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部在波兰安全部门的帮助下消灭了继续以“自由与独立”的名义进行活动
的克拉纳瓦军队。1948年，在苏联顾问授意下波兰安全部门“伪造”了一支“自由
与独立”部队，1949年，又派出一名使者通知他们过去在英国的赞助者，“自由与
独立”部队仍在活动。从1950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面支持东欧反苏地下活动，
一面为这个新的“自由与独立”组织空投武器、发报机和金币。“自由与独立”的
行动同在波罗的海三国一样也未充分用作假情报战的目的。有人认为“自由与独立”
曾为了报答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提供过反映游击队佯攻警察局和苏联坦克的照片，这
是完全错误的。波兰安全部门负责这次行动的官员晚些时候证实。他们提供给中央
情报局的材料，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从华沙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照样可以搞到。美
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先生们没从我们手里得到任何情报，哪怕是他们想知道的商品价
格、一些城市的商品供应量。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头
目弗伦克·维兹涅尔确信，“自由与独立”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他甚至得
出结论：“自由与独立”缺少的只是反坦克武器以便把“红军从华沙赶出去”。
“自由与独立”对美国援助的要求逐渐加码，最后甚至要求美国派一名将军组
织波兰的抵抗力量，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1952年12月国家安全部决定公开秘
密。在长达两小时嘲讽性的波兰广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自由与独
立”价值100 万美元的援助落到了波兰当局手中。“自由与独立”的那些冒牌领袖
们（实际不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人）“供认”，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已看清了那些支持
自己的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一个还坚定地说：“这是一些小人”。而那些间谍“从
国外派来就是为了猎奇冒险，这一群厚颜无耻动爪牙从未想过我们祖国的命运，只
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已经明白不能与人民为敌而要为国家的利益工作，他们决
定“不再招募年轻人为美国秘密工作，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抵制了美国人及其移民走
狗对波兰从事破坏活动。”
“战后波兰发生的每一起犯罪事件，几乎都能发现美国情报工作的蛛丝马迹，
诸如美国参与了梵帝冈反波计划、插手神职人员中反动势力的活动、几十台美国控
制电台从未间断的反动宣传、美国还启用刑事犯人。总之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从不
放过任何破坏我们祖国的机会。”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还利用这次行动贬低了中央情报局，波兰安全部门在一
片喧嚣声中消灭了反对派的残渣余孽，以此证明了同“人民政权”对抗是毫无意义
的。
战后，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中心是乌克兰。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显然
夸张地宣布自己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但到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
开始自己的乌克兰行动之时，一些重要的抵抗力量已被歼灭。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对应的有西德的劳动人民联盟，这是一个受美国中央
情报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极大兴趣并向其
派遣了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向乌克兰空降了首批间谍，试图同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建立联系，但他们都被国家安全部逮捕，次年到达的两个间
谍小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国家安全部还向坐落在西德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斯
特劳动人民联盟的基地派遣了间谍。其中最成功的是1949年10月的一次行动，这次
行动利用了一名逃往西方投奔情妇的苏军军官。国家安全部的人跟踪他到了西德，
并以他留在苏联境内的家庭的安全威胁他，逼他合作。按照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打
入了劳动人民联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所属学校的教官。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将来派
到乌克兰的间谍， 同时他还担任了美国军事侦察的顾问。1953年5月莫斯科广播了
处死4名劳动人民联盟间谍的消息， 于是他便被出卖了。国家安全部在乌克兰的行
动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样，没有形成完全的“双十字”系统。总部仍不愿通
过这条渠道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假情报。
国家安全部在苏联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这期间金·菲尔比起了别人
无法比拟的作用。1947——1949年，作为英国情报机构在土耳其的头目，他能够提
供越境情报人员的名单，查清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及家庭住址。1949－1951年，他
在华盛顿负责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协同行动的工作，这一职务使他能够同时
向上司提供有关美英两国情报活动的材料。他曾预先通知驻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
部（情报委员会） 人员， 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将首次在那里登陆，还预先告知了
1950年夏的越境渗透计划，以及1950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伞兵登陆。菲尔比
参加过许多次美英情报会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有加利·卡尔参加的那次。
会议是为了协调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菲尔比回忆说
“会议以完全失败宣告结束，卡尔和他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们互相指责对方在会议期
间扯谎，当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菲尔比经常引用这种说法，但它只不过是
掩人耳目而已。卡尔退休以后曾问一名参加过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菲尔比的
声明有什么看法。两人一致认为会谈的气氛诚挚而友好。菲尔比在回忆录中有时禁
不住流露出对那些被他出卖的间谍表示出幸灾乐祸的心理。例如，1951年离开华盛
顿之前不久，菲尔比向上司提供了有关3 个间谍小组的准确情报，这3 个小组本来
是英国情报机构马上要派往乌克兰去的。菲尔比对此事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评
论道：“我不知道他们将发生什么事，但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预言。”
苏联情报机构通过几次成功的行动把对手引人迷魂阵。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国
外情报网在战后出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能从西方获取数量可观的情报。“五杰”
中的四个（菲尔比、 麦克林、 伯吉斯、克恩克罗斯）一直积极地工作到1951——
1957年。他们在伦敦的上司是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克罗托夫，此人精力才智过
人，却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未得到适时的升迁。1943——1947年驻伦敦的间谍头子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心满意足地沾着克罗托夫的光，因为他徒有虚名的
领导倒使他得到了总部的赏识。在新组建的情报委员会中库金当了第一总局的领导。
他的画像同其他该局领导人一样挂在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室里。画像下面说明
中写道：库金是40～50年代杰出的情报官员之一。在这个回顾历史的场所，您找不
到库金的下任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的画像（化名科罗温）。他是1947—1952
年和1956－1961年的间谍头目。此人是机关中权势小人的典型，他对待下属傲慢专
横，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必须维护他在总部的美好名声。接替克罗托夫做“五杰’
上司的是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政治侦察局的官员。他先后于1947—1953年，
1955—1958年在伦敦工作。莫金（对“五杰”他的代号是彼得）是克格勃历史上最
