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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61节
政客们不喜欢说这些，但通过降低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所付的价格，通过将我们的资源分配转移向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为美国公司制造竞争压力使其更有效率、生产率更高，进口对我们的经济福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这一因素是80年代末以后美国竞争力恢复的关键所在。对比之下，欧洲和日本限制较多的贸易制度为受保护的产业提供了庇护，在迟滞生产率的增长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1996年到1999年间，美国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增长了近4000亿美元。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更好更便宜的电视机或者是烤面包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T恤衫，而没有进口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一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消费者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货物和服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一个百分点，利率要高两个百分点以上。我在财政部时，在国会的委员会前作证时也以此来阐述我的证言。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菲尔·克兰有一次说，我是他所听说过的惟一一位在公开作证时为进口辩护的政府官员。在演说和证词中，我在为进口的辩护时增加了一条强有力的理由，指出所有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来自技术或来自贸易，即使这种变化是极其有好处的，也必将不可避免对某些人带来损害。因此，贸易必须伴以有效的计划来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在我们的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这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将有益于生产率，有利于政治上对贸易自由化的接受。
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包括将我们与在几千英里以外工作的人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意味着其他地方的低工资工人能以从前难以想像的方式提供货物和服务，印度和中国尤其拥有数量庞大的低工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一变化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提供巨大的机会，就像过去的创新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几乎肯定将加剧政治领域中有关贸易的、已经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使得改善美国人对贸易的认识的努力越发重要。面临低工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量工人的竞争，保护主义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限制贸易的政策——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类似政策回应——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都是有害的。不过，这一新的竞争确实要求美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在诸如教育、保健、城市贫民区和有效援助那些因贸易而失业的人等领域增加公共投资，保护我们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力。通过促进更低的利率，更大的信心以及更高水平的私人投资，恢复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出现尽管不像贸易那样至关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是关键的。金融机构是资本的储户和用户之间必需的中介，对资本的更有利地分配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中脆弱的银行体系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或者是危机的部分原因，或加剧了危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技能——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法律和规范基础架构以及强大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中，缺乏获得资本的机会是中小规模企业特有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这些公司提供获得资本的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强力关注的焦点。
1997年我作为财长访问中国，在中国中部参观一家珠宝生产和出口企业，那家企业曾经是国有的，但已成为一家私营公司，并通过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出售股票成功地筹得了所需的资本以扩展其业务。如果扩张进展顺利，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而且该企业希望为像我那天所见到的珠宝生产女工那样的妇女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运转更加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的直接结果，这样一种发展在10年前的中国还是不可想像的。
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还见到了几个规模小得多的小额信贷项目。这些项目为那些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资本的企业家，以相对较低的利率提供小额贷款。通过在中小储户和资本用户之间提供中介，通过对借款人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他们促进了国内储蓄的更好使用。在巴西，朱迪和我去了圣保罗一个可怕的贫民窟或者是棚户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家小额贷款支持的小企业，工人们在车间里将图案缝到T恤衫上。我在南非的索韦托参观了一家儿童看护机构，这一小型企业不仅创造了工作而且使父母更安心地工作。这些项目是使资本市场更好得为最贫困的人利益提供服务的例证。尽管其资本来自于国内储蓄，大多数项目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极其尽职尽责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卓有成效地关注了贫困问题和如何更广泛地扩散全球经济的好处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就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实在太小，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或者拥有足以抵抗全球市场波动的具有足够规模、深度和成熟度的国内银行体系。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同意这一看法，指出新加坡和香港都成功的在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中心。但我不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是现实的模型。我记得曾与马拉维财政大臣卡西姆·奇拉姆巴有过一次痛苦的谈话，那是199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奇拉姆巴先生对我说，他的国家曾经试图做过在国际货币组织看来所有正确的事情：欢迎外国投资，允许货币浮动，等等。但作为一个微小的、内陆的且极其贫困的、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马拉维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出口，也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外国资本。那个时候马拉维的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像财政大臣所断言的那样明智，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确实的。微小而又贫困的马拉维如何才能发展出那些机构或者引入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呢？
就小国而言，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一个替代是发展地区市场以分摊强有力的私营部门和管制机构的成本，并提供更深更广的市场。这类多国合作常常会遇到政治阻力，但如果长期而言这种合作是可持续的话，那么可能获得的好处就会证明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外国银行和投资银行更加开放，以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以母国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全球网络和资本中获得好处。尽管我现在为一家私营金融机构工作，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中，但我在涉足这一业务之前很久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艾伦·格林斯潘有一次对我说，对许多国家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部门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缺乏技能熟练的人员。这种缺乏可以通过利用大的全球性公司的专业技能来克服。
