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很快就发现，建立海军作战参谋部的主要障碍在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持反对态度。此人的年龄几乎比丘吉尔大一倍，作为一名海军人员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他在这位新任海军大臣眼里却似乎是“太多地留恋过时的海军技术，而不能充分地接受新思想”。的确，在他给丘吉尔的信中，概述了他反对建立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意见。这封信表明，他对这种参谋机构可能产生的作用没有什么认识。在物色替代他的人选时，起初丘吉尔想把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弄回来，此人是威尔逊的前任，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狡诘多变的人。在他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六年中，为开创无畏舰时代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丘吉尔在１９０７年与费希尔初次相识，俩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这实在令人惊讶，因为当时双方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重新起用费希尔有两个严重的弊端，一是他始终坚持由他决策，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当过那么长时间的第一小提琴手，我不想居人篱下”，另一个弊端的严重性也并不比前一个差，即费希尔同另一名主要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激烈作对，此人那时已是朴次茅斯保守党下院议员，他们两人的争端曾使海军高级将领分成两大派，从而给海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因此，丘吉尔决定不再让费希尔复职，而只是让他对海军问题及人事安排作顾问工作。新的第一海务大臣是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但丘吉尔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费希尔的劝告，请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二海务大臣和布里奇曼的未来继任者。丘吉尔还接受了费希尔的推荐，任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为皇家舰队的副司令，以便他在适当时候行使最重要的远洋作战指挥权。但有一项任命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主意，那就是任命海军少将大卫·贝蒂作为他私人海军事务秘书，此人时年４０岁，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在丘吉尔到海军部任职的几个星期内，所有这些任免事项均予付诸实施。
随后在一月份，丘吉尔正式建立了海军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军大臣领导，下设三个部，即作战部、情报部和动员部。对参谋人员开设了培训课程，校址设在朴次茅斯的海军作战学院。丘吉尔提出，历史课程，讲授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应成为教学的组成部分。一项新的规定被付之实施，即禁止在诺尔·朴次茅斯和德文波特各军港的司令官使用私人游艇，并在经济上给这些军官予补偿。不幸的是，海军作战参谋部建立不到３０个月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高级军官当中，对此存在很深的偏见，或许就是由此才引出下述说法，说“挑选来受训的人，有时其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下”。但是，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是作战参谋部提出来的，而且还在战争爆发时予以运用，其中较突出的是，认为应对德国实行“远距离封锁政策”而非“近距离封锁政策”，维持后一种政策无疑将付出太高的代价。
丘吉尔同海军事务的高级顾问们的关系，开始时弄得很不融洽。从前，海军事务的四位首长，特别是第一海务大臣，在行政事务上握有相当大的处理权，因为海军部与商务部不同，它实质上是一个握有联合权限的小内阁。而在这位新任海军大臣看来，这种状况实在是够糟糕的，他向海务大臣们发出强制性指令，开始改变他们的各项职责，以适应新的权威形式，即服从于他。丘吉尔感到需要由一名有经验的文职人员来负责采购和管理，遂任命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作为文职的海务大臣做此事。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时就与他相识。不久，他与布里奇曼发生争执，布里奇曼认为，他自己作为第一海务大臣的地位正在遭到损害。才过了一年，丘吉尔就坚持叫他去职，表面上说是由于他健康不佳，实际上是用更听话的和显然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来代替他。正在寻找借口对丘吉尔进行攻击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和其他保守党人，对布里奇曼一事提出责难，并主动展开了一场辩论。丘吉尔被迫为自己辩护，他引用了布里奇曼同他进行私人通信中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说明，还引用了布里奇曼给路易斯亲王和贝蒂的信中所说过的话。
