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影响故事三：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一切都因前一天晚上朋友凯茜的一个电话而起。我们俩一个住东海岸，一个住西海岸，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即使几个月不联系，我们也可以毫无障碍地接着上次的话题聊下去。
读研究生时，她比我小几级，是我博士研究的助手。后来，由于伯克利住房紧张，她在我住所的一个多余的房间里住了一学期。
凯茜家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大，而我是家里最小的，有四个哥哥。我很愿意有一个小妹妹似的朋友，凯茜也愿意有一个大姐姐般的朋友。
接到她的电话，我以为她要跟我聊她刚出生的儿子马修，但电话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天上午，凯茜被诊断为结肠癌，治疗将很快开始。这个消息令人震惊。这个新妈妈、我心爱的朋友正面临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即使能治愈，她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孩子了。
我们一边哭一边聊，挂完电话，我还在止不住流泪。虽然即使与她近在咫尺，我也无能为力，但远隔整个大陆更加剧了我的无助感。
我和凯茜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修女们就教我们为了某种目的或者为了“炼狱中不幸的受难的灵魂”，奉献自己的痛苦。我相信在我年少时，曾经释放了好几个受难的灵魂。每一次顶着寒风走到学校、每一次牙疼、每一次失望，我都奉献出去了。这可能有点迷信，但想到所受的痛苦是出于好的目的，我的痛苦总能缓解。
五年级时，有一个老师是修女，她的观点更激进。她告诉我们，祈祷不一定要从“亲爱的上帝”开始，它可以是一切奉献给上帝或者有特殊意图的行为。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小修女的故事，小修女打了一整天的字，她提醒自己，每敲一个键就是向上帝祈祷一次。她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跪下来祈祷，只需尽力做好手头的事情，并作为祈祷奉献给上帝。
那天晚上，我是在向上帝祈祷并和他谈条件时入睡的。“亲爱的上帝，如果你让凯茜战胜病魔，我保证……”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打动上帝。我无能为力，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我的保证是把第二天当作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来度过。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醒来，立刻起床了。我整理好床铺，用洁牙线剔了牙齿。那一天，我反复念叨着“亲爱的上帝”，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尽可能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开车时尽量小心礼让，碰到糟糕的司机，我也没有低声抱怨。工作中，我每一件事情都是集中精力、在深思熟虑后完成的。我尽力写好报告。我尽量用心地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咨询。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教职工休息室里胡乱吃点土豆条和炸面圈，而是到街头小店去买了酸奶，我尽量不浪费每一分钟。
那天傍晚回到家，我耐心体贴地对待家人。那天晚上，我虽然仍感到担心，但感觉好多了，仿佛自己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上帝接受这样的条件，他肯定会认为我这样做很有价值。
12年后，凯茜仍然健康地生活着，还生了一个女儿琼娜。她仍然离我很远，我们也仍然可以随时轻松地聊天。我永远无法知道是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起了作用，但在我心里它是有用的，而且它给了我一种表达对朋友感情的方式。
从那一天起，无论碰到什么挫折和困难，我都努力用“最好的一天”来弥补。如果不是与上帝谈条件，就是创造一些有利因素来抵消不利因素，并使自己重新取得控制力量。心理健康文献中记载，如果能在危机中采取积极的行动，事后心理状态会比较好。“最好的一天”成了我面对各种个人危机的策略。不管是信仰、感情方面的危机还是在我陷入绝望之时，努力做到“最好的一天”总能带给我宁静和安慰，这是其他办法无法给予的。
没有一天可以与那个“最好的一天”相比，由于那一天，许多日子变得美好多了。
作者：苏珊·德梅尔瑟曼
（Susan DeMersseman）
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作者。她的正式职业是旧金山的一位心理学家，主要在学校和心理咨询所工作。研究的课题涉及范围极广，其中包括怎样舒缓压力、人的个性教育等内容。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生活，会经常激发她创作的灵感。
