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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兵营哗变的消息立即引起首相的注意，他意识到，由几位军方大臣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不能再进行下去，否则不仅对北爱尔兰，而且对军队本身都会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他告诉丘吉尔撤消调动舰队的命令。当时这些军舰还未驶抵爱尔兰海域。他又指示西利取消派兵增援北爱尔兰的计划，力图弥补克拉兵变导致的恶果。西利召集有关的高级军官到陆军部来见他，要求提出辞职的军官们撤回辞呈，但高夫拒绝这样做，除非他得到不要求他到北爱尔兰强行实施地方自治的书面保证。西利为此收到一份由内阁签署的声明，但随后他却愚蠢地自作主张，擅自在这份声明中又添加了两段文字。结果高夫收回了辞呈，他手下军官们也照样这样做了，但当首相拒绝接受西利额外添加的两段文字中所作的许诺时，西利本人及陆军部的两名主要军事顾问不得不辞职了。
很自然，政府在下院面临着一场遭到抨击的风暴。保守党人指责它谋划对北爱尔兰进行大屠杀，大臣们有时只有招架之功。丘吉尔把认为政府的打算是挑起骚乱的起因的说法，描写为“恶魔般的谎言”。然而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事情就明白了，北爱尔兰义勇军得到大批装备，有３０，０００至５０，０００支来福枪，还有弹药。这些装备都是通过拉纳港私运进来的。下院在对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前的辩论中，大臣们很容易利用拉纳偷运武器事件来证明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并指责保守党领袖们参与了非法的冒险勾当。丘吉尔提出，反对党的动议是罕见的，就像罪犯对警察投不信任票一样。但他在演说结束时，又突然向各党派发出新的和解呼吁，特别向爱德华·卡森爵士进行呼吁。卡森是爱尔兰新教徒领袖，本人就站在北爱尔兰运动的前列。
丘吉尔的和解倡议完全出自他的主动精神，他高兴地看到，气氛发生了实际转变，因为卡森的反应温和且有节制。结果双方又重新开始对话。这种变化并不受到自由党广大党员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在党内地位仍不稳定的丘吉尔对他妻子说，这是“我所冒的最大风险”。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他就北爱尔兰问题发出威胁性论调时，就能得到其他老资格的大臣们的赞许，而当他采用和解的语调时，就只能自行负责。对他说来，要想单枪匹马地阻止在爱尔兰问题上爆发内战这一趋势，或许已经为时过晚。
在重新开始谈判的同时，政府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允许爱尔兰个别郡放弃地方自治，为期不能超过６年。但是这一让步未能使反对党领袖完全满意，反对党领袖要求将整个北爱尔兰永久排除在外。７月２０日，英王进行了干预，他在白金汉宫召集各党联席会议。会议在下院议长主持下历时几天，但并未取得什么进展。７月２４日，首相不得不向内阁报告说，联席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在这次内阁会议上，还传来一项重要的国际新闻，即奥地利异乎寻常地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它是自阿彻杜克·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到谋杀以来，经过４个星期处心积虑的准备之后提出来的。正如丘吉尔指出：
弗马纳和蒂龙教区在爱尔兰薄雾和暴风雨中渐渐隐没，但一缕奇特的火光即刻出现，而且可以觉察，欧洲地图亦将发生此起彼伏的变化。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1）
丘吉尔对１９２９年大选结果和又一届工党政府的组成深感失望；但也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因为他又处在反对派的位置上。７月，克莱门蒂娜动了喉部手术，但当她的病一旦痊愈，她的丈夫就动身去加拿大和美国旅行，随同他的有儿子小伦道夫、还有弟弟杰克和杰克的儿子约翰尼，约翰尼跟小伦道夫一样，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太令人高兴了”，丘吉尔在写给比弗布鲁克的信中说道，“离开了英国，大有一种卸掉令人厌倦和困恼事务而无官一身轻的感觉。”丘吉尔一行在８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作横跨加拿大的旅行，他们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专列进行奢华的旅游，并在几个大城市作短暂的停留，发表演讲，还选择几处风光旖旎的地方观光。９月初，他们到达加利福尼亚，然后东行到纽约州。１０月１８日，丘吉尔在白宫对胡佛总统进行礼节性拜访。两星期后他们踏上归途，离开纽约前往南安普敦，以便出席下院举行的秋季会议。尽管这次旅行使他享受到足够的乐趣，但在加拿大和美国听到的普遍流传的舆论却使他相当烦恼。人们说，英国已趋于衰落，因为有那么多人靠救济为生，而且正由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执政。对后一点，他试图在演讲中打消听众的疑虑，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少数党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稳固，将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举动”和愿意摈弃在竞选期间及以前所说过的“愚蠢的胡话”。
