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玛莎，他本想挥舞球杆来吓唬她，没想到一击打在玛莎左边的太阳穴上。玛莎应声倒地失去知觉，汤米低头一看，鲜血泉涌，方寸大乱之下，连忙将玛莎往山坡上拖。
此时，他心想只有杀人灭口了。于是，他再度用球杆猛击玛莎头部，由于用力过猛。
杆头也打碎了，又用折断的球杆不断地猛戳玛莎的脸和脖子，直到确定她完全断气为止。最后，他把玛莎的尸体拖到一棵松树下，盖上一些树枝。
然后，他悄悄跑回家，洗澡更衣，再下楼到起居室和肯尼兹一起看电视……
许多侦探都认同卡罗尔的推断，但是证据不足，他的长官并没有接受，也不同意写进警察局的侦查报告。
一年过去了，命案降温，侦查工作也没有任何斩获。人们不再好奇。在玛莎被害的一年内，莫斯雷仍不忍搬离，虽然当他们经过女儿的卧房，当他们看到屋后那片树林，他们都忍受着无比的锥心之痛和折磨。但是他们相信只要莫家还住在美女港，警察局就得努力去破案。
一年后，莫斯雷家失望地迁居到纽约去了。
旧案重提
一九八八年，戴维。莫斯雷心脏病发猝死。莫斯雷太太将其夫之逝归咎于杀死玛莎的凶手。她告诉朋友，玛莎遇害后，她先生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再喜欢跟人说话，只知道工作。她想，如果女儿没有死的话，或者女儿不是如此惨死的话，他们家的生活绝不会如此悲惨。之后，她搬到了新泽西州，将缉凶当成她后半生努力的目标，并且聘请私家侦探，重新调查该案，同时联络媒体，对警方施压。
一九九一年威廉。史密斯被控涉嫌强暴时，媒体对肯尼迪家族的深入报道，唤醒了这椿沉案；八卦报纸《国家询问报》还说，玛莎遇害当晚，威廉也在美女港。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该报又刊出一篇图文并茂的深度报导，详细地陈述十六年前玛莎被害的经过，标题是“肯家孩子是杀害玛莎的嫌疑犯”。记者还找到了已经三十六岁，留着长发，身穿运动装，但系着领带的汤米。斯凯科，并在纽约州威斯切斯特加以采访，他仍然坚决否认涉案，并反复强调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
其他媒体也竞相调查玛莎命案。格林维奇时报和斯坦福论坛报同时披露了一篇深入玛莎命案的调查过程的报道。该文作者为专栏作家莱纳德。雷维特与格林维奇时报的记者基文。唐诺万。事实上，这篇文章早在一九八二年写就，但是纽约时报编辑部却压下不发，九年后，这篇文章才重间天日。
这篇文章重点不在于汤米是否杀害玛莎，却指出警方发现杀人凶器来自斯凯科家后，居然没有地毯式搜查斯家大院。
雷维特指出，“我不能说警方在掩护嫌犯，但是，他们在处理本案时确有行动迟缓之嫌，可能因为当地的警察常常为斯凯科家干私活，如开车往返机场，保护他们上酒吧等等。”
媒体使得玛莎悬案再度抬头，检察官唐纳德。布朗认为有必要重新展开调查。布朗是康州最资深的检察官，他对玛莎一案也略有了解。他除了从格林维奇市警察局抽调了两名曾参与玛莎案的资深刑警来专责调查外，并请求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协助。
就这样，在威廉一案结束后，我又和肯家狭路相逢，但是这次可是迎面相对。现场勘查我带着助手来到玛莎被害的现场。虽然山坡上的树林与草地仍和十七年前同样浓郁茂盛，但是大部分与案件有关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我站在玛莎曾经躺过的地方，比较着十七年前的现场照片，不停地想象着玛莎被杀的情形。
那条弯曲的小路历经多年无人行走及风吹雨打后显得格外荒凉。我仔细地查看着路旁的泥土和草丛，用镊子收集了一小缕头发和一小团纤维，期望这些饱经风霜的微物证据能够为沉冤十七年的玛莎说出事实真相。
我将现场收集到的证据和当地警察局保留的所有物证都带回了化验室。在化验室里，我们利用DNA技术检验这些证据，虽然大部分的证据已有十多年之历史，但利用新技术，我们依然能鉴识大部分的证据。
在我们集中精力检验时玛莎案的知名度水涨船高。有两本书相继问世，其中一本是由多米尼克。杜恩的小说《炼狱时节》，第二本是杰里。奥本海默写的传记《另一位肯尼迪夫人》。
杜恩出生在康州的哈特福市，他的女儿也惨遭恶人杀害，他对莫斯雷太太的不幸遭遇颇为同情。在他撰写的这本小说中他讲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爱尔兰裔美国家庭利用权势来掩盖子女杀人犯罪的故事。该书出版后马上成为全国畅销书，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
《另一位肯尼迪夫人》一书的女主角是艾瑟。斯凯科。肯尼迪。作者在书中介绍了斯凯科家族的兴起以及艾瑟的成长过程，书中还谈及斯家与肯家历年来的各种意外死亡事件与丑闻。该书在谈到玛莎命案时，并没有指出凶手，也没有明指斯家与肯家意图掩饰罪行，只点出艾瑟在听到消息时的反应──这位肯尼迪夫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这件事影响到肯家的声誉。”
