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丧事，都来找他，他也特别热心地去帮忙，甘尽义务。洗尸、
裹白布、诵经、作乃孜尔（祈祷的一种）、直至送葬，老爹面容严肃地忙活了好几天。“人
嘛，人啊！”这几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发出关于“人”的叹息，远在“人啊，人”、
“啊，人”之类的短语风行之前。
秋后决算的季节来到了，老爹没有再提买半导体收音机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已经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们公社。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被揪出
来，大队支部书记被封为“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一些原来的二流子、无赖、调皮捣蛋鬼活
跃异常，老爹非常反感。他问：“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做主了么？好好的一件东西，硬往上面
啐口水，抹锈斑，这就叫‘造反有理’么？不，我不批判我们的党委书记，我们的书记在我
生病的时候还来看望过我呢，他好比是我们的大大……是的，老王您看吧，这些打人骂人造
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终于会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新疆，
这个伊犁和这个公社是有人做主的，是不能胡作非为的。”
我摇摇头，我觉得老爹说得太简单也太常规，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治局势，是很难
用简单的常规来判断的。
１９６６年这一年伊犁风调雨顺，不但水田里的冬麦打得多，山坡地旱田里的春麦也一
车又一车地拉不完。种旱田春麦本来是撞大运的事，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只收回种子，
但１９６６年这一年的旱田麦子据老年人说创造了３０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收完了以
后，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员”吧，汉族人是从关内“自流”来
新疆的，维吾尔人是从南疆“自流”来伊犁的。他们到山上去捡拾丢在地里的麦穗，一麻袋
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再说伊犁人欢迎春麦胜过冬麦，春麦磨出的面有劲，做拉面条又细
又长又好吃。
这一年的玉米也特别好。豌豆、蚕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麦后复播的糜子，产
量都超过了预计。
然而丰产没有得到丰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玉门关的
那一面、从自治区的首府传过来，“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
实践着。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麦和春麦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场上。冬天日照不足，无法
晒场，只好让冰雪把麦堆封起来，说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冻地干以后再继续打麦。春天继
续打头一年的麦子，这在内地确也算是天方夜谭，连绵的秋雨以后大量麦子生了芽，这一年
冬天整个伊犁，包括伊宁市的商品粮供应的全是芽麦磨的面，黏黏糊糊，馒头蒸两个小时仍
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涂，我们队的队长还算不错，干脆把潮湿的、没有脱粒的棒子过一过毛
重分给大家，要求各户用自己的热炕把玉米棒子烤干，按有利于社员个人的折算比例把连骨
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粮，余下来的缴还队上，并根据按干燥、脱粒的劳动量给记一定
的工分。这一冬，我和房东二老，一有空就用两个棒子互相搓着脱粒，倒也别有一番乐趣，
填补了农村冬日长夜的空虚。
收获搞得这样混乱，决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丰收的１９６６年，给社员进行年终分配
的时候却大大低于１９６５年的水平。这时传来上级的一个美好的指示，１９６６年的年终
分配，一定不准少于１９６５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但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也
早有经验，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
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１９６６年的分配比１９６５年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８０块钱，头一年是１１０块，究竟是８０块钱多还是１１０块钱多
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
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
“硬说分８０块钱比分１１０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
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
‘２０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２０块钱，’他对他爸爸
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
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
‘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１００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
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２０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１
００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
‘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２０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１００块
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
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
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８０
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
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
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
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
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从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
就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
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
