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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为改造海军和搞好战备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但也未曾忽视这些年来使自由党政府感到困扰的其他一些问题。主张妇女有参政权的妇女自然拒不允许任何一位大臣置她们提出的选举权要求于不顾：她们的确把很多位大臣折腾得够苦了。她们费尽心机打断丘吉尔的演说，因为这些演说都极受欢迎，听众很多。１９０９年，一名妇女曾在布里斯托车站用打狗的鞭子袭击他，但他几乎立即就把这条鞭子夺过来。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当时丘吉尔任内政大臣时，至少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本身，就有名的“黑暗的星期五”事件对他提出了谴责。那时，约有３００名妇女在威斯敏斯特示威，这些妇女有意要让警察把她们抓起来。警察在拘留一部分妇女之前，曾经对她们采取了粗暴行为，而第二天被拘留的那部分人又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获释。事实上，警方没有遵照丘吉尔下达的有关这次示威运动的指令。几天后，当丘吉尔在从布雷福德开往伦敦的列车餐车上用餐时，一位因同情这些妇女而感到愤慨的青年男子再次用鞭子对他进行袭击，但一名机灵的便衣警察在袭击者举鞭之前便逮住了他。
丘吉尔在海上或视察海军设施时就能避开这些妇女参政运动者的注意，但他只要在伦敦或他自己的选区丹迪市一露面，她们就来找麻烦。１９１２年，一个名叫莉拉·克露娜斯的小姐通过邮差打听到丘吉尔在丹迪市的临时住所地址，便随电报传递员赶了去，但不出所料，她被一名专职秘书拒之门外。１９１４年初，当丘吉尔乘坐的水上飞机在克拉克顿进行紧急着陆时，一群要求妇女参政的女人立即赶到现场，丘吉尔被迫接受了她们呈递的一些书面材料，后来又在飞机里发现了更多的材料。
还不能说，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妇女参政，尽管他可能希望这样做。困扰他和政府许多其他成员的实际困难是，如果接受妇女享有现行的户主选举权——事实上只有较富有的妇女才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保守党在选举时会捞到明显的好处。１９１０年，当一个称作调解委员会的压力集团提出一项妇女应享有现行选举权的提案时，丘吉尔开始时答应帮助该委员会，但后来又突然变卦，并发表一篇很有破坏性的演说，反对这项提案。他说，“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提案”，“按财产而不是按人员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享有这种权利，是完全不公平的”。他的老朋友利顿勋爵是调解委员会主席，利顿的姐妹已遭监禁，因绝食而被强迫进食。利顿认为，丘吉尔的行为是背信弃义，因而同他绝交了一段时间。这使马什很难堪，因为他同利顿极为要好。
尽管克莱门蒂娜同情主张妇女参政的人，但丘吉尔并不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足以能与政府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相提并论。１９１１年下半年，形势使人看来仿佛瞬息间就会导致内阁倒台，这使丘吉尔惊恐不安。他认为，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先举行妇女的，再举行男人的，就可以使事情得到合理解决。他告诉曾担任埃利班克公学校长的自由党议院领袖说，“如果这个在历史上留有赫赫名声的强大政府与政党因女人政治而垮台，那将是一场多么可笑的悲剧。”最后，在妇女参政运动支持者的愤怒声中，提出一项企图让成年女子参政的修正案被议长裁定为不合程序而遭否定，这一运动多年的历程还未表明，暴力行动并不像有时候所想象的那样，会对这一事业产生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自由党政府而要求给予足够的回报，这就是说，制订一项法案，在都柏林建立全爱尔兰议会。上院不可能再对这项议案行使否决权，虽然它能在议会３次会期中阻止其通过，或者说，可以将实施的时间再拖延两年多。丘吉尔在这件事上转变得很晚。１９０８年曼彻斯特的补缺选举是一个催化因素，他始终念念不忘他父亲在１８８６年对北爱尔兰表达的同情之感及其留下的名言，“北爱尔兰将进行战斗，北爱尔兰干得对”。１９１１年，他试图唤起人们对重提“全面地方自治”这一主张的兴趣。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劳合·乔治在与他的联合建议中提到了这一点，部分则是因为他懂得某些保守党人，如属于“圆桌”集团的那些人，还有一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如像曾短期代表过科克市当选为下院议员的叔叔莫尔顿·弗鲁温，均对这一计划表示赞同。
