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时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母系社会残余势力的历史惯性。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惯的全国的历史风气。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美国人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商朝人尚声，边喝边唱，是很爽的。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坏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的人（达官亲贵们）都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理与根本矛盾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交相侵扰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就像清朝末年的光绪根本管不了泛滥的鸦片。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而且为数极少。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指责。总之，周人还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怀极怀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比起前面的开国大帝（极好极好的人），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百好透了了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但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这是古代最早的一例心脏解剖观察术）。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除了剖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了！
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拿商纣王信口编故事，是给历史加调料的不严肃作法。但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个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只是可惜了纣王的形象。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
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花园里裸奔，这时古代“欢乐谷”的遗俗，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
汉朝的刘向也不干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调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呵呵，都是编的）。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是说明被当时的皇帝压迫得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大周天子 七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卷起行李，开始整队离开王畿，向北美洲移民。去美洲的事情，虽有争议，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白令海峡上有一座陆地桥，伴随着商人远去美洲的步伐，迎面也有一种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来，那商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技术上没有问题。“墨西哥”现有15尊奥尔梅克人头像与中国人模样酷似。奥尔梅克人拥有的玉圭，也类似我们商朝人的。奥尔梅克人和中国商人一样，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玉石喜好者，而不喜欢黄金。“危地马拉”有一尊扁平的脸朝向天空的巨石女神像，形态几乎与我国商代一尊大理石分娩神像一样。印第安人使用的云雷纹也同中国相仿，他们黄而平的脸盘也确实很像我们。最关键的是，在美洲各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以及八卦之类的好东西。近年来，美洲海岸又找到一些沉在海底的石锚，被认为是来自亚洲的物件。胆子更大的学者甚至指出，移民美洲的带头人是“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然后进一步往美洲跑。
事实上，早在两万年前，亚洲就有人移民去美洲，成为当地人的祖先。商朝可能又去了一批，带去了相对先进的文化。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就是迫不得已。他们一同给周人带去了商朝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被遗留在原王畿地区，被称为“殷人”，受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武庚又被周武王派了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夹辅着。管叔、蔡叔、武庚三人合称“三监”，就是监管原殷商王畿地区的三位大员，其中武庚被另外两位“监”坐地盯梢。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残月如钩，远天里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也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但不幸的是，第二年，周武王却于陕西镐京急不可待地驾崩了，留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接任的其子周成王是个13岁小孩，小家伙正在发育求识阶段，整天忙着向周公旦学习十万个为什么，祭祀为什么用牲畜啊，为什么大王和臣子用的牲畜不同啊，冬祭秋祭的牲畜犄角为什么不一样啊，豢养多长时间再杀啊，等等等等，以及请客啊，讨老婆啊，办丧事啊，与臣子的见面礼啊，种种流程。这些东西，前朝商人都有了完备的体系，周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加以学习继承。
但是周成王毕竟年纪太小，能力有限，根本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东夷蛮方”的威胁，纣王的猛将“飞廉”也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于是，人们请他的四叔周公旦辅政。
周公旦作为周武王的四弟善于意识形态工作，曾提出“天命”和“敬德、保民”的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以天代替了商人的上帝，并被后世所沿用。周公旦还编排了大型革命历史剧《大武》，共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武王伐纣从出征、渡黄河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手举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不过这种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样板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政府音乐，调子却沉闷了点，演奏起来繁复缓慢，唉声叹气，实在使人不耐。关于这点，去问问孔老夫子就知道了。他老人家在研究大韶的时候，三个月恶心得吃不下肉去。
周公旦辅佐小孩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政策，签署禁酒条例，安抚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那时候男人头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