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忏悔的心理出发，强烈的罪恶感驱使奥古斯丁去论证原罪的起源。
他猛烈抨击威尔士教士贝拉基的无原罪论，赞同原罪说。他甚至怀疑自己在嗷嗷待哺的婴孩期就开始犯罪，贪食与嫉妒等等便是其中的罪恶，更不必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要犯下多少邪恶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内心有两种意志，一个忠于精神，一个服从肉体，它们时刻都在撕扯着自己的灵魂。当他豁然顿悟到，必须遵从自己的精神去追求上帝时，他便将这归功于自己天性中的向善意志，正是这一不屈不挠的原始精神，指引他摆脱肉体和尘世的束缚，走向与上帝融合的道路。他承认，人类太弱小，光靠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但他又肯定人高于动物之处乃在于，他能认识自己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和理性，人通过上帝的启示，就能发现和认识真理。奥古斯丁因此明白，自己的任务就在于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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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识和新的信仰协调起来，使它们互为依存。
奥古斯丁神学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与世界的起源问题。根据《圣经》的《创世记》，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万物。然而，在希腊哲学中，无中是不能生有的。就算上帝是绝对全能的，可以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但人们仍止不住要问：上帝于创天造地之前在干些什么？换言之，在世界出现之前时间是否存在？
这是人的理性必然会碰到的问题。
曾有一些聪明人在暗地里嘀咕道：“在创世之前，上帝在为那些好窥探神秘的人造地狱。”奥古斯丁不同意这种肤浅的嚼舌，他解释说：上帝是永恒的，它根本不存在于时间的范畴之内。时间对人而言，是天地形成之后才开始的；可是，上帝一直就存在着，对他而言，无所谓过去未来，他始终处于永恒的现在。这个观点确是人的理性所难以理解的，不过它却使奥古斯丁断言，惟有“现在”才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不过是现在的记忆，未来乃是现在的期望。这种主观时间论对以后的哲学，特别是１７世纪笛卡尔的哲学有相当深的影响。
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奥古斯丁阐述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开创了历史哲学（即认为历史有清晰可辨的模式的思想）的先河。从哲学的角度叙述了创世纪的寓言后，奥古斯丁便提出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别。自从人类降生后，上帝进而创造了两座不同的城：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这两座城在最后审判之前是重合在一起的，审判之后便彼此分开了。到那时，上帝选定要得救的人将升入上帝之城——即极乐的天国，其灵魂将与自己的肉体重新结合，同上帝一起过永恒幸福的生活；被上帝抛弃了的弃民也要复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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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被发落到人间之城这个罪恶王国，和魔鬼一起遭受万劫不复的惩罚。
上帝之城的大门只向虔诚善良的信徒开放，而邪恶奸佞之徒永远不得踏进一步，基督教会作为上帝之城在尘世上的代表，拥有发放进入天国通行证的特权，因此，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教会。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成为推广教会统治制度的有力的神学武器。
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学的最大代表，综合了所有教父的思想成果，特别是汇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的大成，能够把希伯莱的信仰，透过自己内心对宗教的深刻体验，加上对希腊哲学的理解，融汇在生活的信仰系统中。所以，他的思想不完全是以理论的方式来表达教父学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比起往后的经院哲学，在条理分明和逻辑清晰等方面要逊色一些。
不过，人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丰富复杂的心灵，发现他在不断地自我解剖和深刻反省人类命运中去追寻上帝的心路历程。后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正是在奥古斯丁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上构筑起经院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当然，在他们的神学巨构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奥古斯丁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那种勇敢无畏的自我鞭挞和奋不顾身的对善的追求，有的只是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以及引经据典、滥用逻辑的繁琐论证。
三、神之曲
自从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后，由于得到教父哲学的推波助澜，基督教很快就成了与世俗政权融为一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教会则垄断了贩卖神学的特权。公元７６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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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北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奴隶起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联合打击下彻底崩溃了，欧洲社会从此进入了封建主义的新时代。
历史上通常把这时起到１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大约１００年的时间称为“中世纪”。
公元５２９年，查士丁尼大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关闭由柏拉图亲手创立、已经延续了９００多年的雅典学院。随着这个旧希腊传统最后一个堡垒的倒闭，“黑暗的中世纪”就接踵而至了。
教父哲学以《圣经》和希伯莱文化为背景，用希腊、罗马思想作形式，形成了一种神学—哲学的混合架构，使信仰和理性混然不分。这种情况对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推广和形成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许多附属于教会或者独立的学院和学校相继设立，教育与文化的普及使人们的分辨能力随之得以提高，单纯盲目的蒙昧主义式的信仰已渐渐不能令人信服。同时，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中心的东西两个不同的教会，互相争夺正统地位，产生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教派，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于是，各种不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异端”也乘机盛行起来，多多少少动摇了神学的垄断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野心勃勃的罗马天主教会为了达到控制东正教、迫使东方的穆斯林改宗，实现天主教统治世界的目的，迫切需要加强教学校中的神学教育特别需要建立一种与基督教教义完全符合的特殊哲学。经院哲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思想舞台的。
经院哲学之得以形成，又大大得力于阿拉伯人的文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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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正当基督教陷入纷乱不堪的内讧之时，东方的阿拉伯人开始崛起。大器晚成的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结束了阿拉伯人之间长时的宿怨和纷争，并逐渐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文化也同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等领域遥遥领先于欧洲，建筑、艺术、手工制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作为现代数学基本符号的阿拉伯数字，便是他们文化的一大贡献。
