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人的生命即将毁灭，他不应当幸灾乐祸。我自己又斟了一杯威士忌。
我嗫嗫嚅嚅地说：“我不禁想起他的老婆和孩子……”他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
么。和我一样，他们也都看过我们截到的朗斯代尔的电文。这些电文谈到家庭的欢
乐和困难，谈到生日不能团圆和孩子对父亲的思念。虽然朗斯代尔是个间谍，但他
毕竟也是人，总有七情六欲。他同其他远离家乡的男人一样，一定非常渴求家庭的
欢乐，而他另求新欢的举动不过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补救而已。
“他与霍顿不同，他不是叛徒。他和我们一样，不过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
琼斯这时突然爆发了一阵愤怒，他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住嘴！他是自
己情愿干的，他本可以当一名外交官。他知道干这行的危险，这叫自作自受。”
我不讲话了，但我们大家都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
的情况太熟悉了。
翌晨，朗斯代尔把姑娘叫醒，劝她先走。他说他还有急事要办。的确是这样。
姑娘走了以后，我们听到他拿出无线电，又找出密码本，准备接收莫斯科的信号。
无线电响了几分钟以后，朗斯代尔便在纸上把密码译了出来。从他神情轻松地洗了
一个澡，嘴里还哼着苏联歌曲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并没有向他发出警报。几分钟
后，我们桌于上的绿色电话响了。原来是比尔·柯林斯向我们报告电文的内容，柯
林斯说电文是例行公事，向朗斯代尔通报工作、家庭情况，并没有任何警报的痕迹。
我们立即通知特别处作好准备，在朗斯代尔从霍顿手中接过邮包以后就把他逮
捕归案。五点钟时，特别行动处的电话响了。
“最后一幕完了！”最后一幕是我们给朗斯代尔起的绰号。朗斯代尔不久就要
送进监狱了。
温特博恩直奔白色公寓，对朗斯代尔的套间进行搜查，而阿瑟和我则在等待着
逮捕克罗格夫妇的消息。七点钟到了，我们虽然个个精疲力竭，但却感到非常高兴。
当时，我们正坐在开往鲁斯利普的汽车里。我们抵达克兰利花园时，那里已经一片
混乱，处处是警察。他们为所欲为，漫无目的地搜索那幢公寓。我试图阻拦这些警
察，但却无济于事。一名警察拿出一个装满化学药品的塑料包。阿瑟对他们的做法
提出抗议，结果毫无用处。
“先生，对不起，我想这就是证据。”那警察说，“这是一起犯罪事件，如果
你们的人想看，那就得通过正常的途径……”
这次警察行动是由侦探长乔治·史密斯负责的。史密斯是特别行动处的，一贯
以抬高自己而闻名。事前，我们曾向他强调过，逮捕这几名间谍的消息要封锁四十
八小时，这样对我们监听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有利。但是在这几名间谍逮捕以后没
有几小时，舰队街上就有人传说破获了一个重要的间谍集团，史密斯也对一些记者
吹嘘说他自己在这次行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莫斯科电台再也没发
出任何信号了。
警察笨拙地对那幢布满间谍工具的公寓进行了搜查。两本不同的密码本藏在打
火机里，这只打火机与朗斯代尔平时用的那只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收听
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计划和密写材料，以及用铅酸和赛珊终制作的微粒。为了销毁罪
证，克罗格太太企图把装在手提包里的间谍会晤详细记录倒到马桶里，但却及时被
一位高度警惕的女警察发现了。她立刻阻止了克罗格太太的这一销赃行径。在搜查
中，警察还发现了一份收听莫斯科高速电讯的信号计划，它最令我们感兴趣。我们
在一个烧莱的罐子里发现了一瓶磁性氧化铁，这是用来把高速电讯中的摩尔斯电码
印到纸条上，以便阅读，这样就可以不必把这些摩尔斯电码转录到复杂的录音机上，
然后再放慢速度进行阅读了。这是一种新技术。现在我们才明白在逮捕行动前几个
月中没有发现克罗格家也在收听无线电通讯的原因。
接近半夜，警察离开那幢大楼，才允许我们在一片废墟中搜查。他们还留下两
名青年警察警惕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对这幢房子进行了九天的搜查，最后在厨房的
地板下的空隙中发现了一台接收机，还有照相机及其他无线电器材。每件设备都包
在防潮的口袋里，外面封好。显然他们准备把这些器材长期保存下来。
下个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向大家祝贺这次行动的成
功。新的D 处在琼斯和马丁的领导下，经受了考验。自从一九三八年马克斯韦尔·
奈特粉碎伍尔维奇军火库阴谋以后，这是第一次赢得了彻底击败苏联人的胜利。如
同“咽吞”和“栅栏”行动的成功一样，朗斯代尔案成功的关键，主要是依靠了我
和通讯总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团一起研制的一项新技术。“筏夫”、X 线技术和
复制密码本的技术使得军情五处可以顺利地办理此案。对于这次行动的胜利，我感
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第一次在反间谍斗争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军情五
处的领导人知道什么事是可能发生的。会上，大家认为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工作太繁
重了，建议把它的工作分散给两个单位。“小集团”负责对国内外的密码目标采取
行动，而“反小集团”则负责发射工程委员会的一切反间谍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让我起草一份详细报告，阐明新技术在朗斯代尔一案中所起的作用，并
