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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丑的字句”论争之后，不到半年，周作人1922年10月22日日记中出现了“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的记载。
也许是当年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时隔46年后，1968年梁实秋在台湾回想起这次会见，还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记忆竟是如此的清晰——……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岂明老人。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12］尽管当时梁实秋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且刚刚发生过那样一场争论，周作人仍然“一口答应下来”，并于1923年3月3日仆仆风尘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13］1924年，梁实秋进了美国哈佛大学，求师于提倡新人文主义的白璧德教授，文艺观因此而发生根本变化：由浪漫主义一变而为古典主义。1926年2月，梁实秋在美国写出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新文学中他称之为“浪漫的趋势”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在梁实秋看来，中国新文学浪漫主义式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作为“浪漫主义的末流”的“印象主义”，“风行一时”的“小诗”及鼓吹“灵魂的冒险”，“不承认有任何固定的标准”的批评均属此列；“把文学当作生活的逋逃薮”，“由现在生活逃避到幻想生活，由成年时代逃避到儿童时代，由文明社会逃避到原始社会”，“现今中国从事于采集歌谣者……其心理是浪漫的”；把文学完全当作自然流露的产物，否认艺术的价值”等等，而这些方面都直接间接地涉及周作人。梁实秋曾经将他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归结为寻求人类的“完整”、“均衡”、“常态”、“理性”、“伦理”、“节制”，“反对‘自我的扩张’而主张对于‘普遍的理性’的遵从”［14］，其理性主义与中庸主义的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而在一般人的眼里，以及周作人的自述中，也都认为周作人亦是强调理性主义与中庸主义的，因此，梁实秋与周作人之间是存在着根本的相通的：这是一个并不错误的观察。而现在梁实秋从新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却“发现”了周作人的思想与气质，特别在五四时期，表现出相当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深刻而独到的观察。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发表以后，周作人并未立即作出反应，但在4年以后的1930年所写的《重刊〈霓裳续谱〉序》里提起这篇文章：
从前创造社的一位先生说过，中国近来的新文学运动等等都只是浪漫主义的发挥，歌谣研究亦是其一，大家当时大为民众民族等观念所陶醉，故对于这一面的东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扬，或因反抗旧说而反拨地发挥，一切估价就自然难免有些过当，不过这在过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15］这里所说“创造社的一位先生”自然是周作人的误记。它表明，周作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也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转变，他与梁实秋最终仍是“殊途同归”的。
因此，当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同在一系，他们之间立刻有了密切往来。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4）
梁实秋亲切地回忆了他再访八道湾的情景：
我到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是作什么用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宽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枝》，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16］梁实秋是一位散文艺术家，他的上述回忆，不仅有精细的描写，更蕴含着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他内心的共鸣。
梁实秋为我们保留了周作人写给他的几封信。其中一封谈到“寒斋有英文文学书数十册（传、史为多），现已无用，不知学校能买入否？”梁实秋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给转达负责的人照办了。读书人卖书，自有其不得已的缘故。岂明先生非富有，但以‘研究教授’所得，亦尚宽裕，我想必是庵中逼仄，容不得日益增多的书卷，否则谁肯把平夙摩娑过的东西作价出卖？究竟真相如何，我为了尊重人家的秘密，没有追问，也没有打听。”［17］周作人尽管收入甚丰，却一直显经济窘困状，不只梁实秋一人提出疑问，这几乎成了周作人的私生活的隐秘。周作人显有难言之隐。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的话：“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化一个的，尤其是他一位夫人。”［18］周作人与鲁迅失和，以至后来周作人的事敌，原因自然复杂，但都有“经济问题”的阴影，这也是事实。这对周作人来说，是可悲的。
在现存周作人致梁实秋书中，也许1935年7月6日这一封最值得重视。信中说：“小文附呈，乞察收。本来想一说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又觉得大可不必，故复中止。”这里最早透露了周作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政治动向。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说：“可惜他的这一篇文章没有写，否则我们也可以窥见他日后失节的一点来龙去脉。”“和共”之说，周作人确实再没有提起，而“和日”的意思，周作人仍然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委婉曲折地表露过［19］。
这封信中还谈到稿件，是因为这时梁实秋正主编《自由评论》，周作人即其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似乎也没有产生更大影响。
此后他们两人各自都走了曲折的路。六十年代周作人在北京写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谈到梁实秋时说：“其实就是梁实秋（在没有到台湾去以前）”也“确有可取的地方”，“所以十三妹说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是有见识的话”。在另一次通信中又说：“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1968年，周作人逝世后的第二年，梁实秋在台湾写了《忆岂明老人》，这样概括了他对周作人的评价：“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这样，他们各自对对方都是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的。