出色的间谍头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侦察系）主
任，他认为罗金是一个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的庸人。
战后许多年中，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于不同时期都能够提供美、英两国的
情报。伯吉斯和麦克林逃回苏联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1951年所做的损失报
告中谈到：“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之前，所有关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国原
子能研究计划，美、英两国战后欧洲政策的情报都到了俄国人手中……截止1951年
5 月15日，所有英国的电码、密码，（有可能包括美国的）都已被俄国人掌握，不
能再用了。”
这里有明显的夸张成份，因为没有把加密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实际上考虑
在内，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经过麦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搞到的价值
极高的侦察情报的数量是极大的。 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彼得罗夫兄弟说， 据
1945——1948年在伦敦担任苏联情报加密员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利钦的
证词，伯吉斯经常带来“满满几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馆拍照复制后再给他。”
1947年前，鲍里斯·克罗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个地方从伯
吉斯手里把包取回来，有时他是满脸灰尘回到使馆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钦
用无线电传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过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钦被任命到莫斯科
总部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是专门为处理麦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报而组建的，基
斯利钦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命令基斯利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个人档
案和文件。
但是与英苏还是盟国时相比，伯吉斯和麦克林感到冷战时期的双重生活日益艰
难。当时乔治·克里一福斯特尔是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头，1947年他第一次
见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丧面容感到震惊。他胡子拉茬，满嘴酒气，以致我
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干什么工作”。加龙维·里斯认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
醉剂瘾。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现在他一直服用镇静剂，但同时又服用兴奋剂，因为他不
知道镇静剂的用量。他总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
把袋子吃空为主。”
人们总是向克里一福斯特尔抱怨伯吉斯行为不检点。弗雷德·沃尔涅尔曾和他
一起在外交部国务大臣盖克托·马克纳尔手下的一个分部工作。有一次盖克托在索
霍的一个夜间俱乐部里撞见伯吉斯满脸血污地躺在地板上并把他救了出来。马克纳
尔总问“我们可怎么对付盖伊？”沃尔涅尔对这个问题早就厌烦了。
但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剑桥读书时的魁力。1947年底，马克
纳尔把他推荐给外交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梅赫，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伯吉
斯。当时梅赫正负责组建一个专门对付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局。梅赫后来自
己承认，他当时犯了一个大错，“我和他谈了谈，当然他显示自己有关于共产主义
破坏活动的丰富知识，我便高兴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来往于英国驻外使馆
之间，在那里传递情报研究局发出的警告，并把它的计划报告给自己的新上司尤里
·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罗托夫任此职务的）。伯吉斯的这些做法使情报研
究局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各使馆纷纷报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为，梅
赫不得不把他调出情报研究局。此时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仍对伯吉斯表示信任，其
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侦察负责人戴维·福特曼。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闹翻之
后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就建议列一张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查询单，据此
英国大使就可以在贝尔格莱德得到所需情报。“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兴地叫道，
通知盖伊。”伯吉斯同查询单的建议者一起制订其具体内容，并把它发往贝尔格莱
德。铁托的答复使莫斯科总部很感兴趣，也许福特曼也很高兴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远东局，在那儿干到1950年他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
秘为止。在远东局工作期间，他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国对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对1950年6 月朝美战争爆发前的朝鲜的政策。虽然伯吉斯只
是一名中校军官，他却始终可以参与研究分析来自联合侦察委员会、国防部和东京
盟国最高指挥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 特别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
1950年4 月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援助”的分析报告。从该报告可以清楚
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才对该问题进行侦察的。伯吉斯就此写了
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仍用他惯用的蓝色墨水，字体十分工整，令人惊讶。其实这
时，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罗陀和摩洛哥的
丹敦旅行。加龙维·里斯称他这两次旅行为“不体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
吉斯不按帐付款，当众寻找辨认军情五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喝醉酒后在当地
的酒吧间时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几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
旅行归来后竟没有被解雇。
莫斯科总部得出的结论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这是由于他知道
因“维诺纳”被破译可能暴露身份，从而引起精神高度紧张。1949年9 月，在菲尔
比作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前夕，他曾涉入过“维诺纳”
的工作，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发出过警告。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
“维诺纳”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内容。1949年秋天，他每时每刻都
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样，麦克林在得知来自“维诺纳”的危险时也感到心情
沉重。而且对他的威胁似乎更近一些。因为接触“维诺纳”之后菲尔比马上就明白
了，在几封被破译的密电中被俄国人称为“荷马”的情报人员就是麦克林。
35岁的麦克林到开罗赴任后，办公室顾问兼主任的职务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
可为。但他经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败露的威胁。尽管他工作起来仍像从前那样
轻车熟路，但同时他开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饮酒”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
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 月，
两个朋友狂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