最后，对外援助——仔细设计、精心使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减少贫困、改善基本生活水平、并使市场经济运转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所做的太少。我们目前所提供的对外援助仅仅超过GDP的1％的十分之一——这包括直接援助和通过向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所提供的援助——而联合国长期以来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用他们的GDP的1％的十分之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关援助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但尽管问题是真实的，成就也是真实的。近几十年来预期寿命和文盲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有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援助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进步——包括天花的根除，非洲盘尾丝虫病盲症的基本根除以及对儿童的更大范围免疫接种项目——是尤其显著的成就。在成功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其早期发展阶段获得的高水平外援与适当的、促进强劲增长的政策结合了起来。在提高认识、使援助更有效方面还需要做很多事，工业化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动稳健的做法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并可提供技术援助来支持这些政策。但据我在财政部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我毫不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多，完全可以支持一个比现在的更强有力得多的计划。
与联合国蒙特雷会议相呼应，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称为千年挑战账户。这一建议规定每年额外支出50亿美元，将美国的对外援助提高了50％，这一项目的目的是要使援助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是通过只将资金提供给已经有稳健政策的国家来使其有效性最大化。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这届政府积极推动这一倡议，而国会全额拨款的话——但还有很多需要做。
第二部 第62节
我们这些克林顿当政时期的人总是认为，相对于紧急援助而言，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对外援助只有在与真正的、持续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有效，因此，这一援助应以改革为前提。这一对外援助方式与我所谈论过的针对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应对计划是一致的：援助只有以各国自己制定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为前提才能起作用。此外，如果金融支持没有与改革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未能发挥作用，将进而损害在这类融资可能会起作用时国内政治支持。尽管如此，政府过于腐败或过于无能而达不到与援助挂钩的条件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们的政府还没有发生变更，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更有效地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类国家人民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负担得起的药品、获得清洁的水、食品援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战略——因为这既是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任何此类努力中，即使本意再好，对其有效性和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的风险进行严格的评估都是重要的。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爱尔兰摇滚歌星波诺的参与，为最贫穷的人提供援助的一项建议即广泛债务减免计划获得了支持。离开财政部后加入花旗集团前，在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建议下，我和波诺见过面。尽管他在室内也戴着太阳镜，而且只有一个名字，但波诺却是个有思想的、严肃的人，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问题上有一系列想法。我非常赞同他另外的使欧洲、日本和美国向来自非洲的进口开放其纺织品和农产品市场的努力。但在债务减免问题上，我告诉波诺尽管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一概念，但觉得他的广泛而深入的减免建议可能会起反作用。
如果一个借款人明显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债务，来自官方债权人即政府和多边机构的有限度的债务减免是合理的。克林顿时期曾实施过这样一个项目。可能这一项目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或扩展。但如果债务豁免成为一种宽泛的政策而不是偶尔的例外，就会损害私人债权人对债务偿还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会得到严格实施的信心。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信用市场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损害其可能减少信贷流，并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国家的利率成本上升。由于债务减免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是作为一种对外援助来看待的，我在这方面的强烈偏好是通过对外援助来将同样的资源用于减轻最贫困和负债最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
除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做的以外，民间的市民也能通过其经营、通过慈善捐助和政治参与来对付全球贫困问题。公司不仅能捐献资金，还能提供经营和专业技能，正如思科公司最近在阿富汗所做的，他建立学院来培训电脑网络方面的人才。定位明确的慈善努力，如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对艾滋病和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视或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和西非从事的活动，近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可能比政府针对同样问题所做的努力更有效。不像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那样资金雄厚的人同样也能做出贡献，不仅是为较贫困国家的慈善事业捐款，还包括在贸易和援助问题上变得更熟悉、更积极和政治上更活跃。
最根本的是，需要公众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在财政部时，我曾考虑过去找克林顿总统，建议他设立一个跨部门机构来处理与全球贫困相关的所有实质性和政治性问题。在一大堆事情的干扰下，我一直没有和他谈。由于克林顿总统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现在我觉得那真是丧失了一个机会。这一努力本可以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困难问题，包括什么样的机制能最好地鼓励政府采取更好政策的问题。我们也原本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即在争取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并把我们的市场更充分的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支持方面，如何克服政治障碍。我希望未来的某届政府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并把这件事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一政治挑战都是巨大的。在寻求对外援助的支持时，我和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其他人进行过许多次讨论，这使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公共关系和教育运动，以支持对外援助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自由化——某种比“哈里和露茜”广告更诚实但和它一样有效的东西，这则广告在1994年帮助击败了我们这届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其他更具正面意义的例子包括非常成功的反对吸烟和酒后驾驶的运动。这种有关贸易和援助的公共教育应强调道德问题以及在对付全球贫困问题上我们自身的利益动机。同时还应突出强调成功的故事，比如非洲盘丝虫病盲症的根除。我曾和许多个人以及基金会争论过，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