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周复商”势力，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那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客人，一般都是来自外地的领导干部——那一时期的中国据说还有一千八百个小诸侯国呢。这一千八百诸侯与方国，是否接受大周天子领导，该按什么政策处理，如何对待纷纷拎着礼物跑来寻求周王朝支持的诸侯贵人，特别是来自同一诸侯的不同敌对派系，所有事情都需要逐个解决。周公接见完这些客人，又跑进去接着洗澡，洗着洗着又握着湿头发出来了，反复三次，中间料理三拨客人，经常得感冒。
除了洗澡被打扰，大忙人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排名还在孔老二之前。孔子后来继承了周公的衣钵，发挥“周礼”的礼乐仁德，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诩“梦见周公”，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柯云路大气功师则硬胡说孔子这是“开天目”。）
总之周公是个圣人，就像尧帝眉分八彩、大舜目有重瞳、大禹耳有三漏、周文王四个乳头一样，周公手能反握。就是说，他两手如绵，可以反握。这都是圣人的异禀。手能反握的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文笔也很行，他的会议讲话稿好几篇被收在后来的《尚书》里边。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留在中原看管武庚（纣王的儿子）的“三监”中的老大——管叔，心怀嫉恨，就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小孩周成王的权位，并且策反了其他“两监”（蔡叔、武庚）加盟。“武庚”作为商朝遗民首脑，整天正想着“反周复商”呢，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去和东夷特派员洽谈，获得部分东夷族武装力量支持，与三监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向中原讨乱。在战斗中，东夷人往中原冲，被姜子牙隔住，姜子牙硬顶着，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但给身后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三监暴乱分子：把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周成王20岁时长大成人后，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后代科举考试，写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言必及周公。他给后人立下了做“辅政大臣”的规矩和标准。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于宝位，面向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和放风筝（这句是我说的，不过当时确实有了风筝，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因为周公自立为天子，他的三哥管叔（二哥是周武王）觉得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管叔发动暴乱，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又招来东夷人，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而且三方势力背景各异，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最终被击溃。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人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十几个国家卷入其中，流浪于山东的商将飞廉也与东夷人并肩战斗。但整个战争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全部骟掉（限于男人），作为严厉的报复和惩罚。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管太监又叫“阉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幸存的男人，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有的人额上被路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这些都是奴隶的标识。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而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东夷贵族的公主，美丽娇弱的躯体更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事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一边流浪，一边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他失去帝国财政支持，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因为善走，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
姜子牙因为功大，被封到了东夷之地——齐国，也许是为了监督姜子牙吧，周公被封到了齐国附近的鲁国，这就是山东为什么被称为齐鲁大地了。但是周公很忙，离不开陕西镐京，就让儿子“周小公”去了鲁国。周小公名字叫伯鲁，是个刻板的人，把鲁国搞得教条僵化。而姜子牙是武人，保存了齐地东夷人的尚武精神，倒也朝气蓬勃。姜子牙功成名就，十分发达了的时候，以前把他休掉了的老婆，看看不行，又来找他来了，要求复婚。姜子牙觉得好马不要吃回头草，于是没有客气，泼了一盆水，让从前的老婆收起来。老婆明白了，羞愧地走掉。这就是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这也是“泼妇”一词之来由。
大周天子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在他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边长两千多米），而政治中心依旧在陕西的镐京。洛邑、镐京各有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控制幅员辽阔的中国，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创造了礼仪。他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族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按照周公的礼仪，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以免看不清书或者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为什么是坐席子而没有椅子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照明条件比较差，室内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和盛饭的东西都很沉重，只能摆在地上，餐具也不轻便，就放在矮的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人们就是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睡）。
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两腿必须跪坐，屁股压在后脚跟上。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上身的称“衣”，下体的称“裳”。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是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俩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脱鞋跪坐好了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这种鼎也不是很贵，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鼎是放在地上的，里边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搭配了调料分好，实行分餐制，放在进餐者在几案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也有详细要求。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至关重要。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很多男人打着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周人也是如此，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这和纣王的“使男女裸奔其中”没有太大区别。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总之，那时的男人、女子在结婚之前，有绝对的性交自由。而那些一辈子不准备结婚的人，就一辈子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