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最独特最美好的一个特点特色：诗，诗的境界。
《红楼梦》不是小说吗？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小说是形式，本质如果
也只是小说，那它如何会与别的一万部小说都如此地不相类似？你想没想过
这其间的道理？
拙见以为，雪芹之书，貌似小说，实为诗作。他的小说，本质是一篇很
长的诗——中华民族式的抒情诗。
这不指书里起诗社、联句、分题等等，那也只是一种形式。我指的是诗
的观察，诗的体会，诗的感受，诗的表达，诗的境界、气质、韵味。
没有这个，《红楼梦》将是一个空躯壳，不会具有那般奇特的魅力。
所以我说，我们读《红》，也像林黛玉读《西厢》，只觉余香满口。这
香，不是乾隆时代的香饼子，香串子，也不是“引进”的“系列”品，这香，
说是书香，却是诗香。
曹雪芹为何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诗？或者说他为何以诗的素质来写小说？
这问题也要解答。我在另外曾说过一段话：
“。。他（按指雪芹）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察物，以诗人之情
待人，以诗人之笔摛藻，——这才产生出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
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
气息与境界。。”
“在这个新的角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大诗人曹雪芹，在传统的诗的
篇幅容量中，已然难以找到足以驰骋他的才思的原野（他在前八十回书中最
长的韵语不过是两篇五言排律‘联句’与一篇四六兼楚辞体的诔文，可以说
明一些问题），因而他要转向一个新的疆域去寻求适宜他的才情思致的广阔
幅员，于是，他决定了用稗官野史的体形来驻藏他的诗的自传的灵魂。其结
果，竟是出现了如此惊动万众、具有异样魅力的《红楼梦》。”（见《红楼
梦与中华文化》第93 页）
如果我的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成分”，那么在《书香集》中不谈谈这部
“诗小说”，岂非莫大的憾事？
惭愧的“文”
自家的职业属于文字行。文，是平生的爱好，也是“工作”，但一说起
文，就觉愧疚。自思自忖：我学文这大半辈子，写出来的“东西”够个“文”
吗？
一无灵慧，二无哲思，三无诗的境界，四无华夏的文采特色，五无中国
语文特具的音律节奏美，六无几千年文家大手笔积累的行文之意匠规模、气
脉意法，七无载道致用、济世经邦的抱负，八无自己抒怀寄兴的情致，九
无。。。
有了这么多的“无”，如再觉得自己写的这种字句就能叫做“文”，那
也太“厚颜”了。
既不能够个“文”，那叫它什么好呢？
思之半日，没有“好”名目，无可奈何，忽想不是从“五四”以来提倡
“白话文”吗？是否就叫它“话”？似乎名正而言顺，心安而理得。
然而——“文心”一转念，问题又出来了：从“五四”直到现在，年头
不少了，还是只有“文学作品”、“文人”、“文史知识”、“文艺报刊”、
“文化新闻”。。等等的名目与词语，似乎尚无“话学作品”、“话人”、
“话史知识”、“话艺报刊”、“话化新闻”。。等等的名目与词语出现于
哪位“话家”的笔下，披露于何种刊物的卷头，——此又何也？
看来，“文”“话”仍未“统一天下”或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成一统”，
不但仍然有分庭抗礼之旧习气，而且“话”一点儿也未曾取得“文”的“替
身”权与同义资格。最好的证明就是，“文人”把“文章”辑为一编时，自
题其名曰“×××文集”，而绝对没有自称他的作品是“话章”与“话集”
的半个实例。
这就意味深长了。
这似可证明：话不等于文，文是永恒的一个品种，是取代不了的。
如若这话果真，那么问号重复出现：每日印行的数不清的报刊杂志书册
等等之类，上面的亿万的篇目“书面”，有百分之几能够上一个真正的“文”
名呢？再问一句：“白话”打倒了“文言”，也已即将百载之久了，而自从
南朝梁宋出了一部《文心雕龙》之后，不是也该再出一部“话心雕龙”了吗？
怎么没见？胡适先生是位力倡“白话文”的大师，但他有一部书题曰《胡适
论学近著》，怎么不叫“胡适所作的讨论学术的近一个时期的记话”？他写
信告诫我：切勿写一句“文”呀。
这就很麻烦了，问题不是两句话能说清的。
我少年时，常听人议论，意思是以“的呢吗啦”与“之乎者也”对比，
其不言之意透露出不以“白话”为然。当然，“文”“白”之异，不仅仅在
于四个“虚字”的替换，但我确实买过一部书，即旗人名家震钧的《天咫偶
闻》原刻本，封面有清宗室载润（宣统帝的长辈）的几句题记，他说，此书