注 释：
［1］张凤举，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同事，二十年代曾共同组织骆驼社。
［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3］陈通伯，即陈源。日记中张钦海（即张欣海）、丁燮林（即丁西林）、陈源、徐志摩都是现代评论派的同人。
［4］陈源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
［5］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6］周作人：《论并非文人相轻》，载1926年4月10日《京报副刊》。
［7］周作人：《论并非睚眦之仇》，载1926年4月19日《语丝》第75期。
［8］周作人：《恕府卫》，载1926年4月2日《京报副刊》。
［9］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10］周作人：《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1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
［12］［13］［16］［17］梁实秋：《看云集·忆岂明老人》。
［14］梁实秋：《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载1934年10月1日《现代》第5卷第6期。
［15］周作人：《看云集·重刊〈霓裳续谱〉序》。
［18］转引自郁达夫：《回忆鲁迅》，见《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207页。
［19］详见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第六部分第二十一讲 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1）
——师生之间
1934年8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接见日本记者井上红梅时，谈及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两三个”，首先举出来的，就是“现任清华教授的俞平伯”和“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1］。这大体符合事实：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确实是将俞平伯与废名视为周作人的真正“传人”的。
（一）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日记中写道：“（得）俞平伯君廿二日函”，这是他们之间的最早通信。在此之前，1919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香厂浣花春出席新潮社会议时，与早已是新潮社社员的俞平伯见过一面。
1925年，俞平伯（右二）与朱自清（左二）、顾颉刚（左三）等合影他们真正“相识”是在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本年1月，俞平伯在《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指出“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且没有一首不是通俗的；他并且表示同意托尔斯泰的观点：“美底概念底游移惝恍，……人们所喜悦的，竟丝毫没有标准。”周作人于2月26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诗的效用》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文学家不必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群众。“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正如托尔斯泰所攻击的美一样”，如“以为文学必须劝人为善”，反会使文学步入歧途［2］。3月27日周作人又致书俞平伯，信中说：“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3］这场争论，涉及到新诗发展的基本方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周作人与俞平伯，则是显示了他们由于年龄、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正如后来废名所说，这时候俞平伯正是“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受着启蒙主义思潮的熏染，做着“时代”的“梦”［4］；而周作人此时已步入中年，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发生或一程度的怀疑了。
周作人与废名的交往大约也开始于这一时期。据周作人回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吧。”［5］查周作人日记，1921年11月10日记有“得……武昌冯君稿一本”，这就是他们交往的开端。至于交往初期的情况，周作人语焉不详，只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6］。但废名却有较为真切的回忆：“在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运动发轫的时候，我正是一个青年，时常有许多近乎激烈的思想，仿佛新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那时同岂明先生见面谈话的材料差不多总是关乎实际问题的居多，我的有些意见他是赞同的，有些意见他每每唯唯，似乎他不能与我同意，但他不打破我的理想。”［7］情况正与这一时期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交往相似：学生远比老师激进，而老师则取宽容态度。
（二）
但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师生之间的思想差异终于缩小：不是较为“保守”的老师向较为“激进”的学生靠近，而是相反。废名在前述文章中，在如实地写出初期他与周作人存在的分歧之后，接着就说：“事实终于是事实，我随着中国的革命而长了若干年岁，这里头给了我不少的观察与参照，有一天我忽然省悟……岂明先生一向所取的一个历史态度是科学态度，一切都是事实。”而周作人的“历史态度”又是什么呢？废名解释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他仿佛总是就过去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向，历史上有过的事情将来也还会有……”［8］就这样，历史的反复，五四以后低潮期历史的“故鬼重来”，使一定程度背离了周作人的废名，又跟随他的这位老师陷入了历史循环论，达到了“不能说悲观，亦不能说乐观”的“知命”境界［9］。于是，周作人在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里感到了一种“隐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