在此期间，大选失败后的保守党内部处于互相指责的气氛中，在各种政策问题和领导权问题上陷入纷争的境地。鲍德温受到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的强烈谴责，这两个人为了使该党在关税改革其中包括征收食品税和帝国特惠制这项劲头十足的政策上取得胜利，合力演奏了一首“大英帝国改革运动”协奏曲。丘吉尔表示不赞成，因为他是在保守党拒绝全盘的关税改革政策时回到保守党来的。他仍然希望保守党和自由党实行联合，如果保守党进一步摆脱自由贸易的轨道，那这种联合就不会取得成功。大选之后，他立即出面劝说鲍德温同劳合·乔治进行会谈，他向鲍德温表示担心会出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１９２９年７月下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地面总是比过道更宽敞些”，意思是说，坐在反对派席位的过道下侧的自由党人会看清方向，要保守党合作，而不是与政府联合。这就触怒了保守党内主要的关税改革者艾默里，他的主张正好相反，要保守党同工党保持更友好的关系，而不是同“空谈的自由党人士”结交。按照艾默里的说法，鲍德温“愿意看到丘吉尔和我相互抵消”，但并未考虑到还有来自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方面的压力。
汤姆·琼斯报道说，丘吉尔在圣诞节那一天“焦躁不安，宁愿同劳合·乔治作伴在一起”。１９３０年１月，当比弗布鲁克试图争取丘吉尔到帝国改革运动这一边来，但丘吉尔仍无动于衷。像以往一样，每当他丢掉官职下野时，他就郁郁寡欢。根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说法，丘吉尔在两位老朋友会面时，神色阴郁，使人看来显得“惊人的衰老”。他极不赞同比弗布鲁克的财政计划，而且说他感到“老迈年高，不能为之尽力”，他断然拒绝征收食品税的主张，令人怜悯地抱怨比弗布鲁克说：“马克斯呀，马克斯，你正在破坏我的党。”他们未能获得一致意见就分手了。２月，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开始吸收成员。在赢得公众方面的好感后，他们决定选派５０名候选人在英国南部各个选区同保守党进行竞争，其中也包括丘吉尔所在的选区埃平。在此期间，失业人数有所增加，工党政府显然没有制订出什么政策来对付这一局面。奥斯瓦德·莫斯莱爵士提出了某些建设性的建议，但由于遭到拒绝而深感失望，提出了辞呈。
这一结果迫使鲍德温进一步屈从于主张关税改革派的意愿。３月，他走得更远了，表示只要取得各自治领同意，就愿意接受帝国内部各项财政安排的任何建议，甚至可以包括征收食品税，虽然他对此作了限定税，此类建议必须经过公民投票方能予以接受。这项声明得到比弗布鲁克的赞同，但罗瑟米尔没有同意，并独自接管了大英帝国党的指导工作。但两个月后，比弗布鲁克和鲍德温又再次闹翻，鲍德温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在下一次大选中提出征收食品税问题。
９月，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表明，保守党选民中有很大部分人表示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反对在职的保守党人。１０月，帝国会议在伦敦举行，各自治领总理们宣布他们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并没有立即为工党政府所接受，但却很自然地增强了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手中牌的份量。鲍德温不得不迁就这些新的情况。１０月，他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实行帝国特惠制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他认为，在农业方面也可以辅以实行“定额分配制”，因为这项制度会消除任何增加食品费用的必要性。这一主张现在还不能使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满意，反而还引起来自丘吉尔方面的告诫：“我不能同意对主要食品实行保护性征税措施……请允许我补充说明我的意见，如果你今年还未陷入如此错误的处理和阴谋诡计之中，那末你还能在１９３１年领导我们的党取得像在１９２４年所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
鲍德温与关税改革者之间碰到这样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把丘吉尔有可能采取的变节行为，看成是相对说来较小的不幸事件。因此，他冷冰冰地作了答复，告诉丘吉尔说，他是在沉重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而进一步倾向于关税改革的，如果丘吉尔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同他决裂，那末“我希望并且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会破坏我所十分珍视的友谊了”。事实上，他接受了保守党的主要代言人罗伯特·托平的劝告，“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
