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芩道止邸钡摹爸本辰纾�9］。于是，周作人在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里感到了一种“隐逸的”、“温和”、“平淡”而又不免有几分寂寞的“空气”［10］。而在此之后，俞平伯写出了《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类寻梦的文字，表达一种“一切都和我疏阔，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于烟雾”的心境，被周作人选入在燕京大学讲授国文课的基本教材，而此时俞平伯也正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新文学组的讲师［11］。从此，人们分明感到，周作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传人”了。
于是，就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师生在《语丝》时期的密切合作。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号出版时，俞平伯正在为当月15日病故的岳父料理后事，因此，未能在《语丝》长期撰稿人中列名。1924年底，俞平伯举家迁往北京，从此，在北京东城老君堂79号宅定居下来。1925年1月12日《语丝》第9期首次发表俞平伯的作品《忆之第三十五》；同月16日，俞平伯又与《语丝》同人钱玄同、江绍原、孙伏园、李小峰、章川岛及许钦文等共庆周作人四十寿辰。以后，俞平伯就经常出席《语丝》每月月底的集会。“俞平伯善饮，又善品佳肴，尤其是和情趣相投的朋友们在一起，边谈边说，实在是其乐无穷。”［12］语丝的聚会，给俞平伯提供了与周作人见面的更多机会，自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
俞平伯在《语丝》上先后发表了12篇作品，这一时期的《语丝》编辑工作主要是周作人主持的。发表于第63期（1926年1月25日出版）的《梦游》是更进一步的“写梦”之作，曾被周作人及钱玄同误认为“明人或清初”的作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俞平伯与郑振铎关于“国耻”问题的论争。1925年6月，正值五卅运动高潮时期，俞平伯在《语丝》第32期发表《雪耻与御侮》一文，强调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贵有实力，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对于当时盛行的“宣战”、“经济绝交”等主张提出异议。西谛［13］在7月5日《文学周报》第180期写了《杂谭》一文，不点名地批评了俞平伯的观点（据郑说，沈雁冰、叶圣陶等人也有同感），以后双方又在《语丝》著文反复论辩。郑振铎强调“内固然不能不努力整理，外却又不能不同时对待”，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侮的”［14］；俞平伯则主张“因外面的压迫，移目光向内”，并以为不能“迷信群众之力”，“多数人的力诚不可侮，但是多数人背后有少数人牵着线呢”［15］。在论战中俞平伯特意提出的“题外的闲谈”也许是更值得注意的。他说，“热情与冷智，在我以为同样的可爱”，“摇旗呐喊与袖手旁观实在同样的可耻，而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尤觉可厌”［16］。他批评郑振铎：“他的话未必全错，却总搔不着痒处。他说的是门面话，是演说台上的话。我的话即使错了，却是对朋友家人们在书室里说的。他是喜雀，我是老鸹，……然则我的倒霉，岂待西谛驳辩之来而后知哉。”［17］这番“闲话”明显地是为自己辩护，但也触及到双方在思想方法、人生态度以至气质上的某些差异。周作人在这场论战中没有发表直接参战的文章，但他在《代快邮》（载《语丝）第39期，收《谈虎集》）里明确表示欣赏俞平伯“自己谴责”的精神，并且说，“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同样以为“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中国人“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这“才真是国耻”；同样地“不很相信群众”，“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18］。郑振铎（支持者有沈雁冰等）与俞平伯（支持者有周作人）的这场论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研究会内部的某些分歧，他们以后走上了不同道路，从这次论战中是可以看出某些思想上的原因的。
《语丝》时期废名还是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因此他仅以主要撰搞人的身份出现，并未参加编辑部工作。废名在《语丝》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桥》。废名自己在1926年6月的一篇日记里，曾经提到“我在这四年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他因此自己废去“冯文炳”名，自署“废名”［19］。周作人认为，从《竹林的故事》到《桥》，表现了废名创作的两个阶段［20］。按照鲁迅的意见，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尚能“以冲淡为衣”，表现社会人生的某一角，《桥》以后的创作就“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限于孤寂自我的狭窄范围［21］；周作人则强调“文体的变迁”，即由“平淡朴讷”转向“简洁或奇僻生辣”［22］。这种变迁既是向周作人的“靠拢”，又预示着对周作人的某种“超越”，后者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信息。
第六部分第二十一讲 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2）
（三）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立志“闭户读书”，以“苟活于乱世”。他蛰居苦雨斋内，与外界来往极少。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弟子的交往却日益密切。周作人与俞平伯不仅经常见面，而且时有书信沟通；俞平伯曾先后三次将周作人来函裱订成《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3册［23］，由周作人亲作题跋［24］。1933年周作人又从给俞平伯、废名及沈启无的信中选出一部分，连同其他公开发表的书信，编成了《周作人书信》一书［25］。
在这些信中，周作人经常向俞平伯等吐露心曲。这里摘出一二片断，以见他们此时关系之一斑——长雨殊闷人，院子里造了一个积水潭，不愁平地水高一尺了，但毕竟还是苦雨，不过是非物质的罢了，想兄亦有同感……（1928年8月12日致俞平伯书）
近来苦于无闲思索，而且下笔板滞，甚不自满意，见人家挥洒自如，十分NFEB8羡，有如武童生才举得起石墩，看在马上挥舞百六十斤大刀的壮士，能不汗颜耶。故所以同志还须努力也夫。（1928年10月20日致俞平伯书）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心灵的默契，早已越过师生的界限，而成为真正的老友了。
据周作人回忆：
民国十六年张大元帅入京，改办京师大学校，废名失学一年馀，及北大恢复乃复入学。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后来在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走教国文，大约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黄旗村里，至北大开学再回城内。……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那一年，他从故乡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屋居住……［26］这样，周作人与废名之间又有了朝夕共处的机会，正如周作人所说，“常往来如亲属”［27］，关系确实不同一般［28］。
