调回报社，停职检查，吊销他的采访资格。当时我明确表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位写“小字报”者不实事求是，做法不光明正大。这个小插曲说明，当时的会风有些不正常，对不同的建议不允许讨论，动辄无限上纲，他们虽然也高喊批判极“左”的口号，但其实他们仍然沿袭了“四人帮”整人的那一套伎俩。
若干年以后，我又见到那位资深记者时，他说：“谢谢你主持正义，为我打抱不平。”
“人微言轻，我的发言未能起到保护你的作用。”
“听说那位写小字报的干部已经调到了北京，还升了官。”
“是呀，这正是杜甫诗句所云：‘奸雄恶少皆封侯。’”我说。然后，我俩都对那次“恶作剧式的地震”付之一笑。
经过与会代表的努力，会议终于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会议的文件中，对许多重要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也明确地提出了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例如：
明确地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逐年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资，力争达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GNP）的2％，教育经费要逐步地达到占国家财政预算的10％；
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各级党委的一二三把手，要有人分工抓教育；
全国和各省市要抓好一批重点学校，争取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重点大学是国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要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大力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争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层次办学，调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部门办学的积极性；
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认真落实广大知识分子政策，树立牢固的依靠专家办学的思想；
积极进行教学体制的改革，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走读制，努力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
加强学术刊物出版，恢复学报，办好出版社。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克服闭关自守，加强与国外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
此外，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和扫盲工作方面，均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制订了相应的措施。总之，这次会议是一次全国拨乱反正的会议，是推动教育改革的会议，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会议，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不仅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而且还担当了大会秘书长的工作。这的确是一桩苦差使，起草文稿，听汇报，修改简报，吃喝住行加娱乐，样样都得管，每天都要忙到深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担负这样大规模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开下来，我体重减轻了5公斤，幸好还算坚持下来了。
会议的成功，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本是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借调到教育部的“临时工”。我心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束，意味着我的“临时工”也该到期了，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1）
我在教育部的两年“临时工”时期，是一个非常时期，真是百废待兴！我本是借调来的，但不料被任为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在文革以前，教育和高教本是两个部，现在精简机构合为一个部，把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业务，统统地都划给高教司了。那时，高教司管理的业务，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的高教一司、二司、三司、研究生司、科技局和文科教材办等6个司局所管辖的业务。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副很沉重的担子，超出了我的能力和精力所及。
然而，高教司的干部，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与它所面临的任务都是十分不相适应的。当初，高教司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人，只有两三个熟悉大学的工作，其他人都是从其他部门调整来掺沙子的。其中，还有4人是原科教组的人，他们跟迟群关系较紧，有1个人还参与了对周荣鑫部长的迫害。因此，在开展大量的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与事，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在工作中，我遇到的最大矛盾是人少事多，怎么办呢？我向党组建议：一是尽可能落实原高教部干部政策，凡是还在“五七”干校尚未安排工作的，或虽安排了工作而愿意归队的，就尽快地把他们调回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从部属学校临时借调一些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如果他们适应工作而又愿意调来教育部者，可以从中选调一部分充实到高教司的干部中。党组认为我的建议很好，责成当时教育部的政治部负责实施。
