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国务院批复同意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教学座谈会”，会议地点定在北戴河，全部会务工作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办。我很欣慰，这真是特事特办啦，会议虽小，规格却很高，意义非同寻常，一定要把会议开好！
当天晚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刘处长率领医务人员、炊事人员、服务人员以及高教司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20多人，乘一辆大交通车，星夜赶到位于北戴河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位于北戴河风景区的中段偏东一点，离海边500米左右。它的左右两侧是有关部委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北戴河风景区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东起鸽子窝，西到北戴河口，南临渤海，北依莲蓬山。境内林木茂密，鲜花盛开，海水湛蓝，气候宜人，是著名的避暑盛地。
但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里被作为养尊处优的修正主义的温床而查封，整整十年了，这里竟没有一个人来住过。我们是启封者，是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我们到达时，已是深更半夜，是夜，大家将就住了一宿。是海潮声把我们惊醒的，当太阳还未从海面上升起的时候，我们早早地起来了。由于兴奋，大家都没有睡好，这一点从他们的惺忪睡眼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是，面对年久失修的招待所，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打扫尘埃，清理杂乱堆积的家具，洗刷厨具，牵挂窗帘……经过一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了，这个招待所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11日晚到12日，是与会代表报到时间。按照通知要求，参加综合大学教学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其中学校负责人1人，教务处负责人1人，共计26人。参加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的4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以研究苏东欧教育见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侧重于欧美国家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和河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他们重点研究日本教育。这4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共8人。另外还有两名记者参加，他们是新华社的杨广惠和《人民日报》的庄永龄，加上教育部的4个工作人员，总共40个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型座谈会，堪为召开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效会议带了一个好头。
会议于12日正式开始。首先，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我传达了8月2日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会议的精神，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要求和开法。我说：“会议的目的是在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四人帮’及其一伙对高等教育的破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线，制订出适合于恢复高考以后的教学大纲。会议分为两段，采用虚实结合，所谓虚，就是学习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对教育的若干讲话，统一思想认识；所谓实，就是实事求是地订出实用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大纲。为了开好会议，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过去开会，总是找领导要精神，要上面拿文件，这次会议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框，精神靠大家讨论提出，文件由与会代表来起草。因此，每位代表既是参加者也是主持者，既是客人也是主人，我只是作为召集人，起组织联络作用。最后，会议的成果是要形成一份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会议纪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直至满意为止。”
在务虚阶级，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思想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年多以前召开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极左的口号还未被否定。“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一年，刚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讲话这一敏感问题时，不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文革”中因背毛泽东语录掉字或写错字或不慎涂写了毛泽东的面像或不慎打碎了毛泽东的像章因而受批斗时，不免胆战心惊。
但是，不知怎的，这次会议的代表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也许是真正地破除了迷信思想，或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要求他们必须说真话。我心想：这正是小型会议的好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通过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的体系，领会其精神实质，任何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著作断章取义，摘其只言片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把毛泽东的话称做“最高指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其本身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林彪一伙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大家还认识到，毛泽东虽然知识渊博，但他不可能通晓百科。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规律，如果毛泽东的讲话不符合教育规则，那也不能执行，应当服从真理。
由于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科学态度，所以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讲话时，就很容易统一认识，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关于教育方针，“学制要缩短”，“以阶段斗争为主课”，“以社会为工厂”，教学内容上“一分歪曲九分无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五七”指示，等等。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打破禁区，那么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只能在左倾路线下苦熬。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2）
会议是紧张的，但是会外是愉快的，代表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北戴河秀丽的风光，而且一早一晚可以到浴场游泳、冲浪。一部分代表兴奋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海边不下海，也是终生的遗憾。”是呀，对于没有或很少见到大海的人来说，一定要尽情地享受一番，领略大海的浩瀚。每当夜晚，也有的代表三三两两沿着海边散步。海风拂面吹来，沁人心脾，使人心旷神怡。特别是月明星稀的夜晚，在海边的沙滩上，闪烁着万点荧光，使人眼花缭乱。开始我们这些内地人不知那是何物，是萤火虫？抑或是发光的矿石？后来，我们才从当地渔民那里知道，那是渗进到细沙粒中的幼小的海蛰，是随潮而来，在退潮时留下来的。
