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无取仪文节奏，以为特著之奇也。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则概为之辞，
所为辞费也。进士题名之碑，必有记焉；（明人之弊，今则无矣。）科举拜献之
录，必有序焉；（此则今尚有之。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如贺表例。）自唐、宋
以来，秋解春集，进士登科，等於转漕上计，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题名进录，
故事行焉，虽使李斯刻石，（指题名碑。）刘向奏书，（指进呈录。）岂能於寻
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
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启焉；同此堂构，同此男女，虽使鲁
般发号，高禖绍宾，岂能於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
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而当世文人，方且劣彼而优此，何哉？国家令典，
郊庙祝版，岁举常事，则有定式，无更张也。推恩循例，群臣诰敕，官秩相同，
则有定式，无更张也。万寿庆典，嘉辰令节，群臣贺表，咸有定式，无更张也。
圣人制作，为之礼经，宜质宜文，必当其可。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
不变而文亦不变，虽周、孔制作，岂有异哉？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常人之
所不能损者，神圣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积习相寻，必欲夸多而斗靡，宜乎文集之
纷纷矣。
《礼》曰：“君子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丧礼远近有
别，而文质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葬亲堂
祭之祭文矣，分赠吊客之行述矣。传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
言不文，焭焭苫块之中，杖而后能起，朝夕哭无时。”尚有人焉，能载
笔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异於苍梧人之让妻，华大夫之称祖欤？或曰：未必
其文之自为，相丧者之代辞也。夫文生於质也，代为之辞，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
也。鸱鸮既处飘摇，不为睍睆之好音，鲋鱼故在涸辙，不无愤然之作色，虽代
禽鱼立言，亦必称其情也。岂曰代为之辞，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
或谓代人属草，有父母者，不当为人述考妣也。颜氏著训，盖谓孝子远嫌，
听无声而视无形，至谆谆也。虽然，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嫌之大者，莫过君臣；
周公为成王诏臣庶，则不以南面为嫌。嫌之甚者，莫过於男女；谷永为元帝报许
后，即不以内亲为忌。伊古名臣，拟为册祝制诰，则追谥先朝，册后建储，以至
训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言，岂有嫌哉？必谓涉世远嫌，不同官守，乐府孤儿
之篇，岂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妇之叹，何非须眉之男子？文人为子述其亲，必
须孤子而后可，然则为夫述其妻，必将阉寺而后可乎？夫非礼之礼，非义之义，
君子弗为，盖以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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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书名 作者
卷五 内篇五
书名：文史通义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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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
正其体，於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
其於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
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
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於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
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
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
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
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
《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
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钜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
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
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
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虫
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宠百家者，惟创例
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
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
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后之溺文辞
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
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
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
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
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
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
实有据，转觉贤於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
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
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
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
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
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
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
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
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
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
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后》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
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
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
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
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
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
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
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
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
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
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
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
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
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
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
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
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
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
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
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
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
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
而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
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於《春秋》，《世本》、《国策》之於《史记》，
其义犹是耳。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
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举之程式，胥吏
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於古人，标一法外之
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
不与龁决毁裂，至於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
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於器，实不足而竞於文，其弊与空
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答客问中
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
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徵不信，慨於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
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
《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
而屈马，其说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
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於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
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
之於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
虽圣人之籍，不能於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
《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
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讬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
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徵信，吾不谓
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於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
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
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
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
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
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
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
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牴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
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於其女弟，然后其学始
显也。迁书有徐广、裴骃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
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
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纷
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
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
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
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
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
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
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
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
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
撰《世祖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
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
於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