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同时还应突出强调成功的故事，比如非洲盘丝虫病盲症的根除。我曾和许多个人以及基金会争论过，认为这一活动所需的相当大的财政资源会产生极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该项目能改变有关这些问题的政治态势的话。迄今为止，我的主张没有任何效果。
让我用我早年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记得那是1964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我坐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午餐桌前吃午饭。在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之前，我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当时正把时间花在旁听县法院的审判上。一位中年黑人女招待突然问我，我是否认为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尊重、享有尊严。
我记不太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但她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一位布鲁克林女招待对尊严和尊重的渴望与总统的内阁成员、一位巴基斯坦学生，或者花旗集团一个债券经纪人的渴望是一样的。人们努力工作以满足其各种生理需要和欲望。但一旦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某些人可能会说是灵魂的需要——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如果后者得到满足，生活就会很好。而如果灵魂没有得到满足，财富是无法填补这一空虚的。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我觉得那位女招待想要说明的：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性得到承认、得到倾听、你所说的和所信仰的都得到认真对待的需要。
在我看来，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满足企业是所有人口的营养、基本保健、教育和其他所有的基本需要。但物质需要并不是惟一的目标。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极端贫困的人和我们这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生活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不仅仅需要食物、药品和清洁的饮用水，也需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在这个时代人如果感到没有受到尊重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但对我来说，连批评都或反对者的声音也以尊重的态度倾听是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一种承认。我认为，对于如何促进经济情况的改善，我们已经从本国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学到了很多，尽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反映这种理解的政策是另一回事。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不可改变的终极答案。即使是那些回避意识形态、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以极其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工作的有思想的人，连这些问题上也是仍然会存在分歧的。
但是，尽管我们无法克服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选择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我确实认为加强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从而改善我们的决策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生着重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在离开华盛顿以后，我仍深深地参与到公共政策事务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我发现他令人着迷，更因为他是如此的重要。过去几年中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使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并不断让我想起成年以后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对最佳可能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在不确定的世界致谢致谢没有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卡罗琳·阿特金森、斯坦利·费希尔、迈克尔·弗诺曼、罗恩·克兰、西尔维亚·马修斯、琳达·罗伯特、朱迪斯·鲁宾、吉恩·斯珀林和法里德·扎克里亚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或者初稿。他们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和意见。
第二部 第63节
