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曰”三字，以归徵引之体。今若即取旧传，裁为新传，则一体连编，未便更著
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马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
一句，标清宾主。盖史公《自序》，原非本传，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若考武以
前纪传，全用《史记》成文者，更不识别；则以纪即此纪，传即此传，赞即此赞，
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今若遽同此例，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必有剿袭
雷同之谤。此三端者，决无他法可处，惟有大书分注之例，可以两全。盖取彼旧
传，就今志义例，裁为新传，而於法所应删之事，未便遽删者，亦与作为双行小
字，并作者姓氏，及删润之故，一体附注本文之下。庶几旧志徵实之文，不尽刊
落，而新志谨严之体，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谨严之例者，一仍其
旧，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
九，议标题。近行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者，不特文无体要，即其
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则天文、地理、礼仪、食货数大端，
本足以该一切细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则分星野占候为两志，於地理又
分疆域山川为数篇，连编累牍，动分几十门类。夫《史》、《汉》八书十志之例
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访人物而立传，则名宦、乡贤、儒林、卓行数端，
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而今人每好合并，於是得一逸才，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
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得一全才，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
重；牴牾牵强，以类括之。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所
以然者，良由典故证据诸文，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则事无原委，不得不散著焉，
以藏其苟简之羞。行状碑版诸文，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则人无全传，不得不强
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数。故志体坏於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於艺文不合史例；而
艺文不合史例之原，则又原於创修郡县志时，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夫志
州县与志名山不同。彼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摩宛肖为工，崖颠之碑，壁阴之记，
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
徵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若夫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民人社稷，政教
典故，所用甚广，岂可与彼一例？而有明以来，相沿不改，故州县志乘，虽有彼
善於此，而卒鲜卓然独断，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当一破夙习，以还正
史体裁者也。
十，议外编。廿一史中，纪表志传四体而外，《晋书》有载记，《五代史》
有附录，《辽史》有《国语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图
式；所用虽各不同，要皆例以义起，期於无遗无滥者也。邑志猥并错杂，使同稗
野小说，固非正体；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凡事属
琐屑而不可或遗者，如一产三男，人寿百岁，神仙踪迹，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
喜之传，虽非史体所重，亦难遽议刊落；当於正传之后，用杂著体，零星纪录，
或名外编，或名杂记，另成一体，使纤夥铮潱扔忻爬嗫晒椋葬嵡逭刂�
体裁也。谣歌谚语，巷说街谈，苟有可观，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门胡明府议修县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论笔削义例大意，
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而此议前五条，则先事之事宜，有彼书所不
及者。若彼书所条，此议亦不尽入，则此乃就事论事，而馀意推广於纂修之外者，
所未遑也。至论俗例拘牵之病，此较前书为畅；而艺文一志，反覆论之特详。是
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而断行新定义例，初
非好为更张耳。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从事编纂之中，庶几小有裨补云。（自跋）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艺文论附）
呜呼！艺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负其胸中之奇，
至於牴牾掎撅，不得已而见之於文，伤已！乃其所谓文者，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
案，苦雨凄风，所与刻肝肾，耗心血，而郑重以出者。曾不数世，而一觚拓落，
存没人间，冷露飘风，同归於尽，可胜慨哉！幸而輶轩载笔，得以传示来兹。然
汉史所录，《隋志》阙亡者若而人；《隋志》所录，《唐书》残逸者若干家；
《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文渊阁目》，上下千年，大率称是。岂造物忌
才，精华欲秘欤？抑所撰述，精采不称，不足传久远欤？而两汉以下，百家丛脞，
雅俗杂揉，猥鄙琐屑之谈，亦具有存者，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旧志》，
艺文不载书目，故前人著作，未尽搜罗；而本传附录生平著书，今亦不少概见。
然则斯考所采，更阅三数十年，其散逸遗亡，视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为诸
家惜也。今采摭诸家，勒为一考，厥类有四：曰经，曰史，曰子，曰集。其别有
三：曰传世，曰藏家，俱分隶四部；曰亡逸，别自为类，附篇末。
论曰：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文章汇次
甲乙成编，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证而易详，文以兼收而大备。故昭明以后，
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括代总选，雅俗互陈，凡以辅正
史，广见闻，昭文章也。第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固宜各有成书，理无
可杂。近世多仿《国语》而修邑志，不闻仿《国风》而汇辑一邑诗文，以为专集；
此其所以爱不忍删，牵率牴牾，一变艺文成法欤。夫史体尚谨严，选事贵博采。
以此诗文拦入志乘，已觉繁多，而以选例推之，则又方嫌其少。然则二者自宜各
为成书，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关至钜，未宜轻议刊置。故今一用古法，
以归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删者，暂隶附录。苟踵事增华，更汇成书，以裨志之不
逮，呜呼！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
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
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
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
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
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
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
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
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
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虡拭履，
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
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
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
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
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
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
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
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
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
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
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
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
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
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
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
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
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
《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
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
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
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
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
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
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
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
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
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
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
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
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
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
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
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
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
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
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
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
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
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
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
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
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旐之梦，而系春王
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
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讬以起
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
《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
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
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
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
不尽执矣。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
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
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
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
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
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
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
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
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
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
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
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
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
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
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
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
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覈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