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住，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
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
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
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给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
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
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
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紧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
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精密细
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
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么还可能念念不忘情
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
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
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
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
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
起了炉灶。砌灶改灶不但是老妈妈的一项任务，似乎也是她的一大乐趣，每年她都要拆这个
灶，砌那个灶，垒这个烟囱，通那个火道。每个灶都砌得方方正正，见棱见角，而且是灶大
腿小，有一种特殊的苗条秀气之感，说不定这种炉灶的长宽比例暗合什么维纳斯的法则或者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呢。
别看茶棚简陋，自从有了它，我们便尽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饭、谈心、夜话。从三月
初雪还没有化尽，到十月底清晨已经见了冰碴，我们都在室外活动，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
舍不得进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园，小小的关也关不紧的屋门，仍然是充满了生活的温
馨和生动。连小小的麻雀也喜欢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干脆降落到离盘腿喝茶的我们不
远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双的燕子，经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飞翔，呢
喃絮语。夏日，当把路边明渠的水引入小园内的毛渠去浇老妈妈栽种的少许辣椒、西红柿和
茄子的时候，潺潺的水声更给我们这蓬松的茶棚增添以新的生趣。
搭起茶棚是房东二老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他们的计划是拆掉我曾住过
的那间面积约四平方米的小库房，用这些材料，再加一部分木材和土坯，把我们现在一起住
的这间大约有１２平方米的正房再接出一间来，这样，就有里外间了，达到了一般水平。城
乡的维吾尔人，一般都至少有两间房，平常吃饭、睡觉、活动在外屋，里屋布置得尽可能整
齐、高级一点，专门用于待客。
这样，房东二老便奋斗了两年。夏天，冬天，每天下工以后老爹都挖土和泥脱土坯，一
直干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当老爹“加班”的时候大娘也不闲着，她把冬季烧煤剩下的煤
末子与黄土与牛粪掺和在一起，一团一团地抓起来，拽在院墙与牲口圈墙上，生人乍一进
来，还以为满墙都贴着大坨的狗皮膏药呢。
秋天就更紧张了，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冬天是漫长的，在秋天要做好人畜过冬的全部准
备。队里的生产也正是大忙季节。下工以后，还要去捆秫秸、打草，用毛驴驮回来，还要抓
紧拉运麦草、麦尾子（碎麦草和谷壳，是很好的饲料），卸过冬取暖用的煤炭，收拾门窗，
在门窗缝隙处钉上碎毡子以阻挡冬日或有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寒风。
不论出现了怎样的“史无前例”的混乱，老爹的辛劳并没有放松过一丝一毫。他常常愤
慨于社员劳动态度的稀松与对集体利益的漠不关心，他有时候悲哀地叹息：“不是大家都明
白吗？如果都好好干不就都好吗？为什么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好好干呢？”他的这
种劳动态度和对生产队的责任感使我非常感动。“穆敏老爹真是一个好人、好社员、好穆斯
林啊！”我常常与队外的一些人这样说。但是我的评价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首肯。有一次在我
称赞穆敏老爹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尖锐地反驳说：“我就不喜欢穆敏老爹，我们许多
人不喜欢他。他太积极，他不懂得‘护民’。”“护民”这个词儿出自穆罕默德·阿麦德之
口使我震惊，也使我迷惑。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护民”这个词，是在去新疆之前，１９６２
年一次到京郊房山县陈家台去的时候，一个农村小姑娘批评他们大队的一位老军属模范“不
护民”。谁想得到在地区、民族、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口中又出现了这
个词的维吾尔语说法呢？我想起老爹干活不叫歇和拆掉前科长的非法占地的墙角来了。难道
这就叫作不“护民”吗？我不禁为穆敏老爹悲哀，捎带着也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悲哀，更为
许多许多牵扯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悲哀了。
在这几年的无休止的辛劳和仍然常常是快乐的岁月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房东二老似乎
老得很快，当后接的八平方米大的里间屋终于在１９６８年夏末用又细又弯的椽子和被虫蛀
了的未曾刨平的薄板子架起了屋顶的时候，老爹和老妈妈已经与我１９６５年初到他们家相
比判若两人了。老爹病过一次，眼睛深陷而两颊瘦削。他向队里提出：辞去水利委员的职
务，他老了，没有精力去抓昼夜三班浇水了。老妈妈呢，她的头发和牙齿都有新的脱落，做
事也常常丢三落四了。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老爹的宗教生活逐渐加强了。１９６５年的封斋
月，他们并没有封斋，而且我也很少见到他做乃玛孜（每天的例行五次祈祷），等到１９６
８年，封斋与一天五次祈祷已经是一丝不苟了。由于我们已做到情如一家，无话不谈，我问
过他这方面的变化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觉体力不支，又生了一次病，愈来愈应该想想身后
的彼岸的事了。
封斋期间，人们宰牛宰羊，无牛羊可宰的也要买一些肉。老爹和大娘每天白天不吃任何
东西，连口水也不咽。天黑以后，吃一顿饭。由于饿了一天，骤然大啖会伤身体，所以一般
是先喝一点清茶，吃一块小馕，垫补垫补，然后再吃荤菜荤饭。睡下以后，半夜三四点钟阿
依穆罕大娘便起床做饭了，五六点钟，天亮以前，老爹沐浴、祈祷，再吃一顿饭。为了白天
不吃饭而能顶得下来，斋月期间饭虽只在黑夜吃两顿，但要求吃得好。维吾尔人中有所谓
“挣一年，吃一月”的旧谚。
二老的封斋活动对我来说倒是并没有任何不便。凌晨那顿饭，老妈妈给我留着，我在天
亮起床以后再吃。中午，单独给我烧一点奶茶。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