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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说：“我们已经和省四建议标定了，都签了合同了，没办法再改了。”李真更生气了：“那怎么没办法改？为什么不按省局精神办？议标容易出问题，为什么议标？我决定重新进行招标，走正常基建手续。这个工程就得让某市二建干。你回头和书记说，这是我的意见。”
牛不吃水强按头。既然让招标，却又指定让某市二建干，这不是横竖不讲道理吗？
打完电话，冷静一下，又觉得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和下面局长的关系处不好了，对自己也不利。就又拨通了局长的电话解释说：“刚才是吴庆五找了我，他和二建的关系不错。”
接着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对副局长就不客气了，一顿批评，说不要搞什么名堂，要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刚放下电话，局长就找他，说了李真意见，副局长说李真刚找过他，批评了一顿。局长说：“我们也顶不住，只能照李真讲的办了。”
过后李真又给副局长家里打电话催了一回。副局长只得忙着向建委打议标改招标的报告。还得装模作样地向建委写邀请招标申请。被邀请的单位有：河北四建、中建一局六公司、某市二建、河北冶金建筑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明知道除了二建，别的单位都是陪榜的，也得这么做。为了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把二建石家庄分公司王经理叫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偷着说了招标的想法和办法，看了他们的材料，以便能让他们中标。但还不放心，让他们在标书上做个记号，后来因为事先看了标书的内容，记住了，就没让做记号。经过一番折腾，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终于让某市二建中了标。
中了标了，签了合同了，按照惯例，下一步就该给中介费了。对于这个程序，李真早就非常熟悉了。这是“政、商、企”配合捞钱的最佳模式。李真是“政”，有权力，但不好直接出面要钱。吴庆五是“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要钱，然后再把钱的一半给他。某市二建是“企”，国企，有实力，能出钱，是钱的雄厚发源地。过去跟丙那个“商”配合，李真得了不少的钱，且配合默契，现在跟吴庆五配合，还有点生疏。
吴庆五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李真说：“没关系。”
这时他肯定很希望听到中介费的问题了，而且不能少于6 个百分点。但是吴庆五却没有下文了。
他就忍不住提示说：“庆五，你就白给他们帮忙啊？现在都收中介费的，你已经下海做生意，该要的钱就要。我在北戴河建了一个宾馆，总投资6000万元，我向施工队要了6 个点。”
吴庆五兴奋地说：“那就是360 万啊！”
李真说：“对。但是这个钱我现在还不敢拿。但是你可以拿。”
他得有所保留，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正因为李真不能明着拿，才需要吴庆五这个中间人。联想起在某市二建参加投标过程中，李真曾向吴庆五流露过：“我和柳絮离婚后关系很紧张，在新加坡的存款都控制在柳絮手中，我要办什么事，用钱都很困难。”吴庆五就觉得更有必要帮李真要到中介费了。过了不久，吴庆五向王经理要了50万元，又按10：1 的黑市价，换成了5 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在运转“政、商、企”配套谋私的“合理机制”中，很注意“中间商”的身份。吴庆五当然有身份，过去的丙也有身份，甲更是有身份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不容易出问题。
1996年5 月，甲带人找到在北京出差的李真，为深圳某公司刘某推销税务数据采集器。李真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当时他还是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决定事情必须跟一把手商量。回到局里向郑局长汇报后，得到同意，便在全省国税系统推行税务数据采集器，并且成立了领导小组，由郑局长任组长，李真任副组长，一位处长具体落实。搞得很像一回事，似乎没有机会谋私了。但是李真把那位处长叫到办公室，授意将此项目交给深圳的刘某来做。结果与刘某签订了总价款1800万元的供货协议。
