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覈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
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
“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
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
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
凭；迁於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
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
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
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
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
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
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
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
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
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
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
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
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
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
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
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
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
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
之犹免於怪妄也。”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
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
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
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
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
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
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
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
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
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
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
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
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
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
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
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
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
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
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
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
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
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
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覆崔荆州书
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
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渎，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
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叹执事明鉴，
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见，送志稿时，执事留日无多，即云：“志颇精当；内有
讹错，亦易改正。”数语即为定评。
今诸缙绅，磨勘月馀，签摘如麻，甚至屡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
抱惭无地！然究竟推敲，不过职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错落；文徵碑记一卷，
时代不按先后，诚然牴牾。然校书如仇，议礼成讼，办书之有签商往复，亦事理
之常。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今人修书，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况职
官、科目二表，实有办理错误之处；亦有开送册籍，本不完全之处。文徵则因先
已成卷，后有续收，以致时代有差。虽曰舛误，亦不尽无因也。而诸绅指摘之外，
严加诋诃，如塾师之於孺子，官长之於胥吏，则亦过矣。况文理果系明通，指摘
果无差失，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今开卷第一条，则凡例原文云“方志为国史要
删”，语本明白。要删，犹云删要以备用尔。语出《史记》，初非深僻。而签改
为要典，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事理失实，而语亦费解矣。文徵《二圣祠记》，
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顷复活”。化即死也，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其
文亦自明白。今签立化句云“有误，否则下文复活无根。”由此观之，其人文理
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职官、科目之表，舛误自应改
正。然职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再取每属
之职官科目，逐一分格，则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
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汉书·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
内各注名目，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今签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
徵以各体文字分编，通部一例，偶因碑记编次舛误，自应签驳改正可也。今签忽
云：“学校之记当前，署廨列后，寺观再次於后。”则一体之中，又须分类；分
类未为不可，然表奏、序论、诗赋诸体，又不分类，亦不签改，则一书之例，自
相矛盾。由此观之，其人於书之体例，原不谙習，但知信口詈骂，不知交际有礼
义也。其馀摘所非摘、驳所非驳之处甚多，姑举一二以概其馀。则诸绅见教之签，
容有不可尽信者矣。
《荆志》风俗，袭用旧文，以谓士敦廉让。今观此书签议，出於诸绅，则於
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而於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编次，一味横肆斥骂，殆於
庸妄之尤，难以语文风士习矣。因思执事数日之间，评定志稿得失，较诸绅汇集
多日，纷指如麻，为远胜之，无任钦佩之至。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而鄙人又逼
归期，俟明岁如签声覆，以听进止可耳。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
冲要；而县志尚未裒合成书，文献之徵，阙焉未备。余有志蒐罗，下车之始，姑
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
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
例目录之列於卷首，杂采缀记之附於卷末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
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
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
逆於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
之修志者异。余徵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
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
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
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
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
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
盖已久矣。”余曰：“图经於今，犹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
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於群书之所称引，
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
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书，本无文
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
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
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
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徵，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
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於元明，其体本於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
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
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
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
《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
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
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
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
《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
可见者，宋志十有馀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
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
“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
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
述，《范志》笔具翦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翦裁者，其文削
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
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
《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
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
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
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
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
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
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
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
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於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
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
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徵，
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徵，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
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
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於志事，实不敢掉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
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
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徵
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
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战国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
以为橐钥；所谓旁摄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者也。后汉尝移荆州治此，
盖外控诸蛮，则州部之内，千里晏然。隋唐以来，益为全楚关键。五季马氏既并
朗州，而后屹然雄视，诸镇莫敢与抗矣。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