鼓励大家在以后的反间谍工作中采取类似的新技术。我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
代尔、克罗格夫妇、霍顿和吉都在那里受审。霍顿和吉脸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
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张望。
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却对审判毫不在乎。克罗格夫妇不时交头接耳，窃窃私
语，或者相互递小纸条；朗斯代尔则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他才向法庭申说他的活动
与克罗格夫妇无关。但美国人却很快认出了克罗格夫妇，原来他们是与罗森贝格核
间谍案有牵连的莫里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四处通缉他们。
这一发现使我十分尴尬，因为在逮捕他们的前几个月，我曾在华盛顿见到联邦调查
局A 处一科的阿尔·贝尔蒙特，并向他汇报了案情的进展情况。当时他就怀疑克罗
格夫妇就是科恩夫妇，但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结果没有及时进行调查。朗斯代尔
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
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官员，冒名戈登·
朗斯代尔，真正的朗斯代尔则是芬兰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对朗斯代尔的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向通讯总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无线
电广播的苏联间谍档案，比如像朗斯代尔案件的档案。他们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页
材料。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间谍的个人详细情况——何时开始间谍生涯、何时结束、
目标是什么、为哪个部门服务等等，而后详细概括了间谍的通讯计划，最后是间谍
接收从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清单，其中包括次数、组数、使用密码系统的各种细节，
以及改变密码的日期等等。
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克格勃，一类是格鲁乌。
然后又按照各种间谍的种类进行细分：分为单人、长期潜伏者、积极联系一两个助
手的非法间谍、以及非法间谍组的常驻联络官等。分完这些材料以后，我吃了一惊，
发现不同种类的间谍有各自不同的通讯方式。我们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无线电通讯上
可以判断出他是哪种间谍。换言之，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电讯中的组数和电文
长短来判断出他们是哪种间谍。例如，单人潜伏间谍所收到的电讯很少，格鲁乌单
人间谍所收的电讯也不算多，收到电讯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间谍中最重
要的一种类型就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他们收到的电讯总数可达每月五百组到一
千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尔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这一案件的通
讯方式多，有时两种，有时甚至三种，而其他案件则没有这么多。但向朗斯代尔和
克罗格一伙提供情报的却都是一个人——霍顿。的确，霍顿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
够收集到英美潜水艇探测系统的重要情报，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朗斯代尔却要通过
克罗格夫妇呢？
单从表面上看，这桩案件就会涉及到其他间谍。克罗格夫妇住在美国空军基地
附近的鲁斯利普，我们发现，朗斯代尔曾在东方研究学校读过书，他所学的那些课
程正是英国军官和军情六处的实习员所学的。
毫无疑问，朗斯代尔是一名在英国的常驻非法间谍。于是我对他十月份从莫斯
科回到伦敦后所收到的电讯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他平均每个月从莫斯科收到三百组
到三百五十组电讯。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驻非法间谍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
千组电讯，而且一般总超过五百组，那么朗斯代尔所收的电讯为什么这么少？少在
哪里？朗斯代尔的呼号是三位数，如果广播有电文，就包括一个“1 ”，如果没有
电文也就没有“1 ”了。我向通讯总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找到与朗斯代尔八月离
开英国以后和朗斯代尔十月回到英国以后所收到的长度相似的电文。通讯总部找了
一段时间，终于找出了一个称为“连续性”时期的电文。那是在六年前，当朗斯代
尔刚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
这段时期的电文的组数是五百到一千，这正是常驻非法间谍所收到电讯的组数。
一九六0 年八月，电讯突然中止了，因为朗斯代尔回莫斯科去。我们没有找到那时
