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第十一章 风雨下定陵
冲突既开，恢复元气已无可能；帝国古船千疮百孔，飘摇不定。努尔哈赤走出白山黑水，对明发难；风雨潇潇，万历的尸骨连同古老的帝国一起走进陵墓——
疯狂的报复
“立储之争”，使万历皇帝与群臣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万历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群臣不让他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他同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也不立王恭妃的儿子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成人典礼，阻止随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但是迫于宫廷内外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还是向群臣屈服了。他答应让常洛出阁就读。
万历既然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就学，便再无口实可以推托。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于是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万历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显然又是在刁难和要挟。事情又拖了一年，万历在群臣再度施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十三岁了。
当然，万历对群臣的屈服，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和异常的愤怒，在他的心灵上从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痛楚。而“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恶果，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勉强立为太子，储位始定，其间竟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后人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已去洛阳封地。爱子远离膝下，宠妃泪洒衣襟，万历怀着难言的悲恸和无比的仇恨，面对他的群臣，也面对他的帝国，他要进行报复。这个报复的方式是独特的。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三十二岁时，就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付臣僚、开脱自己过错甚至罪责的办法。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先是以“皇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后来，当万历知道再没有借口做为理由来拖延时，便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月，捏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就是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无嫡立长。”显然，这是万历一番苦心孤诣之后想出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
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牴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了。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子已经二十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信任，只有附合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之谋，因此王锡爵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围攻。在众门生的再三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破釜沉舟，迫使皇帝收回“三王并封”的决定。万历经过两天的思索，又在群臣冒死苦诤下，终于宣布收回“三王并封”的成命。“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天，终于寿终正寝。
放弃并封王旨以后，王锡爵在九个月中就先后十一次上疏争请册立和预教。其中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章奏中，特别尖锐地指出了郑贵妃阻挠册立的罪行。这一奏章，把万历搞得既被动又气恼。万历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明显为郑贵妃袒护，并替郑贵妃开脱。由此引来的皇帝不快，各种复杂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们的接连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的下台。
经过群臣的长期苦诤，使郑贵妃夺嫡的阴谋破产，朱常洛既已册立为皇太子，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偃旗息鼓，转入力鼎图兴的轨道，但事实并非如此。种种迹像表明，那位看上去显然羞愤至极的郑贵妃似乎不会善罢甘休，而且眼下仍然是万历所最宠幸的妃子。既然如此，后果也就难以预料。于是，群臣戚戚，力决再谏。
在文渊阁大学士钟亦非的串通下，臣僚们几经磋商，又拟出一篇注定要遭致万历垂骂的疏文，力谏皇上勤政戒色。
疏文洋洋几千言，历数前朝女色误国之例，且通篇充斥着挚爱君朝之心，由耄耋老臣郭文章早朝禀呈司礼太监。结果老臣郭文章惨遭廷杖，并从此卧床不起。
宫廷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但是，喑哑毕竟不能持久。接下来，臣僚们的担忧又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荒唐地流布。
传说有太监在郑贵妃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尊木刻，形像酷似太子，上面扎满了铁钉之类的东西，玄乎其玄，朝廷上下一片惶恐。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盛行民间的巫术灵验非常，唯恐太子朝不保夕。
如此扰攘月余，终于没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大臣们的惊慌和绝望可想而知。
谣言未止，又有太监禀报文渊阁大学士沈鲤施法念咒意欲加害贵妃和皇帝，这一次，龙颜大怒。
万历当即令人将沈鲤宣到廷前究问，最后才弄清楚纯属误传。原来，沈鲤为了自律律人，在文渊阁大门旁书写了一块为官十戒的木牌，每日晨晚念诵，以示忠心效国。他没有料到这一多少有些投机和做作的姿态，其效果适得其反，几乎让他掉了头颅。
可能万历也难于明白臣僚们何以对皇储问题兴趣不减，以致余波震荡，弥浸民间。那会儿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一些有关皇储的册子四下流传，其中一份名叫《续忧危竑议》的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神秘气氛。
