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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
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捞，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镘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道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明白得太晚了，岂止是不值，简直是自找罪受。我建议，干部被提拔之前，都要到监所来住一个月，吃这样的饭，睡这样的床，受这样的管，背监规，喊报告，集体放风和放茅……他回去再敢贪才算怪呢！”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端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儿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陈晓颖说：“但是，仍然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要向前看。”
李真说：“唉！算我倒霉吧，李国庭要是不被查，我就没事了。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陈晓颖说：“任何偶然都服从于潜在的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来开辟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你出事是必然的，只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事的问题。用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真说：“别人单纯拿这个词儿来说我，我当然不高兴，但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连苏东坡都懂得辩证法，咱共产党人就是搞辩证法的，还能不明白这个。”
李真的虚荣心很强。有时候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虚荣心，但又不能让他走得太远，太得意忘形，那样不利于他积极认识自己和思考问题。所以有顺着的时候，也要有戗着的时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要不断地敲打着点儿。
这个火候陈晓颖把握得很好，让他热一热，再让他冷一冷。太热不行，太热他就成功臣了，比谁都有理，都正确，只发表演讲，而不交待问题。太冷更不行，或者胡搅，或者一言不发。必须是不冷不热。
有一次他说：“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有大问题。”
陈晓颖知道他太热了，必须降温，便问：“你知道什么是党性吗？”
李真居然不知道，吭吭哧哧说不出来。
陈晓颖说：“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一下子他就降温了，开始老老实实思考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就不知道党性是什么了呢？肯定也就不想具备了。
当二人就《前赤壁赋》谈了一番之后，都感觉心情豁然开朗，感情特别亲近。
李真说：“那境界是多么好啊！我愿永远停留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现实世界中我没有什么出路了。”
陈晓颖说：“刚才还说向前看，怎么又悲观了。精神上的解脱对你来说是最主要的。”
李真说：“是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过去我很苦闷，现在基本想通了。这要感谢您。”
是啊，钱是催命鬼，欲是害人精，你就是金头银面，又有何用？而精神的东西却可永存。
陈晓颖说：“既然想通了，那么在现实中你还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出路，在精神上解脱并站立起来，这对于你，对于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咱虽然犯了罪，也不能吹糖人的改行———不做人了是吧？”
第二十二章22、对立面是人民群众李真低下头在思考。
陈晓颖知道又卡壳了。李真被审查以来，虽然一直态度不好，不交待问题，但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过反思，知道它的严重性。开始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住不交待，恶运就会过去。后来感到“营救”无望，就想保全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这也是做人的标准啊！
他曾经说过：“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一些朋友都与我友谊甚深，都是善意地互相帮助，如今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到交待问题，又惯性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课书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整你反倒是最好的监督。
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过吗？写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是这样？李真。”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 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
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 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
“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哎，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由于进京活动的一些经费难以解决，向乙提出给予帮助，“他听后非常积极地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后来乙出事，他参与了营救，“乙复职后，对我感恩备至。”这样，乙就成了他“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获取经济保障的”一个重要砝码。
吴庆五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砝码。乙在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大权，适合于搞大的运作，例如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贷款问题。但在这个大的运作中，没有吴庆五也不行，他搞的是民营公司，可以通过“合理贸易的形式”化公为私。所以“一政、一商、一国企”的联合是再好不过的了，跟“一家两制”并行不悖。
吴庆五还有别的用处。正因为他是民营公司，所以自己通过职权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立刻就能得到回报。
第二十三章23、李真说他最恨腐败1998年5 月，吴庆五突然来到李真办公室，很激动地说：“某市二建公司经理王某是我的朋友，该公司是一个优秀单位，却在石家庄国税局大楼工程中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一定要给省四建干，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在里面作怪。现在你当局长了，应当主持公道。”
李真一听就火了。这发火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朋友（吴庆五的朋友就是他朋友）遇到了麻烦，自然要非常仗义地发火；二是给朋友造成麻烦的原因竟然是不搞招投标，这就更可以假公济私理直气壮地发火。帮亲不帮理，现在帮到理上了。他立刻给石家庄国税局局长打电话：“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某市二建参加公开招标？前段省局下达的文件看到没有？”
局长说：“我们已经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