伊斯兰文明随着商路不断流入欧洲，刺激了西方思想的发展。令人奇怪的是，罗马人正是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早期的神学家和教父只知道引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经典，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思想家根本就视而不见，久而久之，亚里士多德这位代表了希腊哲学最高成就的哲学大师，在欧洲似乎被湮没无闻、销声匿迹了。直到１２世纪，欧洲使用的希腊哲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与此恰恰相反，阿拉伯人从叙利亚人那里认识了希腊哲学，而叙利亚人眼里只有亚里士多德，并不理会柏拉图。于是，在穆斯林世界里，希腊哲学就等于亚里士多德。
１—１２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随着阿拉伯文化的传播而输入欧洲，这种思想反哺现象不啻于一种文化的“出口转内销”。一时间，身在宝山不识宝的经院哲学们仿佛找到了新大陆一般，无比地兴奋，他们欣喜若狂地发现：这位希腊大哲的许多思想，甚至他的逻辑方法，正是自己建造经院哲学大厦所需的现成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工具。开始，教会惧怕亚里士多德哲学所蕴含的希腊理性精神有可能危及神学的教义，明令禁止人们研究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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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具权威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也曾遭到教会的严厉谴责。后来，教会总算认识到其中可资利用的价值，才一反初衷，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地位。于是，沉睡了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终于被挖掘了出来，被供奉在基督教的思想神龛上，成了和《圣经》不相上下的权威，使经院哲学最终得以形成。
“经院哲学”
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当时制定和传授的天主教哲学都出自在教会的“经院”
，即修道院及其所设立的学校。
它产生于９—１０世纪间，１—１２世纪得到广泛传播，１３世纪达到极盛时期，尔后逐渐衰落。经院哲学是在以前教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浑身都沾满了它由之脱胎而出的母体的种种痕迹，但与它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教父哲学企图将信仰和理性加以调和，神学和哲学往往难以分清，因此，教父们既是神学家，又是哲学家，一身二任；然而，经院哲学则试图把信仰与理性分开来讨论，虽然大部分思想家仍然身兼神学家和哲学家两种角色，但他们的著作已经有了截然的划分，使得神学归属于“启示”
，哲学归属于“理性”。经院哲学注重的是哲学探讨人如何能透过自己的理知，去了解宇宙和人生；在神学方面，则力图发展人的超越理性之外的感悟能力，讨论人如何接受上天的启示，领会来自彼岸的信息。
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目的是出于护教的需要，因为当时基督教刚刚引进罗马帝国，立足未稳，内外都有很多敌人想消灭它，教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和抗争；但到了经院哲学时期，基督教已成了没有对手的正统意识形态，学者们所需要做的只是为其建立更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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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思想体系，尽量把它弄得严密紧凑、滴水不漏。
因此，经院哲学比教父哲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哲学化，更注重哲学上的逻辑论证，一句话，它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的哲学。
这种性质使它自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１。把上帝与《圣经》当作学术研究和理论证明的对象。
教父学也有这个倾向，但经院哲学更注重作哲学上的论证。
这使它全力排斥对自然界进行科学的研究，也毫不关心实际知识的获得。中世纪哲学家争论得最多的问题，在今天人们看来总显得那么荒唐可笑。如果一个５岁的小孩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
“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刺？”
“亚当被创造时有几岁、身高有多少？”人们多半会一笑置之，并称赞他富有想象力。然而，这些问题却是那些饱读经书、一肚子墨水的僧侣学者们提出来的，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展开过长时而激烈的争论。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和无可奈何了。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思想高度一统、人们普遍感到想象力枯竭的社会背景中。当然，经院哲学家也讨论过一些很有意义的原则问题。例如，由他们所提出的一般与个别的问题，就是一个至今仍不了了之的哲学问题。
２。
在研究和论证问题时，往往不顾现实，排斥实践经验和实验知识，而热衷于引经据典，盲目崇拜权威，把《圣经》、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某些词句和思想作为不可违背的原则，甚至绝对真理，不敢越雷池半步。下面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略见这种陋风之一斑：一天，一个学生告诉他的老师说，他发现太阳里面有黑点，其师严肃地告诫他说：“我曾多次通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从来没有谈及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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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０１
发见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断言，你所说的黑点并不存在于太阳中，而只存在于你眼里！“
３。
把片面运用形式逻辑和论辩术，作为研究和论证的主要方法。在阐述问题时，经院哲学家往往先罗列一大堆概念的定义，大量引证各种权威的观点，将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同时表述出来，然后运用一系列三段论进行推论和概念分析，反驳否定的意见，从而得出自以为正确的结论。因此，经院哲学最终变成了形式主义和繁琐论证的典型，“烦琐哲学”
便是它的代名词。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严密的逻辑训练，也培养人们的理论思辨能力，当人们把这种能力反过来运用到对经院哲学进行反思时，它便成了瓦解经院哲学本身的有力武器。这又是极盛时期的经院哲学家们所始料未及的事情。
经院哲学的最早代表人是安瑟伦（Ｓｔ。
Ａｎｓｅｌｍ，公元１０３—１１０９）。
这位被称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意大利人，曾担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主张信仰而后理解，毕生致力于论证上帝的存在，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有所感悟。他在书中告诉人们：１０８７年７月３日早上，他刚享用完精美的早餐，正打算离开餐桌，上帝突然把一个念头嵌入他的脑中，霎时令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这个念头便是他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最完善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心中，而且存在于现实中（大前提）
，每个人心中都具有上帝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绝对完善的，再也不能设想比它更完善的观念和实体了（小前提）
，因此，上帝既存在于心中，又存在于现实中。“
（结论）
安瑟伦的证明要比上述的简化形式繁琐一些，但基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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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西方哲学初步
思就是如此。把能否设想到的东西作为是否存在的根据，这样一个前提在我们看来岂不是一种儿戏？然而，在当时这却似乎具有天经地义的份量，因为整个文化背景中都流行着对上帝的信仰，犹如今天我们默认物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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