其他一些人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章节，使我们避免了各种各样的事实或判断错误，并加深了我对本书所涉及的许多复杂和有争议问题的认识。他们是卢·亚历山大、鲍勃·布尔斯廷、利萨·卡普托、斯蒂夫·艾因霍恩、斯蒂夫·弗里德曼、蒂姆·盖斯纳、迈克尔·赫尔弗、埃利·卡普兰、詹尼弗·克兰、埃德·赖特、戴维·利普顿、马克·马洛克·布朗、迈克尔·梅森、彼得·奥扎克、拉里·佩道威茨、杰夫·谢弗、简·舍伯恩、彼得·谢里、托德·斯特恩、苏珊·坦纳克、特德·杜鲁门和丹·佐利克。
我也很感激帮助我重新记起一些早年生活片段的人：第二章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我父母亚历山大和西尔维亚·鲁宾以及我的妹妹简·泽林的回忆而写的。利昂·布帕内塔、戴维·斯科特、乔治·莱夫科和查尔斯·托德等老朋友的回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夫·海曼是我写的涉及哲学的部分内容的顾问，马恩·莱文、迈克尔·奥马利和荣格·海·派克也帮我记起了当年在哈佛的一些事情。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珍·康罗伊提供了教学档案。
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也对第二和第三章做出了类似贡献。我尤其要感谢肯·布罗迪、乔恩·科恩、乔恩·科萨恩、乔治·多蒂、斯蒂夫·埃因霍恩、鲍勃·弗里曼、斯蒂夫·弗尔德曼、雅格布·戈德菲尔德、鲍勃·卡茨、霍华德·卡茨、理查德·蒙塞尔、诺玛·兰尼瑞、约翰·罗杰斯、L·杰伊·滕纳鲍姆、彼得·汤普森、约翰·怀特海和马克·温克尔曼。
在第四至第十章中，克林顿时代的同事慷慨地帮我回忆和核实一些重大事件。他们是厄斯金·鲍尔斯、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尼尔·康斯托克、鲍·卡特、戴维·德雷尔、戈尔副总统、艾伦·格林斯潘、谢里尔·马特拉、迈克·麦克拉蒂、琳达·麦克劳林、安娜贝拉·梅加、利昂·帕内塔、约翰·波德斯塔、霍华德·施洛斯、吉姆·斯坦伯格、迈克尔·沃尔德曼和尼尔·沃林。
在花旗集团，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慷慨帮助，他们是史蒂夫·伯恩斯坦、朱迪·卡蓬、尤特·达米亚尼、梅里克·德科蒂奥、罗伯特·蒂法佐、埃夫拉德·弗瑞斯、康尼·加龙、谢里尔、哈登、玛格丽特·詹金斯、托拜厄斯·拉夫科维奇、安马利·利奥维斯尼、彼得·蒙加诺、保罗·马斯科、卡伦·麦克格鲁德、罗伯特·摩尔、查克·普林斯、约翰尼·萨巴特、迈克尔·施林、吉姆·舒恩霍尔茨、埃伦·汤普森、托蒂·沃德、桑迪·维尔和戴维·韦斯伯格。
我的妻子朱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了我帮助。最重要的是，她充当了我们书稿额外的而又考虑周到的编辑，她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的书稿做了许多补充。她翻遍了我们家的照片，挑出了本书所采用的照片。她还对我们的一些决定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并在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我们所急需的帮助。
米汉·普伦蒂·埃德尔斯坦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1992年克林顿竞选班子的成员，后来也在克林顿政府中工作，她是我们这项复杂工作必不可少的主管。她将雅格布和我的文稿糅合到一起，帮助我们完成初稿，并对我们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提出了很高明的解决办法。她把所有的事和所有人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而且她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这常常是我们所非常需要的。
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卡罗琳·阿特金森起到顾问作用而且发挥了不可估量——虽然这个词被用滥了，但在这里他的意义是很准确的——作用，为涉及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更广泛的国际问题的章节提供了宝贵建议。
斯坦·费希尔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很有名，后来他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主席，现在他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非常有思想性的评论。
彼得·奥扎克曾在白宫为吉恩·斯珀林工作，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他在财政问题上一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在讨论财政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
迈克尔·弗诺曼是我在财政部时的人事主管，现在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和斯坦一样，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章节，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评论，而且可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提供了当年一些事情的片段。