在务实阶段，最主要的是起草一份为大家认同的、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纪要。为此，首先要确定起草《纪要》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内容，然后我把代表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拟订一份《纪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取其各组之长，最后由总执笔人综合为一份《纪要》。应当指出，总执笔人是很重要的，他不仅是起汇集的作用，而且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能够从教育理论上阐明实际问题，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很幸运的是，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就有这样一位教育家，他就是潘懋元教授，时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后来升为厦门大学副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下册），是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潘懋元作为一位内行，不仅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而且对《会议纪要》的最后修订也作出了贡献。同时，出席外国教育研究会议的代表，向会议介绍了国外一些著名的大学的教育管理，为开好会议和写好《会议纪要》，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拟订的《会议纪要》在以下的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或有所创新：
指导思想：虽写上了要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但强调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篡改。此外，还明确地加上了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
培养目标：放弃了长期引用毛泽东的“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的提法，明确提出“我国大学应当培养科学研究人才、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文化科学技术应用人才”。当然，在表述时也强调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
教学制度：一般说，教学制度主要是指学制。《会议纪要》正式否定了三年学制，恢复大学本科四年制，三年制属于专科。个别学校因特殊需要，经申请批准，可采用5年或6年学制；
教学体系：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必须遵循“三基四性”（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和“三段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专业课）的原则，逐步扩大基础课的比例，从专门人才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过渡；
“三结合”的体制：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逐步摸索经验，在试行中要贯彻“一主、二辅、三结合”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中必须贯彻这一原则，但是对“实际”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实际”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生产、科学实验、社会生活等。就教育而言，科学实验是其主要形式，应当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典型产品可以作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个别案例，但不能代替系统的教学；
“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针对部队教育讲的，机械地搬到大学是行不通的。鉴于我国大学生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大学生在读期间，用一定时间参加军训是必要的，但四年内不能超过一个月；
教材：教材严重滞后教学要求，要采取自编、修订和引用外国教材多种办法以应急需；
教学时间：每年教学时间应不少于40周，每周应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教学，其他活动不得冲击，必须保持教学计划的严肃性；
考试方式：坚持笔试与口试考查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逐步以等级记分代替百分制。
对于这个《会议纪要》，在会议结束时我作了说明：这个“纪要”还要经教育部党组审查批准，然后以教育部文件下发执行。不过，会后各单位可带一份回去，以便更广泛地征询意见，如有重大修改意见，请及时反映到高教司。
与此同时，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也圆满地结束了。通过讨论，大家解放了思想，认识到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的重要性。当务之急是，迅速制定出对国外教育研究的规划，填补外国教育研究上近20年的空白，了解国外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翻译这个期间外国教育的代表作，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推动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
8月19日凌晨，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会议于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胜利召开。真是太巧合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会议居然与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党代会同期举行，这完全是巧合。为了庆祝党代会的胜利闭幕，会议全体代表临时制作了横幅，与北戴河镇上的居民，一起上街游行，以示庆祝。中午，我们会议的好后勤刘处长，以渤海湾盛产的海鲜设宴招待会议的代表，还破例地备了“杏花村”酒。由于“双喜临门”，是日中午，大家吃得香，喝得开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有几位代表，由于节制不够，喝得酩酊大醉。一位喝醉的代表，大声高喊道：“我高兴哪，我痛快呀，我受压了十年了，现在要我讲真话，永远不再讲假话。我不怕，现在我什么也不怕，杀头也不怕……”
这虽是酒后的话，但是酒后吐真言，他喊出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无疑，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之日，才是中国民主真正到来之时！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全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
我被“借调”到教育部，本来就是为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强烈要求召开的会议。但是，筹备工作已经搞了一年多了，会议仍未能召开，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战线确实很复杂，另一方面，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思想不解放，不调查研究，工作缺乏魄力也不无关系。
对于这种局面，教育部的群众早就不满意了。1977年10月，教育部内贴出了不少的大字报，内容有：“教育部的领导到底在想什么？”“教育部的领导为什么前怕狼后怕虎？”“教育部领导为什么对推倒‘两个基本估计’不表态？”等等。
面对群众的批评，教育部党组连日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领导拨乱反正不力的原因。在批评中几乎所有的党组成员，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言词也十分激烈，甚至要追究个人的动机与责任。对此做法，我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主张一方面要看到主要负责人思想解放不够，对拨乱反正领导不力；但另一方面，不赞成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更不同意搞人身攻击。同时，每个党组成员，都要反躬自省，问问自己做得如何，也决不能推卸应承担的责任。也许，这次会议并非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是在客观上，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起了推动的作用。
那时，我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作为高教司的司长，我要主管高教司的全面工作；
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的副组长，要参加调查研究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经验表明，要起草一份好的文件，最重要的是把实际情况弄清楚，目前教育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应当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谁来解决？为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到北京、天津、辽宁、江苏等地大中小学进行调查，召开过百多次的座谈会，文稿修改了十多次，真是好事多磨呀。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历时共24天，地点在北京西苑饭店。这次会议不仅代表人数多（1200多人），而且各省市和部委主管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