的密码本，因而也就无法破译他的电文了。但如果朗斯代尔的电讯量是五百组到一
千组之间，那么为什么他回来以后突然减少了呢？这仍然是个谜。
然后我又去研究克罗格夫妇的通讯。他们的通讯更加令人费解。他们所收到的
大部分通讯都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他们似乎仅仅是朗斯代尔的助手，同其他任何
间谍没有联系。但很明显，他们替朗斯代尔保存了某些通讯，例如他们的密码本几
乎同朗斯代尔的一模一样，也藏在打火机里。我又计算了密码本里的组数，发现正
好与朗斯代尔十月份回国后少掉的那些电讯组数相等。看起来，苏联人在朗斯代尔
回来以后就把发给他的信号分开了，而“伊朗国王”（霍顿）电讯仍在原先的线路
上，我们已经破译了这种电讯。至于其他的电讯——也许也包括下达给霍顿手下的
间谍的电讯——都划分到克罗格夫妇的线路上了。苏联人认为这样不仅安全而且能
在拍发消息时使用高速发报机，从而躲过我们的监听范围。
这种变化说明，朗斯代尔已经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间里用打火机里的密码
本收听莫斯科电讯的事情已经败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为什么不用新的密码本
呢？而且，如果苏联人担心他已暴露，又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
我又对逮捕前周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从逮捕前那个星期五开始，到
下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监听苏联使馆内的外交接收机。使馆最后一次发
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发报时间是星期一上午
九点。虽然我们粉碎了一个重要的间谍网络，在伦敦的苏联间谍显然没有同莫斯科
取得联系。当然这只能说明苏联人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下手了。
另外，我还查核了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周末的活动。星期日傍晚，当这伙人
被捕的新闻在电视上第一次报道时，一个叫柯罗文的克格勃常驻非法间谍和克格勃
常驻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饭。探针话筒录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从话筒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聆听这则新闻，既不评论，也没有同使馆联系。
接着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刚开始的情景，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苏
联人事先一定听到了风声。案子开始时是由D 处二科主办的，当时我们还在怀疑朗
斯代尔是个波兰间谍。我查对了各种记录以后发现D 处二科没有一个人知道“筏夫”
行动，他们不知道苏联人正在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因此在这个案子移交给阿
瑟之前，他们仍然使用监视队在七八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从“狮子胡须行动”以后，军情五处就对所有监视队的通讯进行了录音。我
曾做过一次试验。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尔时监视队的通讯录音带交给了阿
瑟手下的研究员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同时还交给她一本监视队用的伦敦地图册，
要她根据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在地图上标出监视队的行动路线。麦克巴尼特过去从未
做过这种工作，也没有分析通讯信号的经验，但她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圆满地完成了
任务，而且一点疏忽也没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监视队的电讯，那么对经验丰富的
苏联人来说当然就更容易了。他们肯定是在我们开始对朗斯代尔进行盯梢时就知道
了。
我写报告的时候，“狙击手”已经安全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幢保安
楼了。他说自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真名叫迈克尔·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
报中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索，使得朗斯代尔一案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向
中央情报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波兰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苏
联人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代号为“猪”的间谍。戈林涅夫斯基还说，他最初的任
务是协助查找这个间谍，但他已经察觉到有人正在怀疑他，于是便在圣诞节时叛逃
了。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狙击手”在汇报中这样说。我反复琢磨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