女性的影响故事四：南方的美味
她的艺术感觉十分高雅，就像有人能把我认为不可能不是黄油的东西与黄油区分开来一样。——芭芭拉·科利尔
南方的美味
SOUTHERN DELICACIES
在我的家里，每个人都做得一手好菜，除了我自己。没有一手好厨艺是个严重的过错，在南方尤其如此。
并不是我不努力。我上了三年家政课，多么漫长的三年哪！虽然有家里的女人们经过实践检验的食谱，我还是忠实地把《妇女时代》上的食谱剪贴起来。丈夫蒂姆为了帮助我提高厨艺，从朱利亚和雅克烹饪展上给我订购了烹饪书，录制了纳塔莉·杜普雷的所有特别节目，还从网上给我找到了一大堆与烹饪有关的网站。尽管如此，我仍然连开水都烧不好。我做的肉卤值得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分析，因为在切成小块以后，它会变成非常适合宇航员使用的面团。我做的第一块奶酪煎蛋饼被女儿梅利莎用作了门吸。
这不是遗传的作用。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她做的通心粉和肉丸可以让卡鲁索（译者注：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吃得引吭高歌起来。我的每一个生日，母亲都会做非常拿手的柠檬馅饼，而不是普通的生日蛋糕。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是乡间有名的烹饪高手。外祖母做的红薯饼在乡村的集市上获得了一等奖。如果做馅饼皮是奥运会项目的话，我的祖母肯定会得金牌。
更糟糕的是，我嫁到了一个美食之家。在传统的感恩节盛宴上，我婆婆以新烤的椰子蛋糕和山核桃馅饼获得了桂冠。当我带着从克罗格超市的冷冻食品柜里直接拿来的“爱德华兹太太”馅饼到达时，小姑子们什么也没说。当我把馅饼从包装的硬纸盒里取出来放到盘子里时，她们假装没看见。
因袭赫德森家族的传统，蒂姆从够得着炉灶开关的那一天起就爱上了烹调。他在烧烤方面足以获得白金奖，还是非凡的烤面包师。而我烤一个面包圈都会引发烟雾警报器。有一次我试着做威灵顿牛肉馅饼，到今天烤箱的支架还没有清理干净。孩子们甚至不愿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怎么没能成为烹饪高手。高超的烹饪手艺就像殷勤好客还有《飘》一样，是每个南方人遗传基因的一部分。每一个有南方血统的女人都应该煎炒烹炸样样拿手，为南方人有名的冰淇淋交谊会、非正式聚会准备一桌好饭菜毫无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在家庭聚会和南方的婚宴上请到谢尔曼将军，他可能会完全忘却战争。特库姆塞（北美印第安人酋长，组织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入侵——译注）会因为吃了太多的炸鸡、脱脂乳饼干、土豆泥和肉卤，连路都走不动了。
我一直在想，我的基因构成中怎么会缺少烹饪基因呢？也许一个做基因嫁接试验的外星人偷走了我的烹饪染色体。或者，也许我不是父母亲生的。
作者：希拉·S·赫德森
（Sheila S。 Hudson）
她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一个作家、一个讲演家、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同时还是一位祖母级的人物。她经营的公司已经出版了许多的书籍。
女性的影响故事五：身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
身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
IGHTS IN BLUE GINGHAM
“哦，我们用艾奥瓦的方式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
这是音乐剧《音乐人》中开幕歌的第一句。1963年夏天，在我上中学毕业班的时候，我有幸被导演选中，成为开演时演唱的小河城5名女子之一。我们站在舞台的左边，对着台下的家人和朋友引吭高歌。我穿一件蓝白方格布连衣裙，系一条白色宽下摆围裙，戴一顶帽子。
我们小镇的园林局每年夏天都会推出一台演出，那一年我是演员之一。站在舞台上几乎表演独唱，让我产生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小时候，谁都不愿听我唱歌。妈妈说我的声音平淡乏味，女生合唱团导演米莱夫斯基先生有时要求我在其他女孩高声歌唱时只动嘴不出声。三年级的时候，费利西娅修女让同学们一个个站到教室前，唱几小节最喜欢的歌作为测试。我选的是弹钢琴时学会的《玩耍的女子》，轮到我时，我开始放声高唱。
“玩耍的女子是我知道的最好玩的游戏……”
“行了，坐下吧，琳达。”费利西娅修女低头在笔记本里写着什么。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跌坐在椅子上，而安妮·哈伯整整唱了四节《橱窗里的小狗》。所以九年以后，当夏日戏剧节目的导演德罗斯先生选我当《音乐人》里的一个开场歌手时，我简直喜出望外。