因此，他就此向内阁散发了两份材料，并在丹迪市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对这一主张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联合王国实行联邦制，不仅应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而且还应该在英格兰的一些地区，都建立下属性议会。显然，正如《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一计划的安排下，也有可能将爱尔兰分成两个地区。但是，不管是内阁中的同僚，还是公众舆论，对这些建议都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响，因而他也就偃旗息鼓了。总之，丘吉尔根本就不相信，北爱尔兰的新教徒能像他们被描述过的那样具有毫不妥协的精神。他接受了一个称作北爱尔兰自由党联合会的团体的邀请，于１９１２年２月在贝尔法斯特发表了一篇演说。
丘吉尔对此时的北爱尔兰形势似乎估计错误。北爱尔兰自由党联合会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团体，鲁莽有余，实力不足。当它的领导人到北爱尔兰市政厅预订座位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曾于１８８６年在此发表过著名的演讲，支持爱尔兰合并于联合王国的人对此发出愤怒的吼叫声，不让自由党人占用，反对爱尔兰自治联合会事先占据了这个大厅。丘吉尔认为，访问贝尔法斯特是他的义务，只要能维护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就算达到目的；他欣然同意放弃在北爱尔兰市政厅开会，而另找一个反对爱尔兰自治者不占优势的场所举行会议。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将会场移到天主教区。由于没有合适的大厅可供使用，特地从苏格兰运来大型帐篷，搭在切尔蒂克公园的足球场上。然而，贝尔法斯特的局势极其紧张，以致人们担心会发生严重骚乱。一支３，５００人的军队驻进了这个城市；自由党议院领袖听说，“大量螺栓和螺母”被人从船厂偷走，因而他力劝丘吉尔这次旅行不要携妻子同行。克莱门蒂娜不管这些，坚持与丈夫同行。
贝尔法斯特的访问是对丘吉尔一行的一次严重考验。无论是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上，还是在前往拉纳的旅途中，他们都遭到了妇女参政运动示威者的粗暴干扰，他们知道，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将会在爱尔兰出现。克莱门蒂娜害怕的不是被杀死，而是怕被人用玻璃片或其他某种伤害手段毁坏容貌。她丈夫与往常一样没有表现出忐忑不安。在贝尔法斯特车站，“在人群发出嘲骂声时，他还是微笑地举帽致意”。人们拦住了前往设在市中心一家旅馆的会场的丘吉尔一行，另外一群持敌对情绪的示威者也汇集过来，狂呼乱叫反对丘吉尔。当他们乘坐的汽车冲出重围赶去开会时，一度又被众多的示威者所包围，在警察赶到现场前，这辆汽车已被人们从一侧掀离地面１８英寸了。“一张张脸扒在车窗玻璃上，用尽全力发出蔑视和不满的叫喊声”。然而，丘吉尔一行一到福尔斯路，气氛即刻发生了变化，这里是天主教区，友好的人们欢呼着迎接他。据《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罗马天主教区的居民似乎倾城而出向他致意，人群中披黑色披巾的女工比男人还多”。
这次集会开得虎头蛇尾，由于大雨倾盆，帐篷里滴水不止，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坐有人。丘吉尔读他的演说稿时声音低沉，其间被妇女参政运动者打断了几次。在演说结束时，丘吉尔极其恰当地将他父亲的几句话改头换面地搬用，以有利于自己：
让北爱尔兰为爱尔兰的尊严和荣誉战斗吧；让她为民族和解及宽恕以往的错误而战斗吧；让她为在人们中传播人类的博爱、谅解和启蒙精神而战斗吧；的确，北爱尔兰将进行战斗，北爱尔兰干得对。
丘吉尔演说结束后，同妻子绕道来到火车站，在人们得悉此事之前，他们已经乘上专列踏上前往拉纳的旅途了。
这次亲身经历肯定使丘吉尔认识到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力量和教派冲突的尖锐性。他始终认为，要满足新教徒的意见，就应该作出让步，而他的同僚们也告诉他，把这种让步措施自始至终贯彻下去，将是一项良好的策略。这时，劳合·乔治提出建议，主张对北爱尔兰及其部分地区实行特殊安排。但当他遇到不仅来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而且来自保守党人的激烈反对时，就收回了这个主意。反对者希望利用北爱尔兰问题来全面扼杀爱尔兰地方自治。为此，丘吉尔竭诚协助将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收进法令全书之中。他在下院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提出对这一议案进行二审，后来又积极参与这场激烈的辩论。有一次，下院议长刚宣布议会休会，一个愤怒的反爱尔兰自治者罗纳德·麦克尼尔挥臂朝他掷来一本书，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丘吉尔愈来愈确信，这个问题惟一可能的解决途径是将北爱尔兰排除在外，正如劳合·乔治所建议的那样。１９１３年１０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突然采取行动，声称对北爱尔兰进行特殊处理的主张，“极不同于阻拦与拖延爱尔兰地方自治和堵塞爱尔兰整个其他地区走这条路的主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为他们所认为的变节行为感到寒心，因为在为地方自治进行的战斗中，他们把丘吉尔视作盟友之一。