我在花旗集团杰出的行政助手琼·麦克格拉斯每天都在帮助我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卡米尼·巴拉特也在我们写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帮助我们。尤金·柯瑞细心地为我们整理了长达数小时的录音采访记录。每一位作者都应当有迈克尔·奥拉夫林这样杰出的校对，他会发现其他人所无法发现的一些文字错误。另外，苏珊·库姆斯基、敦坎·金和杰森、索罗门在截稿前加班加点进行校对。苏珊·德莫金和杰瑞米·克利弗也为校对工作提供了帮助。尤其要感谢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拉斯·萨缪尔斯和米切尔·祖利的辛苦工作，他们确保了本书的按时交稿。本书所使用的照片是许多高超的摄影师的作品，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作品。尤其要感谢弗朗西斯·简·梅波为寻找这些照片而付出的努力。另外，我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卡伦·巴特勒、菲力斯·卡拉佐，花旗集团的托尼·克里塔罗、《华盛顿邮报》的拉塞尔·詹姆斯，世界银行的格劳瑞·克努森、马里奥·鲁西齐、维拉·莫瑞、罗伯特·潘尼、刘易斯和维维安·舒钦斯基和米特菲普·尤。我还要感谢克林顿总统档案项目组的约翰·凯勒和马伦·怀尔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所有慷慨同意让我谈论我与他们曾进行过的私下会谈的人，不管他们当时是在给我提建议，或我在给他们提建议，还是我们当时是在一起讨论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大多数书都只有一位编辑。我们非常幸运与两位最优秀的编辑合作。安·格德夫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鲍勃·鲁米斯在中途接手安的编辑工作。蓝登书屋的其他人通过许多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莱恩·安德森、拉西尔·伯恩斯坦、利斯·富格蒂、里比·麦克古尔、史蒂夫·米西纳、汤姆·培里、卡西·利维奇、卡罗尔·施耐德和凯瑟琳·特瑞格。玛丽·蒂罗莎、贝斯·诺兰和海斯·温格特给我们提供了及时和中肯的建议。我们的代理人默特·詹克罗和蒂娜·贝内特以及对外版权代理人安德鲁·怀利自始至终给我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最后，对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一直耐心地支持我们工作而影响了家庭生活的雅格布、米汉，我想对我们的“家属们”表示感谢：雅格布的妻子戴波拉·尼德曼、米汉的丈夫史蒂夫·埃德尔斯坦和我的妻子朱迪。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菲力普和贾米以及我的儿媳格瑞珍。
罗伯特·E·鲁宾
《在不确定的世界》：一个赌徒的人生哲学观
许知远
是不是单纯的金钱世界太过乏味与不令人尊敬。金融界的最杰出人物总是期待别人视他们为思想家，而非精明的商业领袖，他们愿意谈论个人哲学，而非传奇故事。乔治·索罗斯坚持说，自己是卡尔·波普尔的传人，他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是他进行投资的基础；格林斯潘尽管常常讲话含混不清，但人人都知道，在年轻时代，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那个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串名单中，最近加入了罗伯特·鲁宾，高盛集团曾经的领导人、克林顿政府1995年－1999年的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位从不带手表、在房间里只穿袜子不穿鞋的男人或许比前两位更有意思，他以漫不经心的苏格拉底式的口吻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这口气让人想起物理学家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
欢迎阅读这本摆在你面前的罗伯特·鲁宾的回忆录《不确定的世界》。你当然可以把它当做一部励志故事，一个来自迈阿密滩的普通小孩子，如何来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如果你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倍感兴趣，那么作为那个繁荣年代的主要缔造者鲁宾将告诉你克林顿政府的决策方式，他自己则被称作自汉密尔顿以来最成功的财政部长；如果你试图了解华尔街在过去40年代的变化，那么他也同样是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生活变成了一场充满“变数、可能与机会”的旅程。但鲁宾的性格却很少变化，即使在他身处世界中心之时，他也总是流露出强烈的局外人的色彩。他神情腼腆，眼窝深陷，他用柔软的腔调讲话，当他发表意见时，总是先承认自己所知不多……当《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他与格林斯潘、萨默斯摆放在封面上，命名为“拯救世界三人组”时，他微笑的表情最令人印象深刻，比起格林斯潘对权力的迷恋与萨默斯过分直率的性格，他显得并非属于权力中心。而在另一张拍摄于2001年7月的照片上，鲁宾坐在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修改他的讲演稿，在巨大石柱背景下，他的身形显得孤零零、形单影只，像极了一位从未离开过校园的老教师。
看似捉摸不定、犹犹豫豫的态度，是鲁宾理解与接近世界的主要方式，他称之为“可能性思考”（Probabilistic thinking）。在做出决定之前，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看法，获取所有能够获得的资料，对各种可能性做出评估，他从不执迷于一种固有的观念，更不可能滑入意识形态化的成见。有时候，他甚至推迟做出决定，以使一切思考更为深入。
这并非意味着他缺乏原则，他在财政部的助手、经济学家德龙说，鲁宾头脑中始终存着大图景，他知道要通往什么方向。“世界太过复杂了，我们只能了解很少的一部分。”鲁宾在复杂的世界面前始终保持某种谦逊，这既来自于他的天性，也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在太多的可能性面前，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正如一连串赌博，而罗伯特·鲁宾提醒我们，在生活这个令人费解的赌局之前，你最好保持足够的谦虚，尽管它不一定能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但至少防止了你去犯过分明显的错误。
或许只有在这一点我不同意鲁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