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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士也很幽默，有一位听过李博士演讲的同行除敬佩他的专业学识外，还表示，李博士在退休后不需从事刑事科学，只需要担任脱口秀的谐星（Stand…up comedian）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李博士是一位全球公认的刑事科学权威，被刑事界及司法界尊称为“现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替李博士整理这本书，是我毕生难逢、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从李博士身上，我体悟到人生的哲理，希望读者也能从李博士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一些体会，在此我想感谢我和李博士的共同好友柯约瑟夫妇、陈君仪先生、陈李琬若女士提供的协助，更感谢我的太太杨弘如医生及家人的全力支持，让我心无旁骛地专心整理此书。
邓 洪
1998年11月7日于洛杉矶
从留学生到美国著名记者和律师代 跋
南国季春，一个深夜，神探李昌钰来到了深圳以西60公里的一个小镇。我应约驱车去见他。
当坐在东莞厚街镇的咖啡座里，我与他谈起将他的侦探生涯进行整理时，李博士坦然告诉我，在邓洪之前甚至当下，已有十多位台湾文坛高手透过各种关系来争取写他的传记及整理他的刑案。
在本书台湾版自序中，李博士写道，“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很多人的鼓励及协助，首先要感谢邓洪律师，他是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一生与我的际遇有些相似，都是在艰困中奋斗崛起。”
每隔几年邓洪都会回中国探亲。每次回国他都感觉中国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谈到现在青年一代过于沉醉于物质享受，过于满足现状，而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他说，与李博士的人生经历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幸运者。但是，与李博士对社会的贡献来比，又觉得自己多么渺小。
1967年邓洪出生于广东河源一个名叫黄田的小镇。其父邓家荣在银行工作。父亲在求学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自愿到山区工作。“文革”开始的翌年，长子出生，父亲怀着一种希望，取名“邓洪”，就如“文革”的革命洪流一样。但是没想到这股洪流竟然将自己冲了，由于祖父是地主，妈妈带着他及两位姐姐、弟弟被迫回原籍广东罗定乡下去了。
由于是“黑五类”子弟，在学校根本抬不起头来，看到别的同学脖子上挂着红领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挂上。每次生产队召开批斗大会，妈妈都不让孩子去看。每次会后，奶奶都躲在屋角，暗暗地流泪。后来我们才发现，很多次被批斗的正是奶奶。慈祥善良的奶奶何错之有，只不过她嫁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
就这样，在莫明其妙的羞辱和过早降临的贫困和压力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文革”结束的那年，9岁的邓洪才回到父亲身边。
在河源中学这个乡下来的、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不仅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而且考上了深圳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那是1984年，当时深大刚刚成立不久。
深大开放式的教育当时在全国来说很新潮，校方鼓励学生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很多同学都“半工半读”。邓洪也在学校外事办公室找到一份“半工”的工作，协助照顾外籍教授。不到两年时间，原来怕有广东口音而不敢开口的他，竟然能带着几位外教到中国各地四处旅行，俨然做起了翻译。升三年级时，幸运之神的手伸向了他，一位叫林秀文（Ｌｙｎｎ Ｍｃ Ｏｗｅｎ）的美国教师对这位黑黑瘦小的中国孩子发生了兴趣。林老师发现他的兴趣很广，邀他去美国留学。
经过一番努力，在1987年1月，20岁的邓洪终于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这位热心的老师帮助下，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经济系。
学校虽然承认深大修的一些学分，但由于未拿到学士学位，因而要补修很多课。一次，在中国同学会的年会上，他遇到第一个到新华社担任外国专家的新闻系主任汤姆·莱利博士（Ｄｒ。Ｔｏｍ Ｒｅｉｌｅｙ），于是命运又来了一次转机。他发现他对新闻有兴趣，二话没说就替邓洪办妥转系手续，进入他的门下学习新闻。