神奇的夜晚终于来了，我已经准备就绪。观众们就座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偷偷地掀起幕布，看到了邻居迪隆夫妇，他们正用节目单当扇子轻轻地扇着。我在人群中寻找父母，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会来。除了在教堂，他们从未看到我唱歌，也从来不知道我在合唱时对口型。妈妈几乎不再走出家门，爸爸对我总是批评多于赞扬，我也不希望他来。“别炫耀了。”当我高兴得在家里蹦来蹦去时，他就会说。尽管如此，找不到他们，我还是很失望。
我们迅速站好位置，德罗斯先生温和地对大家说：“祝你们演出成功。”他告诉过我们，真正的演员在演出前是从来不说“祝你好运”的。
我们互相笑着，低声说“祝演出成功”。灯光变暗了，观众们静了下来，几声咳嗽在剧场里听得清清楚楚。最重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幕布缓缓上升，我开始和其他演员一起引吭高歌。
“哦，我们用……”
一阵强烈的自豪感在我的全身涌动。我身穿漂亮的方格布连衣裙，站在舞台上歌唱。快听，费利西娅修女！听，安妮·哈伯！我正在歌唱，成百上千名听众在台下赞许地看着我。灯光太亮了，我只能看到第一排，但德罗斯先生说，剧场里座无虚席。
快40年过去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那个奇妙的夜晚带给我的兴奋与激动。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挤进演艺圈。如潮的掌声，不绝于耳的赞扬，还有众人的瞩目，谁不喜欢呢？
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做那种爱炫耀卖弄的人，他们那天也没有来看我的演出。我渴望他们的注意却很少得到满足，但1963年夏天那几个辉煌的夜晚，我满足了。我不是明星，但我为演出揭了幕！虽然我没有台词，但我毕竟做了回演员。
《音乐人》和德罗斯先生给了我自信。在那几个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之后，我曾多次遇到挫折，但我坚持下来了。我学会了在一大群人面前清晰、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去年夏天，我在教堂加入了“不会唱歌歌手合唱团”。在合唱团导演给我们上了十节充满欢声笑语的课之后，我们精神饱满地向全体教徒表演了《你可以让世界更美好》。
“看来你在台上很快乐。”我的朋友朱迪说。没人说我爱卖弄。
平时，我有意锻炼儿子马特在公开场合的表现，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演出、足球和篮球比赛、音乐会。昨天，我骄傲地看着他在学校的拼写比赛中获得第五名。马特像我一样害羞，沉默寡言，但面对成百上千名同学，他勇敢地站到了话筒前。我惊讶地看着他转向主考官，平静地说：“请用那个词造句。”
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他拼写比赛中最喜欢什么。
他的回答是：“站在舞台上。”
那天的晚饭，我给他买了一块上面什么都有的“至尊”比萨饼。
作者：琳达·C·维什涅夫斯基
（Linda C。 Wisniewski）
她是一位退休的图书管理人员。与她的家人一起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家中有两个分别25岁和12岁的儿子和也已退休的曾是科学家的丈夫。在没有开始写作以前，她喜欢阅读神秘小说。她是一位国际妇女写作指导和故事网络世界的积极活动分子。
女性的影响故事六：令人欣慰的联系
令人欣慰的联系
COMFORTING CONNECTION
“孩子叫什么？”
问题在空中回荡，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医院的记录员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钢笔，眼睛盯着书写板，等待我的回答。
我轻轻抚摸着刚刚来到世间的女儿。她小小的身躯躺在我的臂弯里正合适，胖乎乎的脖子压着我的肉，小脚趾头伸进我窝成杯状的手里。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轻声说，“还没定下来。”
记录员笑着说她第二天上午再来。我长舒了一口气，把头靠在枕头上。终于可以暂时不想这个让人苦恼的名字了。
本来，在前一天晚上来医院之前，丈夫蒂姆和我已经定下了孩子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我们决定，如果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就叫塞缪尔·詹姆斯·米林，如果是女孩，就叫凯瑟琳·杰米·米林，小名凯特。
孩子出生以后，蒂姆第一次抱起女儿，仔细端详着她的脸庞说：“她看上去叫凯特不合适。”我只能表示同意。是不合适。那该叫什么呢？
在我怀孕时，我和丈夫都在婴儿姓名表里寻找自己喜欢的名字，但两个人都喜欢的没有几个。我最喜欢的是麦克娜、埃琳和西拉，蒂姆最喜欢的是玛吉和丽贝卡。凯特是我们俩都不反对的一个名字。现在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了。
我渴望有机会与母亲讨论这个难题。1992年，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突然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