由路易斯亲王代替布里奇曼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丘吉尔在高级军官中的声誉并未因此而改善。海军少将达德利·德·查尔于１９１２年末接任贝蒂为海军事务秘书，他为这位海军大臣在一次简短的会见之后就判断海军军官和舰长优劣的习惯而感到吃惊。他发现丘吉尔这个人“好冲动，刚愎自用，甚至有时是固执己见”。另外一些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的举动感到反感。他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长官也无所谓。有时，挨批评的指挥官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一次，诺尔基地司令，常务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这样干了。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海军上将的指挥权，只是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提出辞呈相要挟，才阻止了丘吉尔这样做。
然而，丘吉尔这些被视为非正统的做法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促成了提高士兵薪饷的工作。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他们的薪饷几乎从未动过。他还修改军纪条例，因为原有的条件含有某些荒唐的规定，使这位远见卓识的前任内政大臣感到震惊。其中有一项处罚，规定对轻微违纪者，要在其他水兵退岗休息后，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罚站”。丘吉尔还打通了一条升迁的渠道，尽管这条渠道还十分狭窄。他规定，凡优秀的士兵，可以被委任为军官。在丘吉尔任职一年后，作为海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喉舌的《舰队》月刊编辑撰文说，“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如果说这些改革使丘吉尔在下级军官与士兵中深得人心，那末甚至连高级军官们也终于看到，在着力推行关于进行更大规模海军建设的要求上，他比麦肯纳作得更好一些。面对着德国海军迅速扩建的现实，这位新任海军大臣一改他过去在内阁中“主张节俭”的老印象，大力掀起为海军编制高额预算的浪潮。１９１２年２月，他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极其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海军对英国来说是必需品，而对于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具有奢侈性质”。丘吉尔讲这些话时，正值霍尔丹以内阁代表的身份访问德国，以探索在限制海军军备方面达成相互谅解的可能性。这些话使霍尔丹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德国海军人士对丘吉尔的谈话表示强烈不满。但是，霍尔丹之行大概是要失败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丘吉尔的话会使德国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丘吉尔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制止德国海军扩张的惟一办法，是用行动表明，要想超过英国海军是不可能的。１９１２年３月提出的年度预算，可以明显地看出，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意图。尽管丘吉尔的演说被德皇斥之为“狂妄自大”，但在英国新闻界却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说“或许是……自１８８９年乔治·汉密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泰晤士报》那时是一家保守党报纸，作为保守党的报刊，极其热情地支持较早增强海军实力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但丘吉尔为应付同德国可能发生的冲突而装备海军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都会被反对党所接受。１９１２年春天，他提出重新部署海军兵力，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力量加强北海海域。这种做法意味着，一旦在地中海爆发战争，除非英国能指望得到法国的援助，否则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抵挡得住。贝雷斯福德和议会的保守党人及新闻界都对这项计划表示强烈反对；众所周知，这项计划无论是在陆军部还是在外交部也都很少得到好感。最后，丘吉尔被迫作出让步，同意把地中海舰队的力量至少维持在与最强大的地中海国家不包括法国的同等水平上。随后就开始同法国海军部举行非正式会谈，为两国一旦同时卷入与德国战争，确定一项最适当的兵力部署。但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广大党员反对同法国结成任何明确的联盟，因而他详细指示，会谈只限于互通情报，不要涉及战争爆发时英国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他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丘吉尔的想法与格雷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致的。