另外还有一名记者提姆。杜马斯也是一直锲而不舍地追查玛莎命案。这位记者在案发时年仅十四岁，但是，他走访了许多人，也遇到不少阻碍。她说，“本案似乎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神秘禁忌。警方封口不谈，嫌疑人拒绝回答，邻居退避三舍。”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检验了所有的物证，写成了一本厚达六寸的检验报告，新证据以及新技术检验后的结果，更佐证了外界对斯凯科家的怀疑。但是在辛普森案后，检察官起诉时变得更加谨慎。
不过在检察官收到检验报告后，曾在一九九一年披露玛莎悬案调查情况的专栏作家雷维特又有了新素材──汤米开始改口，他说，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晚上九点三十分他与玛莎分手后，她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外面在外面等他，然后两人又见面，并且有大约二十分钟的“性接触”，他没有具体描述何谓“性接触”。
检察官布朗听到这一消息就评论道：“汤米。斯凯科为何在案发二十年后才首次承认与玛莎的第二次接触？因为侦查技术日新月异，他害怕李博士用微物证据及DNA检验技术确定他涉案，而不得不坦白。”
许多人认为斯凯科家里的人知道当晚真实情况。为此，检察官和莫斯雷家曾提出五万元的奖赏，在莫斯雷先生过世后，莫斯雷太太更将奖金提高到十万美元。但是，至今仍无人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莫斯雷太太伤心地表示，“我从一开始就认定斯凯科家人撒谎。我确信他们知情。我确信玛莎一定是被他们其中一个或几个人所害的，这户人家里肯定有人知道。虽然有十万元的悬赏奖金，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需要这笔钱……”
虽然凶手呼之欲出，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一切都讲究证据，如果检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人逍遥法外，这也是法治社会的悲哀。在九八年十月，新任检察官布迪决定动用大陪审团制度，通知所有人到庭说明当晚的情况。我也订于九八年十一月下旬出庭作证，后事如何？只有下回分解。
一九九六年，我应联合国之邀到波士尼亚去调查种族冲突的万人冢事件。人道救援组织“美国关怀基金会”在该国设有专门的援助小组，负责人史提芬。斯凯科，也就是鲁什顿家中年纪最小的男孩。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在波士尼亚，他负责安排接待调查人员，我和他搭机时坐在一起。
在烽火连天，枪林弹雨的异国，玛莎悬案头号嫌疑人弟弟，竟然与我促膝而坐。史提芬心地善良，向我们介绍了波国近况，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谈得十分投机。我最后告诉他，我正在调查一九七五年万圣节晚上在他家附近发生的玛莎悬案。他心平气和地说，“李博士，请您放手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减我对您的尊敬。”
自从这次接触后，我和史提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次到波士尼亚，他都会抽空支援，后来到其他战火连绵的国家，都时常碰到史提芬，有几次我们也在美国见面。我不禁感到，人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内，正如古语所说，有缘千里来相逢，无缘对面不相识。
第4节 无尽之缘
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三日下午，我接到国会的一通电话，约翰。肯尼迪谋杀案调查小组要我尽快到国会山庄去，协助揭开肯尼迪被杀的真相。
当时柯林顿总统的性丑闻刚传开，外界盛传柳思基保留了一件沾有精液的洋装，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洋装上的精液是否柯林顿总统的。
到达华府时，刚好被一些眼尖记者认出来，他们围上来问我到底为何事赶到华府，我说是应国会邀请前来协助特别调查小组。
谁知道，第二天一些报纸大作文章，声称我应国会邀请前来检验柳女的洋装，有些报纸甚至刊出卡通漫画，将我画成拿着放大镜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寻找微物证据。
有些报纸甚至说柳思基的洋装已送到我的手上。
不过，我没有理会那些猜测。国会肯尼迪刺杀案调查委员会的代表开门见山地向我表示：肯尼迪总统是美国的偶像人物，他的遇刺真相，一直是个迷，民间各种各样的猜测方兴未艾。调查委员会希望能借助我的刑事专长以及最先进的技术，重新检验旧有的证据，看来能不能解开这个历史之迷，而我的检验结果，很可能会改写美国的历史。