与自由党领袖们特别要好的Ｔ．Ｐ．奥康纳尔，在写给约翰·狄龙——雷德蒙在民族主义者领导层中最亲密的同僚——的信中说，“我们可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接受他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公开与他决裂，这可能使他辞去内阁的职务。”事实上，雷德蒙对丘吉尔的这篇演说作出了回答，但并未对他个人进行攻击，而是宣布“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决不能同意各派力量对爱尔兰民族实行肢解”。
第一部 雄心第8节 海军大臣（3）
丘吉尔探索用妥协办法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尽管这样做很明智，也很体面，也本能地显示出他的辉格党的政治态度，但却使他在处理有关海军军费问题同其阁僚发生争执时增加了困难。阁僚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意识到，用建造战舰这一问题来逼丘吉尔辞职，比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施加压力更好一些，劳合·乔治未能就丘吉尔对爱尔兰问题的态度进行详细的诘问，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就预算问题讨价还价。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丘吉尔“思想混乱并使他吓了一跳”。丘吉尔明显地意识到，作为一项策略，在爱尔兰问题上，他必须奉行一条较为强硬的路线。正如他后来所说，“为了使我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我积极加入到爱尔兰问题的辩论之中”。由于从前丘吉尔对北爱尔兰新教徒采取和解态度，因此就像劳合·乔治是对德国提出严重警告最合适的自由党领导人一样，丘吉尔则是告诉北爱尔兰新教徒，政府不允许立法工作受他们摆布的最为合适的大臣。
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４日，他在布拉福德说：
如果没有和平的愿望，如果所作出的每一项让步均遭到践踏和被人利用……如果我们在所有这许多个月中被迫听到的一切不确切的、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的喋喋不休的话，最终暴露出一种险恶和反叛的目的，那末，先生们，我们只能对你们说，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些严重的问题摊到大庭广众之下来检验。
《泰晤士报》对这篇演说作了如下评论，看来并非有什么不公道：
一位大臣，从他本部门的要求出发，对来自激进百姓的可泊威胁，他似乎认为必须表明，必要时他可以大叫大嚷地向别人表示蔑视。
《泰晤士报》当然是支持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该报不用为承认这一点而操心，即丘吉尔寻找一项妥协办法的企图还远未得到反对爱尔兰自治者一方的响应。但是他的演说受到热烈赞许，这不仅有来自布拉福德的自由党人，而且还来自首相本人。
这时，丘吉尔正抓住他在演说中提到的那个问题，即防止北爱尔兰义勇军发生叛乱暴动的问题。这是一支新教徒的军队，正在爱尔兰北部接受训练，目前只需要得到武器装备，便可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和他的老朋友、１９１２年接替霍尔丹为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上校，在征得阿斯奎斯同意的情况下，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用军事装备和补给品增强北爱尔兰的警备，并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对付北爱尔兰义勇军占领地方政府的图谋。政府计划将军队从都柏林西面的克拉大兵营以及不列颠各车站调进北爱尔兰。海军为这些部队提供运输手段，必要时也可调遣自己的登陆部队，为此目的，丘吉尔命令一支舰艇中队从比斯开湾开往克莱德湾口的拉姆拉什。
然而，整个调动计划由于发生所谓的“克拉兵变”而遭到挫败。这次兵变一方面是由于陆军部无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陆军军官中有许多北爱尔兰人，他们对北爱尔兰新教徒怀有一种强烈的同情感。爱尔兰驻军最高司令官阿瑟·佩吉特将军只得到了西利的口头命令。在同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商量行动计划时，他告诉大家，北爱尔兰籍军官，若不愿听从命令者，可获准休假，而怀有同样思想的其他军官，则必须履行职责，不然就得辞职。克拉兵营骑兵旅旅长赫伯特·高夫准将，是一位非北爱尔兰籍的反爱尔兰自治者。他同手下５７名军官一起，在得到要求他们立即参与一次对北爱尔兰实行“镇压”行动的命令后，随即提出了辞呈。
克拉兵营哗变的消息立即引起首相的注意，他意识到，由几位军方大臣提出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