这时，鲍德温的眼睛盯在南帕丁顿进行的补缺选举上。在这里，保守党的正式候选人遭到了比弗布鲁克的帝国改革运动支持者的反对，实际上，后者最终赢得了这场竞争。丘吉尔想知道，就像他对堂兄弟弗雷迪·格斯特所说，他究竟要不要介入进来，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放一炮”。格斯特回答说，“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不要放吧”这是一个明智的忠告，因为无论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失业人数又进—步增加，关税改革的主张甚至为自由党大部分人所接受，这种情况使丘吉尔想抑制保守党全盘支持的论点有了很大改变。仅仅过了几个月，丘吉尔本人就接受了整个关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各项食品征税计划。
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鲍德温与丘吉尔之间也发生了分歧。这就是印度的宪政改革问题，工党政府成立后不久，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首先提出的。欧文就是著名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过这一头衔是他在几年后才继任的。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间，他以爱德华·伍德的名字在殖民地事务部充任丘吉尔的次官。他是鲍德温的一位密友，并且像他一样坚信，帝国的各种问题应尽可能地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以两党均能行得通的方式加以处理。早在１９１７年，劳合·乔治政府就作出许诺，英国在印度奉行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取得自治领地位；但１９２８年由鲍德温派出的、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宪政实施计划，该计划并不打算在准备成立地方自治政府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它遭到印度国大党的抵制，该党是以印度民族主义者为主的组织，当时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所领导。
在１９２９年，欧文认为有必要改善一下印度的政治气氛，应重申取得自治领地位这个目标，并应在伦敦安排一次会议，听取印度人对西蒙委员会所提计划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拉姆齐·麦克唐纳及其内阁的赞同。鲍德温也表示赞成，但与鲍德温商量时，他正好在度假，因而未及与他的同僚们提及此事。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同时宣布了印度总督关于自治领地位的声明和即将召开所谓“圆桌会议”的消息。然而，英国政界其他领导人对此事的反应极其混乱。在西蒙委员会成立时曾任印度事务大臣的伯肯赫德，强烈谴责总督的声明；在下院，劳合·乔治也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不过是一项新的承诺，而不是重申早先提出的主张，并认为在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尚待讨论通过前，不应该这样做。丘吉尔因刚从美国回来，故未发表意见，但他在劳合·乔治发表演说的过程中大声喝彩，使那些对鲍德温更忠诚的追随者张皇失措。他还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对印度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看法提出批评：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救纠纷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３５０００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丘吉尔反对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行为引起了某些非议，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原先有关帝国发展更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找到了一条攻击鲍德温的方便途径，这样他赢得了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对帝国范围内民族主义运动所持的这种态度，明显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后的初期。尽管那时他曾支持过爱尔兰的协定，但他却认为英国已经走到了它所需要的安全防卫的极限，他因此非常敌视任何有关爱尔兰协定条款有侵蚀作用的谈话。在联合政府期间，他强烈反对任何关于英国承认埃及独立的主张，认为尽管可以朝着“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前进，但是绝对不能削弱“英王的统治，不管是在埃及、爱尔兰，还是在印度。”在埃德温·蒙塔古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有关阿姆利则事件的辩论中，丘吉尔尽最大努力为蒙塔古进行辩解，但在私下里却对印度舆论的影射恼怒——诸如，“她”感到“心烦意乱”等等说法——对此，蒙塔古在内阁同僚面前强调印度的利益冲击着英国。当伯肯赫德任印度事务大臣时，这两位好友发现他们自己既基本上赞同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不鼓励任何迅速实现宪政改革的愿望。在少数党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丘吉尔一点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