丘吉尔在坚持全面掌握海军战备情况时，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吸引到技术革新的领域中来。在他任职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批准战舰用油作为燃料。用油无疑比用煤作军舰燃料更有效率，但石油的开采成本较高，而且将使海军依赖国外的燃料供应。费希尔确信这种变革很有必要，他竭力敦促丘吉尔要干下去。丘吉尔同时也说明了费希尔于１９１２年夏担任皇家燃油委员会主席，负责采购和储存问题。在进行这项变革时，由于遭到代表煤矿选区的下院议员的反对，因而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内阁亦不得不同意，花２００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结果表明，这是一项对英国政府极其有益的投资。
在其他方面，丘吉尔也力主迅速实行技术改造。在他任职期间，海军部冒着风险装配了１５英寸大炮，作为最新型军舰的主力火炮，替代那种虽经考验但口径却小得多的１３５英寸的火炮。首批装备上这种火炮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级战舰，它功率强大，航速很高。这类战舰战绩显赫，多年来一年是英国的主力舰只。丘吉尔还尽一切可能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对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并在一定限度内使用飞艇进行试验。这位海军大臣大力赞助发展航空事业。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具有高度冒险性的事业，每一种机型都要进行反复试验，还要培训飞行员。
进行技术更新耗资昂贵，从而使海军费用进一步增加。在提交１９１３年预算时，丘吉尔感到不得不说些稍微认错的话，因为自由党后座议员变得极其难以驾驭了。他说，军备竞赛是“愚蠢的”，是“浪费”，建议英国和德国可以商定进行“海军休假”，或者暂时停止造舰竞赛。但德国方面对此没有作出反应。随后，在１１月，丘吉尔发出警告，１９１４年的预算会比１９１３年庞大得多。但这还未得到内阁批准，更谈不上在议会中通过，很明显，丘吉尔除了进行斗争别无出路。劳合·乔治很长时间来一直是丘吉尔最亲密的同僚，但也不准备让丘吉尔来支配他的下一个预算该如何搞。他在《每日纪事报》于１９１４年元旦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国回忆》中说，丘吉尔的父亲宁愿辞职而不肯同意自己认为过分庞大的军备开支。丘吉尔对此作出回答，实际上是对劳合·乔治进行公开的指责。他告诉新闻界，他定了一条规矩，“凡属此类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内阁尚在考虑之中，就不接受报界的采访”。
第一部 雄心第8节 海军大臣（2）
当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两人都在为各自的观点纠集支持者的时候，看来内阁中的这一冲突似乎会以某一方的辞职而告终。支持劳合·乔治的，绝大部分是较为年轻的阁员。他们与丘吉尔年龄相仿，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他的对手。在这些人员中有塞缪尔、朗西曼、西蒙，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中还有前任海军大臣麦肯纳。但劳合·乔治至少并不想把丘吉尔排挤出内阁，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把丘吉尔作为政府成员留下来，“值百万英镑”。
１９１４年１月，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要就这个问题辩论个水落石出，丘吉尔把这称之为“一场文雅却又要命的”谈判。两人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密谈，还同首相举行了一次三人会谈，达成一项妥协。丘吉尔几乎得到了他在１９１４年度所要求的一切，但也不得不同意，编制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６年度预算时要厉行节约。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丘吉尔想要建造战列舰的计划却取得了一致赞同。此外，１９１４年夏，不再举行大规模演习，而代之以一次耗资较少的演习，即举行一次预备役舰队的试验性动员。１９１４年３月，丘吉尔为编制预算问题发表了演说，像往常一样，演说使保守党人比自由党人更为高兴。《每日电讯报》评论说，在下院听取当代一位海军大臣的演说中，这篇演说“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有份量和最有说服力的”。
丘吉尔在１９１５年离开海军部时，当时任陆军大臣的基奇纳对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基奇纳告诉他，他对下述事实引以自豪，即在战争爆发时，“你已使我们的舰队作好了准备”，这一评论是非常准确的。在大型军舰的设计及其火炮的弹药等方面，尚存在着某些欠缺，但丘吉尔不能对此负责。在罗赛斯和斯卡帕湾设立反潜艇防务的工作中，他未能从繁琐和拖拉的官僚作风中解脱出来，结果在施工过程中，战舰不得不在海上耗费了大量时间，使发动机遭到严重磨损。但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１４年三年间，海军的实力与效率迅速提高，则主要应归功于丘吉尔的干劲与努力。在后来的岁月里，对丘吉尔提出批评的那些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在这一成就面前失去荣誉。
丘吉尔为改造海军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