事成之后的1997年1 月，刘某以赞助甲拍电视剧和感谢李真的名义汇入甲指定的账户200 万元。这200 万元怎么分配呢？甲觉得欠了李真一个大人情，没个说法是不行的，因为李真曾反复向他强调办这件事太难了。于是他就对李真说：“这个项目做了，给你点利润。”李真毫不客气：“那就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子吧！”甲说：“曹某盖的住宅楼不错，在阳明广场。”
就去看楼，是阳明公寓甲座某室，外销公寓，很贵。李真说：“便宜点。”曹说：“最低不低于每平方米8000元，给100 万，买一套。”结果就买了一套，让甲付的账。李真让曹某替他装修。曹花了20万元，李真给了10万元。曹说：“这也不够啊！”李真说：“先装着！先装着！”以后便不了了之。
李真见曹戴的表不错，劳力士，10万元买的，曹就说：“你喜欢就给你。”李真就跟他换了表。
李真觉得自己加入了高层社会。他们有背景，有经济实力，而自己有权力。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敢小瞧他。他把自己的情妇李军也介绍给他们，增加一些商业交往，以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
李真跟北京某部门一个干部关系不错，就把李军介绍给他，让他帮着李军在北京发展。为了同这名干部搞好关系，李真把邢台国税局培训中心的工程交给其弟去做。其弟是北京某实业公司的经理，他把工程交给了江苏省的一个建筑公司。为了感谢李真，其弟共给了他4。5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李军送的。
李军是李真的一个重要助手。特别是李真与柳絮离婚后，李军的作用就更大了。
1998年，省国税局要在廊坊市建设一个培训中心，预计造价3000万元。李真把李军叫到石家庄，问：“有没有人干？”李军没有马上回答。李真就说：“以后没有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给高某干这工程怎么样？好处费给6 －7 ％。”李军了解高某，说只能给5 ％。李真说：“5 ％就5 ％吧！你告诉他，好处费一次提清，要现款。”然后又抱怨说：“要这么少，何必找他呢！”
过后，廊坊市国税局长到省局汇报建培训中心的准备工作，汇报完之后，李真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上面有人介绍省三建多次想干我们国税局的项目，我听说省三建在秦皇岛做的几个项目质量不错，我把它推荐给你们，让省三建投标。”
这话虽然没有点明一定让省三建秦皇岛分公司的高某干，但李真相信局长会明白他的意思，贯彻他的意见，让省三建干这工程。局长确实听懂了，说回去考虑考虑，安排安排。李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说道：“我这一生最恨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忘恩负义的人，一种是搞腐败的人。”
局长大吃一惊，房檐头上逮鸡，不好捉摸，只得忐忑不安地离开了。
回来赶紧找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商量。副局长说：“我认为推荐不过是用词方式，谁敢违背？实际上已经指定了单位。”
果然，李真嫌招标进度慢，省三建早就做好准备了。“再这样就不让你们干了！”
李真说。局长便很害怕，赶紧请求原谅。
又得进度快，又得保证三建中标，很不容易。幸好一个单位资料不全，废标了，一个单位迟到了，被取消资格，省三建自然中标。但这只是土建工程部分，主体工程还没有招标，主体工程也得让省三建干。两位局长便上下忙活，找三建分公司项目经理，找招标代理人，让他们互相通气。那个项目经理说：“我们知道了初核标底，中标无疑。”
二位局长也有抱怨，说李真老这么指定，我们将来怎么办？房檐头上的泥娃娃，没路可走了。
终于召开了招标大会，领导讲话，宣布投标书，宣布评标办法，各投标企业抽签儿，开标，唱标，各投标企业介绍标书内容，每家限时20分钟。很热闹，也很简单，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省三建中标。
第二十四章24、“百团大战”
但高某并不太高兴。这位省三建秦皇岛分公司总经理，一般给中介费都是2 ％－3 ％，李军却要他5 ％。李军说：“我怎么看你不太积极。”他没言声。李军也猜到了他不高兴的原因，不仅百分点高，而且还没招标，李真就要走了50万元，说是中标没问题，如不中标算借。
她就委屈地说：“不知道我过的啥日子，常常被李真骂得够呛。”柔肠粉泪，差点哭了。
原来李真一贯是很霸道的，再加上上边要查他，心情更坏，所以李军得不到好脸。急着要钱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4 月初，李真急于将国内存款转移到香港去，便通知当时在北京谈项目的李军：“让老高准备50万块钱，我有急用。”她先让在秦皇岛的外甥女从高某那里要来钱放在家里，第二天她回秦皇岛把钱取到北京。