自从《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事件而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以来，美国文科最优秀的学生都纷纷投入新闻系。当初以为写文章是好玩的他，转入新闻系后才发现高手如林，这才想起有说美国大学入学容易毕业难的忠告。既然上了船，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别人写两篇文章，他就写三四篇。很多老美学生虽然嘴巴说得顶呱呱，但是写起来就苦巴巴。由于在深大读英文时用的是语法大师许国璋的教材，词汇量虽然不多，但语法比他们强。就这样，由于投稿量多，语法较强，这位带着广东口音的外国学生竟然被大学校报Ｓｕｎｄｉɑｌ录用为记者。
“在穷于应付学校功课的同时，我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在学费上遇到后院起火的问题。我是自费留学生，担保的林老师已出了很大的力，我不能再去麻烦她；在中国的家人不需要我的照顾已经很好，更不用说寄钱来；而自己又不是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可以申请奖学金或助学金。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别人在沙滩上晒太阳时，我冒着南加州烈日去做园丁；别人在炫耀他们的新车时，我在一旁汗流满脸地为汽车打蜡；别人在星期五晚到外面喝啤酒开派对时，我正双手托着盘子在餐馆做服务员。”他娓娓而动情地说给我听。
“记得最清楚的工作是在好莱坞山上送中国外卖。当时刚从朋友手中以250美元买到一辆大众牌甲壳虫小车，在好莱坞山下的一家小型中餐馆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山上住着很多电影明星及导演。车的消声器坏了，爬坡时声音十分大。马达声在山谷回响着，有些客人看到我这辆破车，会多给几元小费，并说：‘拜托，拜托，用这钱去修一下你的汽车吧。’不过也有些客人并不讨厌我这老爷车，他们说，‘一听到汽车声音，我就知道中国菜要送到了。’“钱一元一元地赚，一分一分地省，但是到学期开学时，辛辛苦苦赚来的几千美元，一下子就上交给学校。有时算一算，假如我将这些钱换成人民币，我可以在中国过很舒适的生活。但是，想起家人对我的期望，想到奶奶的眼泪，我又打起精神来继续白天上课，晚上或周末打工。”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前半年，他有幸被学校推荐到全美电视网（ＮＢＣ）做实习记者。“我一直认为媒体应充当替弱者主持公道的角色，恰好我被安排到著名的Ｄɑｖｉ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讨回公道》消费权益节目制作组。我们利用媒体的力量，向一些美国主流大公司挑战，迫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屈服于平民百姓。”
“有一次，一对80多岁的白人夫妇被一家投资公司骗去所有的储蓄，执法部门又推说是属于民事官司，应该自己去找律师，而他们根本无力聘请律师。在四处求助无门之际，他们找到了我们的制作小组。刚开始，这对夫妇对我这位刚过21岁，到美国不到四年，说英语有口音的中国实习记者半信半疑，但是我带他们和摄影机到警察局，直接要找拒绝接案的警察查个清楚，当警局的主管发现我们是《讨回公道》的采访记者时，他们马上指派另一名侦探来处理此案，不到两个星期，警察就将全部的钱追回来。”
“虽然这份实习记者工作是不付薪的，但是半年的实习，让我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经验。等到我毕业时，由于实习表现不错，在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ｅ及我的教授的推荐下，我被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洛杉矶时报》录用，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一般都是先到小报跑几年新闻，到进《洛杉矶时报》工作已经是新闻职业的顶峰。没想到我这位到美还不到四年的中国留学生，居然一下子被《洛杉矶时报》录用，令不少同学大跌眼镜。”听到这里，我心想，这个家伙来日肯定会大获成功的。
《洛杉矶时报》能聘请他，也有它的原因。原来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大批居民纷纷涌入南加州，聚集在圣盖博谷一带，而这里的媒体都被中文媒体所占去，为了抢回市场，《洛彬矶时报》在华人社区推出中英双语版报纸，每星期都在英文报中附送四页的中文新闻，加强对华人社区的报道，以吸引华人读者。
“由于我懂中文，又会普通话及广东话，报社对我相当器重，让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需要和其他记者一样每天都要发稿。一些华人社区人士发现《洛杉矶时报》也有会说中文的记者，大吃一惊。不过，好景不长，8个月后，《洛杉矶时报》中止了中文版。意气风发的我，突然间尝到了在美国失业的滋味。”
“更糟糕的是，我的实习期快完，而身份也因为突然失业而将泡汤。天无绝人之路，比起四年前刚到美国，我起码有了学位，我有两手准备，寻求华文媒体的出路，另外，万一找不到可以办身份的工作，就回学校继续念书，拿学位，等身份。”