这样，三十年代周作人周围，除了《新青年》、《语丝》时代的老友钱玄同、刘半农，骆驼社同人徐祖正、张凤举等之外，还有一个以周作人个人为中心的“小圈子”，俞平伯、废名（以及沈启无）等即为其中主要成员。
1930年5月，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废名是该刊的实际编辑者，并与俞平伯同为主要撰搞人。《发刊词》宣称：“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向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这里打出的旗帜是“自我性灵的自由表现”，确是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共同的思想与文艺倾向的，但与时代距离之远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出刊不久，就受到了普罗作家中某些人的批评。先是1930年6月3日《新晨报副刊》发表了“千因”（即谭丕谟）的《读〈骆驼草〉上几篇东西》，讥讽《骆驼草》撰稿人都是“落到资本主义泥坑里的大学教授，领到了几百块闲暇安然地坐上骆驼，谈起了‘草’，如斯而已”。接着1930年6月11、12日《新晨报副刊》又发表了“非白”（傅非白）的《鲁迅与周作人》，宣告周作人是“似不幸又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了”。这自然引起了“骆驼”们的反感。俞平伯写了《又是没落》一文（载1930年6月23日《骆驼草》第7期）予以反击，文章重申了“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的主张，并且严正声明：
“我之与《骆驼草》只是被废名兄拉作文章而已，好比拉散车”，并非系某“党”某“派”。俞平伯在《骆驼草》上共发表了9篇文章，创刊号与终刊号上都有，因此有人说“俞平伯是看着《骆驼草》诞生，而又护送着它寿终正寝的人”［29］。废名在《骆驼草》创刊号上以丁武的笔名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一文，对列名其上的鲁迅、胡适等似乎都有所不满；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作了这样的反应：“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30］虽对《骆驼草》有所批评，但语气是温和的。在鲁迅看来，《骆驼草》虽就其组成或宣言都给人以《语丝》继承者的印象，但实际上已无当年的思想锋芒，因而也就失去了（至少是减弱了）刊物“活泼”的生命力。但无论如何，《骆驼草》在1930年出版仍是引人注目的，周作人和他的弟子毕竟打出了自己的旗帜。
对于周作人们来说，创作实绩是比旗帜更为重要的。俞平伯在前述《又是没落》里，在回答攻击者时就说：“理论固然要讲，也请拿点作品出来看看。”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等先后出版，废名也有《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不断问世，周作人为他们每一本书都写有序或跋，颇为文坛瞩目。废名也写有《〈周作人散文钞〉序》、《〈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跋》，以及《知堂先生》、《关于派别》等有关评论周作人其人其文的文章，另有为俞平伯所写《〈古槐梦遇〉小引》。在周作人的鼓励下，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明〕张岱著）
，周作人也写了序。周作人自己还写有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序》、《〈近代散文抄〉新序》及刘大杰《重刊〈袁中郎集〉序》、孙席珍编《〈现代散文选〉序》，以及轰动一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上序跋文既是周作人师生之间创作上的互相切磋，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创作潮流的自觉提倡。这是明末散文小品的“复兴”［31］，“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32］，同时追求“文词气味的雅致”［33］，“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34］或“渐近自然”［35］。正是在这样的自觉的理论倡导与艺术实践中，周作人和他的弟子在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文学创作流派，并且立刻为批评家们所注目。1933年阿英在他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里，即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派别。这派别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36］阿英这里只强调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共同思想倾向，而有意忽略了文体自身的“一致性”，这自然也是反映了三十年代时代思潮的。
阿英的评价中更值得重视的，也许是他所发现的周作人与俞平伯之间的差异：“周作人与俞平伯的小品，虽是对黑暗之力的逃避，但（对周作人）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无论怎样，还处处可以找到他对黑暗现实的各种各样的抗议的心情”；“周作人的倾向，更是说明奋斗的无力，俞平伯的倾向，则是根本不要奋斗”。阿英的这一论断可谓知人知文之论。周作人与俞平伯自己在私下议论中，也曾谈到“对于中国有些事情”，周作人似乎比俞平伯“还要热心，虽然年纪比他大”；他们都一致归之于周作人亲身参加了本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有过期待”［37］。
第六部分第二十一讲 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3）
这种学生比先生“消极”得更彻底的现象，在废名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周作人自己就这样说过：“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有些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38］也就是说，无论先前参与政治之“积极”，与现在逃避现实之“消极”，废名都比周作人“激烈”［39］。周作人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40］，这是能够说明他们气质上的差别的。
因此，周作人虽然喜谈“隐逸”，却一天也没有“隐”过，真正实行“隐居”的，正是废名。在周作人所提到的“隐居西郊农家”期间，废名读李义山诗，读老子庄子，渐及佛经，终于“悟道”，与周作人的差异由此而产生。周作人1937年在写给正独居在雍和宫的废名信中说：“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也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41］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余未能如废名之悟道”［42］。以后，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