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是由原来的以德才为标准改用抽签的方法选用和决定，决定的因素不是德才，而是一根竹签，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而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这时的帝国的航船已经全凭自身的惯性向前飘摇行进，它的沉没已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走向沉沦
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人们用八个字为之盖棺论定：“酒色财气，四病俱全。”
万历的贪酒，大约起于15岁时。为此，首辅张居正曾专门为他讲过《酒诰篇》，诚恳地告诫他宴饮过多，会荒废政务、损害身体，身为一国之君，应以宗礼为重，尽力戒酒。处于无聊苦闷之中的万历虽然当面称是，但背后却依然放纵不休。虽然后来发生了酗酒杀人的事件，受到李太后的严厉斥责并令其写出“罪己诏”向天下谢罪，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恶习不仅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这一点，从御史冯从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证：“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后来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就此事多次谏止，但万历却以太监、宫女对上不敬，违犯宫规为自己开脱。
万历广选上千淑女，且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的恩爱如漆似胶，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万历的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便足以说明。在辅臣屡屡催请，他无计可施时，便发出这样的谕旨：“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到春冬季节再传谕旨：“联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疲软。”如果说他的“足心疼痛”确因“感受湿毒”而致，那么“头目眩晕”则正是酒色过度、精气亏损的症状。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儁上疏条陈时政十事。其中谈到“人欲宜防”，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明神宗力以美女、酗酒为戒。万历览后大怒，谕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阳门外水深三尺，他心里惊惧，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将范儁革职为民永远不入场起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祠祭司主事芦洪春，也上疏规谏万历酒色，其中谈到，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来，连日免朝，前日又下诏说头晕体虚，暂罢朝讲。芦洪春就此感叹说，夫！疾莫甚于虚。陛下人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但不宜有却而有之，这样做，必然要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此惰朝废典，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又说，陛下以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万历览后怒极，命重杖六十、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久，芦洪春便因愤郁而死。万历十年（1582年）冯保失败以后，由太监张鲸掌握东厂，因为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引起满朝公愤。其中御史何出光，曾劾张鲸犯有八条死罪，并连及其党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万历览奏以后命将邢尚智论死、刘守有除名。而对张鲸却不予究问。为什么对首恶者不问？据说，一则因为当初张鲸奉皇帝密旨劾冯保有功；二则当群臣参劾张鲸以后，张鲸曾出重金贿赂万历。这样，因张鲸“有功”，皇帝气短，所以未加究问。此事泄露，被阁部大臣们获知以后，极为气愤，便密嘱御史马象乾再劾张鲸。因为言辞尖刻、切直，所以引起万历大怒。谕令将有乾下镇抚司狱“打着问”。因为马象乾参疏系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阁臣密嘱所致，所以三人便死力相救，“愿与象乾同受刑拷”。这样，才使马象乾得免。但没过几天，又有给事中李沂再劾张鲸。他索性将张鲸用金宝重贿皇帝的丑闻，也全盘给揭了出来。这一下可触犯了万历的疼处，使他十分难堪，因而异常狂怒地说：“李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联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命将李沂下镇抚司狱，杖责六十，接着又将李沂革职为民永废不用。
针对皇帝的“四病”（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连进了大胆、恳切、尖锐的谏言。大意是：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最后又说：“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既然药石不能医治，所以雒于仁特进“四箴”，陈请皇帝自行根治。万历览奏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渝令重处。但是由于雒于仁所上的谏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经过申时行等阁部大臣的奋力论救才未受到重刑，但还是被罢官为民。雒于仁虽然为此而丢官，但他所讲的“四病”，不仅紧紧地缠绕了万历的一生，且因此而加速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一直到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为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内，万历不仅不视朝、不祭天、不拜祖，就连大臣们所上的奏章都懒于过目，更谈不到亲自批阅。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雨成灾，黄河暴涨改道，向南夺淮入海。所过之处，积水丈余。漕河被毁，祖陵（泗州、凤阳）被淹，千里之内尽成汪洋，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又由于漕运不通粮船受阻，使京师、边镇严重缺粮，情况万分火急。为了及时排除灾害，大学士沈一贯详细陈明利害，恳请皇帝先发内帑进行救济，并尽快点用治河大臣，立即进行治理。情况虽然万分紧急，但万历却对所上奏章连看都没看。因为没有皇帝的谕旨，事情又十分重大，没人敢于用“讲旨”的办法去冒险，只得搁而不办。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京郊地区连降大雨，经月不停。致使京师内外商民房屋倒塌数千间，压死民众数百人，长陵陵碑也被雷火击碎。又因四月以来，天气闷热，连日阴霾，天寿山陵区的数万株松树枝叶全被害虫吃光。这在当时，是上天“惩戒”的不祥之兆，本应引起万历皇帝的“惕然惊惧”。但是由于呈报的题本他依然未看，所以毫无反应。为此，部院大臣除继续联名上疏强烈陈请外，又到文华门外集体跪请，想以此引起皇帝的警觉与重视。但万历皇帝根本就没有起床。臣僚们白白在门外跪请了一个上午，中午万历起床以后，服侍太监才将群臣在门外跪请一事禀告给他。由于事先未看奏章，不知道跪请的原由，万历以为是挟君犯上，立时大怒。派司礼监太监传出口谕，斥责说：“各守心供职，勿要挟沽名。”臣僚们不但未受到褒扬，反而落了个“要挟沽名”的罪名，无不垂头丧气，愤然而去。