这部署名为郑福成的册子，显然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册子中称：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日后必将更立云云。而至于署名，一望而知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皇帝的隐语，万历自然又怒，将《读忧危竑议》作为“妖书”，责成刑部即速查办，不得轻饶。
刑部按到谕旨，未敢怠惰，立即着手稽查。但案情纠葛，非朝夕之事。在万历一连撤处了三名刑部大员依然没能水落石出之后，转而交付锦衣卫办理。
锦衣卫自然不辨究里，胡乱抓了一个叫皦生光的人，屈打成招，尔后处以极刑，才算了事。
这一切事情都使得万历深感疲惫与愁烦，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指责。他既无力回天又没处可藏，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消极无为。
于是，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坐在龙椅上以酣然入睡的架势面对现实与臣民。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更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这种消极无为的后果，不仅导致文官集团更加涣散无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为大明帝国的毁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从表面上看，朝廷中各种法定的礼仪仍是照常进行，但皇帝已经不再上朝理政了。
尽管臣僚们的奏章不断向他送来，但他已懒得批阅，甚至连一些高级职位长期空缺，他也不派人替补，并决定以这种方式对付臣僚。
当时朝廷内阁有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三名阁臣，由于各自的原因很难继位。经过奏请又补进沈一贯、陈于陛二人。随后王锡爵去职、赵志皋告病，张位因得罪皇帝而罢职闲居。再之后，陈于陛又因病归天。这样一来，堂堂内阁仅剩沈一贯一人了。偌大的帝国朝廷，每日军政要务须待处理的少说也有数百件之多，繁忙如此，沈一贯一人当然无法胜任。为此，沈一贯频频上疏恳请补进阁臣，却始终不见下文，这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沈一贯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寓所，仍未见到补替人员。但紧急公务仍无法推脱，沈一贯只好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操办。内阁府由此再无一人主持政务，只好关上大门，中国皇朝的内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上了大锁。
沈一贯一共在阁12年，而独掌阁务竟达7年之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12年当中，作为一个帝国首辅，只见过万历皇帝两次面。万历30年（公元1602年）七月，经过沈一贯一再苦请，万历才点用朱赓和沈鲤入阁。阁臣总算有了三人。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沈一贯和沈鲤同时去职，阁臣又只剩下朱赓一人。朱赓所上有关军民利病的谏言，却“十不下一”，为此，常常遭到御史和科臣们的嫉讽。朱赓上不能劝说皇帝，下不能取信于诸臣，万般无奈，只得在家称病不出，其结果是阁门再次关闭。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十一月，74岁的朱赓忧愤成疾，耗死任上。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作为帝国阁臣六年，首辅两年，竟没见过皇帝一面。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五月，皇帝谕命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入阁，另因王锡爵有声望，于同年也被再度召回，并冠以首辅职衔。王锡爵虽名为首辅，但尚未赴任，就在家死去，时年77岁。于慎行虽然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但已身患重病，七个月后便死于家中。同时入阁的李廷机赴任不久，即遭到给事中、御史十数人的参劾。迫于形势，只得明哲保身，躲在寓所里坚卧不出，后来索性跑到郊外一座荒庙中居住，并上疏皇帝辞去阁臣职务，三上奏疏才恩准致仕。名义上枚卜了四名阁臣，实际赴任理事的，却只有叶向高一人了。
叶向高为了枚卜阁臣，先后上疏一百余本，均不被理睬。此时的中枢机构长期缺员，党势渐丰，国力大渐。叶向高身为阁臣，却大事不敢做主，小事不能措处，欲干不能，欲退不允，孤苦伶仃，只好徒充其位，但是一切罪名，却全得由他承担。“大抵格而不用，惟有不行者，尽罪于臣。”又说，“臣孤身暮年，东撑西持，力竭心枯，泪尽而致以血。”即是这样哀情，也仍然打不动万历皇帝的铁石心肠。为了尽早摆脱困境，以免不测，他连连上疏：“臣自受事以来，未能荐一贤、行一事、挽回一弊政、消弭一衅端。碌碌浮沉贻忧宗社已六年矣！”这样延耗七年之久，直到他称病不出，内阁闭门，才令其致仕。
在叶向高去任之前，经过他的苦请，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九月令方从哲、吴道南二人入阁。但四年之后吴道南去职，内阁又只剩下方从哲一人独掌，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为止。
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使首辅和阁臣均无实权。又因万历不放权与内阁，致使“百事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由于部、府等衙门所上的对本部本府有利的题本屡上不下，上疏催请，又杳无音信，请内阁代催更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衙门便瞒着皇帝和内阁自做主张、擅自办理，即使内阁有所察觉提出意见，甚至劝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内阁不能给部府作主，已经失去威信，只好任其肆意行动。这样一来，万历皇帝虽然表面至高无上统揽帝国，但对于部府有利的实际大权，反被各取所需下移滥用。更不可思议的是，皇位继承问题早已解决，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问题又沸腾起来，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许多臣僚都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之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又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派之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始于微不足道的衅■，致使举朝上下人人自危，人人出击，“闻言而杜门，言已而视事。递出递入如登场之傀儡，凭人提算。”
而事实上，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皇帝不尽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牛、龙、狗、羊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常进行，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是由原来的以德才为标准改用抽签的方法选用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