她进屋刚开灯不大一会儿，李真就来了。李真把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弄进屋里，大的有80厘米长，40厘米高，小的是一只密码箱。大箱子里装的全是钱，小箱子的钱没装满，装了一些衣服，就把50万元装进了小箱子里。李真是要把这些钱转移到境外去，但是除了自己保管，交给谁也不放心。方的不滚，圆的不稳，谁也信不过。
柳絮就是个例子。李军很吃力地帮他把大箱子抬出楼梯口。第二天李真到了香港。
李真中午睡了个3 小时，3 点多钟谈话又开始了。
李真满腹心事的样子，犹犹豫豫、神情不定，心上心下的。
陈晓颖意识到不能盯得太紧，应该随便聊聊，放松一下了。先谈超声波，又谈黑洞。够现代的吧？但陈晓颖说，老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早用哲学思想把这都概括进去了。是吗？当然。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不就是指的这个吗？你能听到超声波吗？你知道黑洞什么样吗？还有大智若愚，大器晚成，都是老子说的。李真说，老子真不简单，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信《易经》，也信测字。这时候李瑛插嘴说，我们陈组长就特别会测字。李真说，是吗？那给我测一个。
“测个什么字呢？”李真显出发愁和悲观的样子，“我都被押到外省了，河北都不管我了，怕有人救我。那么您就给我测个‘外’字吧！”
陈晓颖思忖片刻说道：“从左边看，你的政治前途已经夕阳西下；从右边看，你的生存命运还是吉凶未卜。”
李真垂头丧气地说：“情况很不妙是吧？”
陈晓颖说：“但这就是你目前的处境，真实处境。”
“能不能有所改变———从字儿上看？”李真问。
“那咱们试一试。”陈晓颖说，“如果下面加个‘口’，也就是说，给你一张嘴，让你说，让你狡辩———你108 天都在用这张嘴狡辩，那么，这个字念什么呢？”
“念‘咎’，咎由自取的‘咎’。”李真说，情绪很不乐观。
“这就是说，尽管你怎么狡辩，也是难辞其咎。”陈晓颖说。
李真说：“那我要不说，不开口呢？”
“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口’藏起来，加一个盖儿。”陈晓颖说，并拿起笔来，在‘外’字上面加了一横，“这念什么？”
“死”“对，死路一条。”
李真非常沮丧了：“难道我就没有活路了吗？”
陈晓颖说：“不，死路只有一条，你不要走它就是了。所以你不能把‘口’藏起来，还要说话，只是不要再狡辩，而要坦白交待问题。”
“那不还是咎由自取吗？”李真说。
陈晓颖说：“当然，因为整个案件都是你咎由自取，不能推给别人，但现在可以凭你这张口的怎么说，来决定咎由自取是取得多些，还是取得少些。狡辩，那就取得多了，罪责加重了；坦白，那就能少取一些，减轻罪责。所以你开口交待问题，说得越充分，越彻底，对你越有好处。”
李真说：“还有‘省’呢，我被押到外省，现在刚测了一个‘外’，再测测‘省’。”
陈晓颖一笑说：“这就很简单了，‘少’、‘目’。”
“怎么解释？”“这是一个警告。”李真不明白。
陈晓颖说：“交待问题，开口说，说少了不行，得多说，说少了就变成了少目，没有眼睛了，瞎了。也就是说，这盘棋让你走瞎了，失败了，乱了套了，本来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局，但是因为你少说，而变得不可收拾了。所以你要多说。”
不怕千招儿巧，只怕一招儿绝。李真沉默良久，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长出了一口气：“我说了吧！”
他颇为感慨地总结道：“这么多审讯者我都应付过去了，说实在的，他们个个都是高智商的办案专家。惟有您跟他们比较起来，在审讯技巧上还差得很远，但正是这一点反而帮了您的忙，我排斥技巧。您的人格，您的善良，打动了我；您的学识，您的哲理，征服了我。在中国我见过的检察官多了，像您这样的……唉，我还是说了吧！”
李真开始一笔一笔地交待问题，陈晓颖不让助手做笔录，也不追问，更不提问，显出很严肃，很关心的样子，听着。中间很自然地“共进晚餐”。
“共进晚餐”之后，又接着来。李真在交待问题前，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陈组长，上午我说漏了，就是向境外倒款的事，我等于都承认了，可是您为什么不追问我，而让我去吃饭呢？”
陈晓颖说：“你喜欢可可吧？”李真说：“当然，非常喜欢。”“小时候把过他撒尿吧？”“把过。”“有什么体会？”
李真深有体会地说：“那就是在他尿尿的时候，不能动，得把稳了，一动，他就不尿了。”
陈晓颖微笑地注视着他，不再言语。
李真想了一下，明白了。原来他对我采取了同样的对策，怕干扰我顺畅地说问题，所以才不追问我。对啊，我那种主动交待问题的良好心态，都是这样被他培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