万历初年，张居正曾联系古代帝王的实例，多次教诲万历皇帝要崇尚节俭、戒奢侈。天子富于四海，家国一致，国家财富便是皇帝之财富。首辅的谆谆教诲，着实令这位少年天子感动了一番，并立下“以四海为家；贵五谷贱珠玉、布德修正，团结民心”的宏愿。但自从张居正家中抄出二十万两金银之后，他才顿悟到太仓库的储银虽然堆积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如将金银储在内库，看着亲切，用着方便。因此便以种种理由，向光禄寺、太仆寺和太仓库索银储入内库私用。以后，又在奸人和太监的迎合诱惑下，以开采银矿、滥事征税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敛财搜刮。其结果是财货上流，万民皆怨，使国家的经济秩序完全陷入土崩瓦解之地。出现了国匮民穷、政纪废弛、人心涣散、最腐朽最危机的败亡局面。正如刑部郎中贺中轼说：“惟民穷财尽之败不可救”，只能“速其天下之乱耳”。
朝廷上下，贪污中饱，腐败糜烂，必然要严重地削弱军备。边镇兵卒不仅粮饷不足，其冬衣棉布也屡欠不发，致使大批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冻馁而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巡按御史马永清奉命巡视边关。当他到达紫荆关马永堡时，突然感到恶臭扑鼻，令人作呕。他迎着臭气查找，原来是两个老兵正在沟边烤食死尸身上的烂肉，身边的尸体已爬满了苍蝇。马永清虽是久经沙场的边关大员，但见如此凄惨之景，竟禁不住潸然泪下。
兵卒衣食无着，只得被迫“卖其弓箭、或质其妻子以救旦夕之命”。有的边镇，下级军官和兵卒为求生存而不顾军法偷卖火药：“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墩军宋满仓伙同数人，趁夜间风雨大作之机，竟将空府炮台上的大铜炮偷出卖给外夷。
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的结果，除了偷卖军器外，还三五成群逃入敌营，“愿奔外夷为乐土”。仅辽东义州所属的几个边堡，一个月内就有2300人出逃。其边备废弛，军心涣散、斗志沦丧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就是戍守京师的三大营也名存实亡。三大营额军为十余万人，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披露，这十余万人“其中能战者，不过数百而已”，其他均是老弱病残或市井无赖，根本没有战斗力。
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军心离散，必然招致外敌入侵。崛起于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抓住这个千古难逢的契机，乘虚而入。大明帝国的名将如今已丧失了戚继光、谭纶、俞大猷、刘显等呕心沥血所训练的严明军纪和顽强斗志的军队，已然到达如此地步，其结果只能是以清代明，重新开始历史的新纪元。
最后的归宿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就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乐园的这一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便显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华。由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用计杀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便凭借祖上遗下的十三副铁甲，和族人一起对明发难。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的消息时，他绝没有料到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位努尔哈赤会和大明分庭抗礼。他心平气和地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万历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他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他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他已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凭着不断的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理想和由此而来的奋发精神，是在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一个没落的奴隶主家庭。他的祖先猛哥帖木耳曾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由于家道中衰，努尔哈赤年轻时，为生活所迫曾采集松籽和人参到抚顺出售，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本族所未有的东西。出于好奇和崇尚武功的天性，努尔哈赤从小喜读《三国演义》，但那时他从未想到正是以这些汉人所创造的用兵之计，若干年后，率铁骑征服了大汉子孙的帝国之邦。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到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当万历浑浑噩噩，沉溺于酒色之中，热衷于搜刮珠宝时，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同时，乘明军抗倭援朝、辽东空虚之机，继续扩张势力，并针对帝国狂妄自尊和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骄横，巧妙地实行对明朝表面恭顺，而在暗中称王称汗、积极发展势力的两面政策。经过25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以发布“七大恨”告天为起点，把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就被有的明朝官员窥破。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巡察辽东后，向万历皇帝和兵部发出警报：“辽左危急”！但那时的万历和朝中群臣正卷入“国本之争”的漩涡，谁都没有兴趣和精力去管这些边防之事，终于有了十年后的今天。
努尔哈赤亲率二万铁骑，直入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疾速向关内挺进。这时万历才和他的臣僚们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但是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他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了。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杨镐，从而使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
万历见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却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说道：“女真人之北关，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能转为胜矣。”万历皇帝闻听此言，大为惊喜，（努尔哈赤自称“后金”、意为金人之后）于是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
金朝原是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公元十二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阿骨打战胜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太祖。他死后，原葬于东北海古勒城西的泰陵，其弟太宗之陵原来也在上京。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又把他们二陵及其同葬十陵迁到中都（今北京）。两年之后，房山寿宫建成，便把棺椁运往房山陵地安葬。由此，这里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