我接受了国会交付的任务，跟随着几位安全人员，来到了保存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所有纪录的国家资料库，资料库内警卫森严，即使有国会的特别允许，我还必须经过重重检验，照相机和文件夹也不能带入。
机密文件室里面存放着大堆肯尼迪总统被刺当天的资料，我反复审阅从未对外公开的录像带、照片、文件、验尸报告……
看着这些资料，眼前浮现当年在马来西亚处理肯尼迪遇刺新闻的情形，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油然而生，我只有自问，这是命运，还是缘分？
end
整理人后记
在美国从事记者和律师工作十多年来，我经常与司法界及警界接触，每提及Dr ·Henry Lee的名字，美国的司法界及警界人士无不赞不绝口。我们律师同行都知道，如果要替被告辩护，只要李博士肯接受邀请，肯替被告出庭作证，官司一定会赢。
李博士在美国名气如日中天，但是他平易近人，并且言而有信。记得1995年8月24日，李博士到洛杉矶来替辛普森案件作证，当时我以《世界日报》记者身份进入法庭旁听李博士作证。辛普森案件之前，我曾多次采访过李博士，在休庭时，李博士一眼就认出我，便用中文谈起他的作证感受。
在开始谈话前，我先用照相机拍了几张李博士在法庭内的照片，没想到照相机的闪光灯引起法警的注意，一名法警冲上前，将我拉住，要我交出记者证和照相机，李博士见状立即跟法警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同意让他拍的。”
但是法警回答说，在拍照时，很可能拍入了陪审员的面容，如果照片刊出去，很可能导致整个案件的流审。
辛普森的整个辩护律师团都催着李博士离开法庭，赶回事务所商讨下一步策略，李博士知道法院楼下仍有大批记者等候，律师团仍会花一些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便跟我说：“等一下你到楼下，我会等你。”
在法警坚持要没收我的记者证及相机的情况下，我只好去见法官。最后法官同意将相机和记者证还给我，但把底片曝光，等到处理好这些事后，已过了二十多分钟。
我赶紧到楼下，原来成群的记者早已散开，楼下只剩下两位警卫，我向他们询问有没有看到李博士，他们说：“有，但是他早已跟辩护律师团一起走了。”
原来以为可以拿到独家专访李博士的新闻，没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整天工夫就这样泡汤了。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停车场途中，突然听到附近有人不断地按喇叭，我抬头一看，前面一辆白色的箱形车里面，好像有人在向我招手，再走近些，原来向我招手的是辛普森案中著名的辩护律师。
等我靠近这辆车时，这位律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终于出现了，我们等你很久啦！”
我正在纳闷时，箱形车的侧门突然间拉开，冒出了一个东方人面孔，原来是李博士。“李博士，原来你在这里！”我惊喜地叫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一段时间了。”他回答说。
我往车里一看，车内是每天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辛普森辩护律师团，原来李博士要求等到我时才离开法院大楼，律师团只有陪着李博士一起等候。
见到我后，李博士给了我他下榻的饭店地址，面带歉意地表示，他们必须马上赶回事务所商讨案情，已经等候多时，不方便再拖延下去，不过他晚上8点会回到饭店，可以接受我的专访。
晚上我依约赶到了他住宿的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好莱坞的偏远地区，鲜为人知，原来李博士为避开记者的跟踪而住到这家不起眼的饭店。虽然忙碌了一整天，坐下来谈起辛普森案时，他丝毫没有倦容。李博士谈到了后悔参与该案的心情，以及他不愿意再参与辛普森民事诉讼案的打算。第二天，这篇专访在中文报纸刊出，四处寻找李博土踪影的英文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都纷纷将这篇专访翻译为英文刊出。
李博士精力十分充沛，智慧过人，观察细心入微，有时令人吃惊。在口述整理过程中，他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口述其中的一个案件，我一边用笔记录，一边用录音机录音，几个小时后，录音键跳了起来，我将录音带翻过来，准备换面继续录下去，但是李博士拦住我，他说：“那一面已经录过了，再录会将原来的内容洗掉。”我按下放音键一听，果然那一面已有录音。
李博士也很幽默，有一位听过李博士演讲的同行除敬佩他的专业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