“幸好我在替《洛杉矶时报》跑新闻时就结识了王艾伦、陈青、应诗澄等几位热心的华文记者，我一开始在华文报社找工作时，他们替我推荐，我申请的第一间报社是《世界日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笔试，总编辑郭俊良再和我面谈两个多小时。”
“因为我支持‘民运’的态度不明确，郭总也很为难，毕竟该报是台湾最大报系《联合报》在美的子报，创办人王惕吾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委员。如果聘请一位来自大陆，而反共立场不明确的记者，风险太大。上报了一个多月仍没有下文。在此同时，《国际日报》的王艾伦找上门，她知道我是美国新闻学院科班毕业的记者，二话没说就说服社长陈英聘请了我。”
上班不到一个月，美国就爆发一宗中国留学生杀害教授的大案。一名来自北大，名叫卢刚的留学生，因为没有争取到奖学金而迁怒于系主任、指导教授及另一位得到奖学金的大陆学生，他一气之下持枪杀害了这些人。
“事件刚爆发，马上引起全美中英媒体的关注。《世界日报》派出记者到学校作实地采访，而《国际日报》由于经费有限，而只能让我作电话采访。经过多番联络，我找到当地的警察局长，这位局长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马上谈起半年前他太太随参观团到中国的经历，我也没有急于追问案件的情况，反而和他谈起中国的风土人情。”
“没想到第二天他主动打电话找我。卢刚在行凶前曾留下几封信，有一封是中文的，他想请我帮他们翻译一下。原来是卢刚的遗书，他陈述了他一生受重视，而来美后因为受他人排挤感到不平而持枪杀人的动机。我并没有拿去发表，局长看了译稿，赞扬我的速度及功力。我便趁机问道，既然他的杀人动机已知道了，有没有可能将此谜团公布于众，以教育社区及他人。他知道我的意思，不仅同意我发表，而且还传给我卢刚用英文写的遗书。第二天，《国际日报》头版头条揭开卢刚杀人案的真相。报纸发行一个多小时后，全部售完，马上加印。”
卢刚事件后，《世界日报》开始后悔了，不断想让邓洪回去。但是，《国际日报》给他很好的机会。一年后由于郭俊良的力邀，他转到了《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给他很大的自由空间，派他跑一些与美国主流打交道的门径。开始是警案局、法院，后来跑美国主流政治。“我先后采访过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布什、克林顿等政要。”他不无自毫地告诉我。“在一个胶卷中，前面是我摄的克林顿的照片，后一部分是中餐馆女老板尸体照片，这样的经历，只有记者才会遇到。”在记者生涯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平则鸣，他利用自己对美国政治及警察、法庭等机构熟悉的便利，以及在“讨回公道”学到的知识，于是在报纸上开起了“消费者权益”专栏，替华人消费者打抱不平。在采访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忘年之交，包括在美国以及全球刑事科学界享有“神探”之称的李昌钰博士，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等。
“最令我难忘的是报道民权案件。其中有一位名叫张晋蜀的律师来自北京，有一次他带家人去一个商场购物，他太太在用洗手间时，被几位墨西哥裔的女子围攻殴打，张晋蜀赶忙进去解围，警卫人员打电话报警，来到的墨西哥裔警察看到是东方人的面孔，他跟墨西哥裔的女子用西班牙语讲了几句话，就将张晋蜀夫妇当着他们小孩的面逮捕。另一宗是一位名叫林香琴的台湾女子在高速公路被拦下，警察看她是东方人而要求她提供美国护照或绿卡，她想打电话给她的美国丈夫，却被警察殴打一顿，后来她坚持要打电话请律师，却被警察脱光衣服，在又饿又冷的监牢中，林香琴度过了一天一夜，被保释出来一个星期后，她找到我时，仍是伤痕累累。我独家报道这两宗案件，引起社区的愤慨，最后在社区的压力下，这两宗案件都得到完满的结局。由此，我深深感觉得我们华人身为少数族裔，到处受到歧视，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了解美国的法律，因而萌生了念‘法律’的念头。”
“当时，我刚与在餐馆打工时结识五年多、美丽而聪明的台湾女友杨弘如结婚，她正在念学费昂贵的医学院，如果我念法学院，每年要付1万多元，而我的薪水不可能同时支付两人的博士学位学费，但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得到小杨的支持。我报考了曾培养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ｗｈｉｔｔｉｅｒ法学院，就这样，我白天工作，晚上在夜间部上课。到了第三年，小杨从医学院毕业出来做实习医生，开始有一些收入，我就辞去做了七年之久的记者职位，专心读书，同时到几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兼职。”
1998年2月，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劳，邓洪终于获取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