最早归队的是佟承德，他是原高教部研究生处处长，对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比较熟悉。他到高教司报到后，我与他商定，在1977年12月中旬，在京召开了一次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我们深知，尽快恢复招收研究生，对于解决人才青黄不接、填补人才断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通过这次会议，制订了《研究生工作条例》，确定了招生计划。1978年全国招生10708人，为全面恢复学位制度和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将于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同时举办科技成果展览；评选优秀科技成果；颁发获奖证书。面对这个会议，教育部真是一筹莫展，既没有工作人员又没有任何资料，从何入手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决定充分调动各高校的积极性，找他们要人，请他们报项目。于是一个由借用力量组成的全国高校筹备科学大会工作专班成立了，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等校的借用人员，很快地到北京集中。没有地方办公，我们就在前门附近的永安里租了一层招待所，既作宿舍又作为办公室。全体人员十分团结，工作也十分卖力，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不仅完成了对高校申报的成果评选，而且还把高教系统的科研成果展览布置就绪，我们的工作受到了教育部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表扬。同时，通过这个科学大会，提高了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充分显示出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粗略地统计，在我任高教司司长的两年期间，由我主持或以我为主召开的工作会议多达24个，不是我对会议情有独钟，而是那时处于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不通过会议就解决不了问题。有人形容我有“三头六臂”，我并无这种能力，只是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激发了我的工作狂热性。我通常是一个会接着另一个会，有时是一个会议还没有完，而另一个会议又开始，甚至有时不得不像杂技玩“转盘子”一样，同时主持几个会议。
在两年时间里，我没有星期日，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活动。工作就是我的一切，办公室就成了我的家。
与此对应的是，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教育部的食堂，主要是面向吃了早餐来上班，下班回家这个群体的，所以早餐晚餐特别差。每天早餐一碗玉米粥，二两馒头或窝窝头，两分钱的咸菜。中午的菜谱品种多、品质高，但是我多因为开会而不能按时下班，所以很少能吃上好菜。有时党组开会，经常开到晚上七八点钟，那些部长们坐上专车回家吃小灶，但可苦了我们几个住办公室的单身汉。食堂关了门，只能上街找餐馆，西单“迎春饺子铺”和二龙路“便民饭店”就是我经常的去处。挨饿也是常有的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食堂、饭馆和副食店都关了门，而又没有成家开伙的话，那肯定是要饿肚皮的。在吃了苦头以后，就买点饼干放在办公室，以备充饥，但是这怎么能长而久之呢？
由于我长期紧张工作，劳逸不均，营养失调，1978年10月初，我最终还是病倒了。我病得不轻，高烧40度，连续3天粒米未进，我被送进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经检查，认为我除患感冒以外，血样的抗O是阳性，这是肺结核的象征。据主治医生说，像我这样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按肺结核治疗，注射链霉素和服用抗结核药“雷咪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除体温略有下降外，病情没有一丝的好转，X射线显示左肺上端鸭蛋大的阴影依然存在。这时，我的学生赵险峰，通过他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妻子李民众，把我转入北京医院干部病房。正好，我与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闻家驷先生住在一个病房，他是闻一多的胞弟，我们同是湖北人，所以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的主治医生是王连连，她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主任医生。经诊断，她否定了肺结核的结论，认为肺炎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又按照肺炎治疗，使用了各种抗炎药，既有西药也有中药。经过一个疗程的医治，X光片复查，肺上阴影岿然不动，治疗陷入了困境，主治医生不得不重新考虑病症的性质了。
远在武汉的妻子，得知我生病住院后，心急如焚，她听说我病得不轻，到底是什么病？治疗得怎么样？她实在放心不下，而且怕有什么隐情瞒着她。她太矛盾了，到北京来探望吧，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儿子要管，还担负着教学任务，离不开呀。那时通讯很落后，打电话也十分不便，只能靠写信，但是太慢了，来回一次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们彼此得到的信息都是滞后的，特别是她对我的病情变化的了解。
一天晚上，护士送来了一个取痰的容器，嘱咐我次日清晨要留下吐出的痰。病人都是敏感的，鉴于前后按照肺结核和肺炎治疗无效的情况下，现在王医生肯定是在作肺癌怀疑了。那个年代，还是谈癌色变，我心想：我会得癌吧？我身边没有亲人照顾，也没有人与我谈心，教育部的领导像用牛一样用人，我病得如此严重，除了高教司的同事外，居然没有一个领导来探视，我对教育部领导的薄情寡义甚至比我的病还要痛心！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2）
面对着疾病的痛苦，我不敢把肺癌的怀疑告诉妻子，怕她心里负担太重，于是千斤重担我一个人顶住。晚上，我一个人到医院的小院里散步，绕着林间小道一圈又一圈地转着。一个问题怎么也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抹掉：“我会得肺癌吗？”如果说不怕吧，那是假的；如果真是得上此症，怕又有何用呢？我反复地想着，想着，答案终于浮现于脑海：我不会得肺癌，我与肺癌无缘！我自圆其说地解释，一是我烟酒不沾；二是我性格开朗，不忧不躁；三是我的饮食起居基本有规律，无任何不良嗜好。对此，我充满信心，自言自语地说：“对，我绝不会得肺癌！”
到了化验后的第三天，王医生带着化验单来查房，她说：“你的痰样经反复培养是阴性，一个怀疑解除了，你也应当宽心了。”
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诊断上，并且新的治疗方案形成了。王医生对我说：“现在看来，你左肺上大面积的阴影还是肺炎所致，之所以用药消炎无效，这可能与你抗药性的体质有关。现在，我改用物理方法消炎，具体地说，是将发炎部位置于10万高斯的强磁场下，接受辐射，一个疗程照射10次，从明天开始。”
我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法，与治疗室的医生密切配合，每次照射后都有一种舒心的感觉。结果不出王医生所料，在照射第六次以后，奇迹真的出现了，经X光透视证明：左上肺的大面积阴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是肺纹理稍粗，尚需时日慢慢吸收。于是，我停止了辐射，休息两日后，于11月6日出院了。
这次生病，是劳累过度所致，是坏事但也是好事，这促使我下决心离开教育部。
这时，一个最终离开教育部的计划形成了：第一步请假回武汉休息，这是名正言顺的；第二步待开春以后，递上一纸辞职报告，来个“先斩后奏”，既成事实，决不再回头。
于是，11月7日，也就是出院的第二天，我写了一个请假报告：
西尧同志并党组各同志：
我这次患肺炎住院，经过治疗已基本吸收，但左肺纹理较重，恢复尚需时日。鉴于我目前住在办公室里，饮食、休息都十分困难，无法调养、恢复与巩固。因此，拟请假一段时间，回武汉继续治疗和休息，恳请予以批准。”
刘西尧的批示：
同意回武汉休养一段时间，休养好后，连亲属一起搬京。送党组传阅。
11月7日。
党组阅后，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