若拿先前记述京师掌故名胜的某书来比，那“差的远矣”！
这四个字的句法，你说算“文”算“白”？看了令人又解颐启颜，又觉
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中国人的“文字”或“话字”，到了这个时代的这
种表现，真是啼笑皆非之“境界”。
但我并无笑话载润先生之意，他不“顽固”，已肯运用“白话”了，只
不过还积习未除，末尾拖着一个“矣”的辫子，贻讥于“白话文学家”，则
留下了那种历史时期的畸形痕迹。
1995 年12 月4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拙“话”（不是“文”），
题为《中国文化（不是“话化”）讨源》，忽然收到来自美国休士顿的惠札，
寄信人杨先生说喜读拙“文”，然后说已将那“文”修改剪寄回来——他批
评我说：文与话有别，写文不能与话一样，而现时名家却多将二者混为一体。
我读了他的信札，着实感动。因为他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我回信谢他，承认自己久有这一种看法，但自己下笔却“未能免俗”。
“你为什么不免俗？！”
第一，没这胆量与才力。第二，“免”了“俗”没处去发表。第三，逐
日目中所见，铺天盖地的报刊书册，一概是“话章”了，了无“文”气文质
文境文美可寻了，我一个寻常人，在此熏陶濡染之中，我有什么神力不受“话
化”而能“卓乎有所自立”呢？惭愧。
笔会与文会
笔会，“笔”得好，这儿有妙理。
老时候讲究“以文会友”，那倒真得拿出“文”来，方能得“友”，那
友必然是被文打动了，这才愿来会友的，非文，不文，无文，假文，那就大
前提没有了，又谈什么友不友？《诗经》上说嘤鸣是为了“求其友声”，则
那嘤之鸣也亦为可诵可歌，可咀可含的“文”，不问可知。
文，是中国人的“癖”。癖也就是“病”。
患一点儿文病，大概还不致有关性命之忧，因为似乎目下尚未有“文病
医院”的建立。但患了此病的人，确实痛苦。
其痛何在？在他到处寻文，而不可得也。其苦何在？他自己倒也很想“抱
文守统”，无奈一落笔时也不再是文——真所谓“下笔无文”了。
奇怪！中国人的文，都到哪儿去了呢？
经过一番“考证”恍然大悟：原来是自从胡适之先生倡导的“白话文”
时兴起来，人们写的一概是“话”了，所以有话无文，话生文死。因为是以
“话”充“文”，才生造出那个“白话文”的尴尬名目——已然“白话”了，
却偏偏叫它作“文”，让人在错觉中忘掉了它本身的矛盾“本性”。
所以，“笔会”这个版题，就大有学问：反正我们说的是用“笔”写的
东西，这儿不发生“文”“话”的冲突或“斗争”。
但万事都会“过时”的，“笔”又焉能幸免？君不闻时下作家们已不再
是“含毫”运思，“搦管”抒怀了，他们已是在电脑机器前，“十指飞舞”、
眼观“屏幕”而作出“大‘文’”了，哪里还有什么“笔”的意境呢？
不怕本版主编同志怪我直言：看来“笔会”一词，即将成为“考证”的
一个课题——因为眼看那“笔”就快进“历史博物馆”，下一代“后生”“来
哲”即将莫知“笔”为何物，也许若干年后，“考证派学者”就要展开“是
否有笔”的激烈论争。
笔的命运垂尽，则“文”将如何？
文的命运既能“盛极必衰”，“话”还能保持“永恒光荣”吗？
“文章”一词现在还在使用，张三写了一篇，是“文”章，李四又写了
一篇，也叫“文”章——其实二位的大作“实质”却只是一种“话章”，满
纸都是平庸乏味、啰里啰苏的“话”堆集而成的，哪儿是“文”的气息滋味、
光采境界？
中国的文，是能背诵的，琅琅上口动听切怀的，如今的“话章”，有谁
能背得出一篇呢？我一直蓄疑。
中国人重笔爱笔，笔可管可佩。湘管鼠须，美好的“四宝”之冠。如今
我每日要收到信函，一色是“开发票”的劣色“圆珠”笔在纸上歪歪扭扭乱
划的“字”，我看起来极吃力——看清之后心里也不大是滋味，“这反映着
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状态吧？”我一看信件就这么自疑自问的——也就
是天下本无事的自“忧”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高攀的贵友名流，海外的也很有限，如日本东邦，只有
一二位通讯友，我见他们来信必定要用中国毛笔墨书，绝无一次例外。
这事使我也动思。难道与我交往的日本人也都是“守旧派”？我们中国
的文化人怎么了，如此地“满不在乎”？
笔墨是一种文化形态，机器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们之间正在冲突——
恰和中国的“文”与翻译小说中的“话”的冲突相似。
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谈片
寿恒小友：
年底的来鸿，早已收悉。你嘱我谈谈对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
