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 月，
两个朋友狂饮之后冲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两名姑娘的房间，把卧室翻个底儿朝天，
撕碎了姑娘的内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忆说：“唐纳德摘下一面大镜子向浴室
抛去。令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浴缸没有被砸个粉碎，镜子也完好无损。”几天之后
麦克林被召回伦敦，外交部批准他整个夏天都去休假并找心理医生治疗。医生缓解
了他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秋天麦克林恢复正常并
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尽管晚上还会到俱乐部去纵情狂饮，喝醉酒时还
会称自己是“英国希斯”，但麦克林工作起来还像往常一样训练有素、极富效率。
麦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报在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对莫斯科变得极其
重要。麦克林在美国司的副手罗伯特·塞西认为：麦克林提供的文件对于帮助中国
人和北朝鲜制定在谈判中的战略战术是无价之宝。”麦克林和伯吉斯不仅提供机密
文件，还在其中夹进了自己的反美情绪，这使苏联更加担心美国会把朝鲜冲突变成
战争。1950年底，麦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还把美国政策称为是“缺乏远见的、不灵
活的和危险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头一回对斯大林愚蠢的有关侵略性的分
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认为侵略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所固有的。其实真正原因多半在于
美国经济同军工生产联系非常密切，而大规模的战争有助于避免战后的萧条。尽管
斯大林的荒唐言论没有在白厅引起多大反响，1950年美国政策的走向还是引起了英
国的不安。12月，杜鲁门总统就是否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作了含糊其辞
的答复。“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运用。”艾德礼首相听到这个声明，
立刻动身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商讨使用原子弹及其他同战争有关的问题。麦克
林为莫金提供了为首相出访准备的咨询材料及向内阁提交的有关访问成果的报告。
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疑神疑鬼没有使他轻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1950年底，
他已经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信无疑了。
朝鲜战争的原因不在于苏联的领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鲜。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
苏联的真正意图，英美情报机关又不能像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那样搜集有用
情报，导致西方做出错误判断，认为战争是苏联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一部分。1950年
的那个冬天，恐怖情绪进一步扩散，仿佛入侵朝鲜也仅仅是苏联进攻德国的一个前
奏。1951年2 月，英国国防部警告内阁：“战争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发。”尽管
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
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
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
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
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
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
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
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
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
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
因为发现自己圈子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
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
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
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
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
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
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
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 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
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
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
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
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
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
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 月中旬“维诺纳”又有
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
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
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
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
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 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
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 个月之后的事
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
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 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
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
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
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
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
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
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 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
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
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
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
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
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
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
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
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
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
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
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
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
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
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
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
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
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
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
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 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
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
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
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
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
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
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
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
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
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
年5 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
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 年中，
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
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
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
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
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
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
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
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间单独呆过几小时，
销毁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恋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杂物中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布兰特
这样做并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尔比最后那封
带有“天气变热了”的警告信。
“五杰”中的第五名成员约翰·克思克罗斯没有参与出逃的准备工作。从二战
爆发时起他就在国防管理局（物资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财政部工作，而且没有同其
他四人建立联系。他每个月提供的资料数量之多，一直使克罗托夫和莫金感到震惊。
他曾向克罗托夫报告了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意图，因为他有办法接近有关军备预算
的材料，包括原子弹研制的预算开支。1947年，克恩克罗斯忙于通过“放射性元素
法”，两年后他又积极参与解决建立“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
工作的下属委员会。但他乖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升迁。直到1950年37岁时他才获得
一个官衔。1951年由于布兰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误结束了他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搜
查伯吉斯的住宅时，布兰特忽略了几张未署名的纸，这是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白厅机
密会谈记录。记录中提到的约翰·科尔维尔爵士后来辨认出，该记录出自克恩克罗
斯之手。军情五处开始监视他，尾随他到了同上司接头的地点，但莫金并没有出现。
在军情五处的审讯中，克恩克罗斯承认他曾为俄国人提供过机密纪要，但否认自己
是间谍。他被财政部解职，在北美干了几年后，又转到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
最后在1964年例行调查之前、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为一名积极活动的
苏联间谍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兰特漏掉他的会谈记录时就结束了。
1979年，布兰特的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他承认，曾有人向他施加压力，建议他
同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尽管布兰特没有指名道姓），
但他拒绝了，他不愿离开库尔塔特今人愉快的学术圈回到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接受
那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了13年，他终于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即使在那时，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免
于处罚。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当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之后，菲尔比马上就遭到了同事
们的鄙视，虽然并非所有伦敦、华盛顿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间谍行为。对他的蔑视主
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关系引起的。伯吉斯在华盛顿期间，曾请求和菲尔比及其妻
子住在一起。尽管当时菲尔比怀疑此举是否理智，但还是迈出了这错误的一步。他
认为在多年相识之后拒绝伯吉斯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
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