学的想法。虽然你要的“杂志”，可以信笔而成“文”，但毕竟得是内行，
方能谈出一些值得“拜读”的道理；而我却是一名十足的门外之汉，我若真
谈起来，定会惹你启颜粲齿，甚或“腹立”——日本语管生气叫“腹立”，
我觉得非常之妙，可与“肠断”、“心碎”、“魂销”比美。
对这个题目，我从未好好想过，或者说把一些思绪加以“整理”，表述
得能以让人看得懂。姑且拉杂而言之，希望你从拉杂中淘澄出一点滴“高见”。
近来大家对“告、传、实”三文学特别关注，其来由根源何自？是否也
与欧美或海外“文潮”有关？深愧不知。假使有关，那就另当别论，更非我
所能妄加雌黄月旦。有一个时期，好像文艺理论评议界认为：凡一涉那个“实”
字，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实”成了文学的大忌。依此主张，“实”之
与“文”，其关系乃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了，这很有点像西方语
文中的“小说”叫做fiction，义即“虚构”。那样，“虚”才是“文”（至
少是小说）的本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自己就深受此种说法的影响。好
了——那么为何近今忽又流行重视起“告、传、实”三文学了呢？难道是看
那些“虚构”的“作品”看得太腻了，转而要换换口味的问题吗？假使不过
如此，则拙见以为“胃口”既然时常要调五味，那又何必我们动脑筋去探索
什么人文的大道理呢？
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看，中国的小说原本就是史的一个支流，也就是“正
史”、“官史”以外的秘密载记，可以称之为“野史”、“稗史”、“杂史”、
“外史”。史，要求的是实，与虚敌对。在这个意识观念下，看小说的人，
总当它是史，是实——以为那是“真”的。如若全虚，又何必对着一本书为
其中的人、事、物、境而笑、而哭、而惊、而叹？
尤其“甚”者，中华文化史上，偏生又出了一个特大的天才、奇人：太
史公司马迁。他老先生创立了史书的“纪传体”。从此，“史传”二字成为
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太史公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列传”文章，是什么“体
质”？是史——可又是文！所谓“唐诗晋字汉文章”，首先得让太史公为首
位，这一点，大家从无异议。
然则，西方的事我不懂，在咱们中华，从来文与史就是“两位一体”，
不可分割的，这是事实，是中华文化的极大特色。在这里，并不发生“是非
正误”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人本来的“家当”，你首先得承认它，然后再
试加“评论”。
既然如此，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目下流行重视“告、传、实”三文学，乃是一种中华文化上文史合一的
“返祖”和“归根”的重要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也是轻视不得的。
文学的真善美，“真”是领头的，真即是实。没有实，凭你多么超妙的
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是苍白无力的文字或“作品”。这样说，并不是要用“历
史真实”去包办一切，要排斥或废弃“艺术真实”。但“艺术真实”也不是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追源溯本，这种艺的“真实”仍然产生于史的真实。
中国的传记文学（包括“报告”与“纪实”而言），还有一个特点，也
不能忘掉。就是史不但是文，有时更是诗。诗，不是指五、七言等等形式，
是指它的本质与境界。如果缺少了这一层质素，那也会削弱中国传记的特色。
太史公的有些列传，篇幅不大，也没有多少“具体事件”、“细节内容”，
却包涵着一种富于感染力的抒情成分——这就是诗。其所以能令人可歌可
泣，可骇可愕，是笔的魅力，而不光是“事实”。笔，就是艺术了呀。但这
艺术，是真实的，而不乞灵于“虚构”。
虚构为文学之万灵无上好诀妙用——这种观念不是我们中华原有的。
陶渊明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写“自叙传”的人。他的名作《五柳先生传》，
并不罗列“事件”，不是履历表格。他只说此人家贫好读书，又不能追求“甚
解”，有了“会意”，就高兴得忘了吃饭。好喝口酒，也是不能常得。。
你看，这也叫“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