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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亮因多次被捕入狱，心中更加愤愤不平。他被释放归家后，更加立志读书，学识也十分广博。陈亮曾说过：“下功夫研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异同。”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大无畏气概，反对朱熹的道学。
高宗死时，金人派遣使者前来吊丧，书简言辞傲慢。陈亮亲自到金陵京口考察了地形，再上书给孝宗皇帝。他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古今“书册不足凭”，激励孝宗恢复中原。上书后，陈亮反被封建统治者诬为“狂怪”，但陈亮的抗战思想始终如一。他晚年赋诗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表达了他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
第四部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出自北宋著名儒者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该文记载巴陵太守在洞庭湖畔修建了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是观看洞庭湖景色的好去处。作者由此想到，那些到楼上观看湖光山色的人们一定会有许多感想。当天气晴朗，景色美好时，他们会兴致勃勃，得意洋洋；假如天气恶劣，景色凄凉，可能又会感伤万千，哀叹命运的不公。在作者看来，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都不过由于个人的命运、山水的景色而引起的，因而是不足称道的。
作者说，他曾经研究了古代仁人的心，发现和上面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居于朝廷重要的位置时，会为人民的生活而忧心；当他们受到处罚，甚至是错误处罚，离开朝廷，处于边远地区的时候，会为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命运而忧心。这样的人，做官时忧愁，不做官时也忧愁，那么，他们还有没有快乐的时候呢？作者说，有的，他们在天下人将有忧愁之前，就在为天下的命运忧愁；在天下人都享受到欢乐之后，才去分享天下的欢乐。作者表示，自己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的思想，后来又被简要概括为“忧国忧民”。其实这是儒学的一贯传统；它要求一个儒者把维护国家、君主的安全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考虑自己的得失甚至生死。
第四部分神童、盲童的不同命运
北宋学者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伤仲永》中描述了一个神童不学而变平庸的故事：
北宋时期，江西金溪这个地方出了个神童叫方仲永。方仲永出生于世代种地的农民家庭，父母都不识字，家里也没有什么与读书、写文章相关的东西。但方仲永天赋极好，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写字，5岁时就用父亲从邻居那里借来的纸和笔写了一首诗，诗的内容是关于孝敬父母、和睦宗族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被他的天才惊呆了；秀才们看了这首诗，也禁不住啧啧称奇。打这以后，方仲永作诗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别人说出题目来，他立刻能够写出合辙压韵的诗来，并且文采也不错。出了这样一个会写诗的神童，当地的人都很好奇，大家经常给方仲永的父亲送去钱财，请小神童当场写诗。可是，方仲永的父亲把他当作摇钱树，带着他成天表演写诗，不让他接受教育。所以，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方仲永还能写诗，但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等到方仲永长大成人，已经完全混同于常人，没有任何才气可言了。一个超常的天才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了。神童为什么变平庸，一句话，后天不学习而已。
王安石记述这个故事之后十分感慨，在他看来，我们人类天赋的智力水平虽然有差别，但却仅仅是一个起点，一个人最终是聪明还是愚蠢，主要还是由后天的学习来决定。像方仲永这样的天才的出现是极其偶然、少见的，可是，就是这样的天才，由于不注重后天的学习，也变成了一个庸人。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普通人不好好学习，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激发出自己潜在的能力，那就更可悲了！
第四部分专心思想的圣人
王安石的性格很特殊。他勤奋好学，勤于思考。终日目不停转，视物如射，意行直前，热心济世，却不够圆滑，无法和任何人相处。他不修边幅，因而远近闻名。苏洵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说他“囚首麦面而谈诗书”。不知道王安石是否喜欢这样的“盛名”，不过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专心思想的人往往忽略自己的外表。
据说他从来不换外袍。有一次，几个朋友陪他上庙里的澡堂。他洗澡的时候，朋友们偷偷留下一件干净的袍子，看他会不会发现衣服换过了。王安石穿着袍子走出浴室，完全没有发觉朋友的举动。反正他穿上了一件袍子就行了。
还有一次，朋友们对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兔肉丝。他夫人大吃一惊，说：“他从来不注意饭菜，怎么会突然喜欢吃兔肉丝呢？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朋友说：“因为饭桌上的一盘兔肉丝全被他吃光了，而别的菜他连动也不去动。”夫人问：“那盘肉放在哪儿？”朋友说：“就在他面前。”夫人明白了，对朋友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明天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朋友们把菜换了位置，兔肉丝离他远远的，然后看他吃。王安石开始夹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兔肉。
王安石担任扬州太守的幕僚时，通宵用功读书。当时韩琦任太守，后来升至宰相。王安石常开夜车，在椅子上打盹。韩琦看到他这个样子，以为他纵情女色，便告诫他说：“年轻人，我劝你利用少年时光多读书。”王安石呆呆站着，没有解释，临别时告诉朋友们说，韩琦不欣赏他。后来，王安石的文名一天天升高，韩琦才改变对他的看法，收他做门人，但王安石还是很气愤。王安石在京师得高位那时，也正是韩琦罢相的时候。王安石每天勤写日记，记满70大本。他在日记中说：“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第四部分无稽之言勿信
在批判宋明理学是非标准论的基础上，王廷相提出“无稽之言勿信”，提醒人们不要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空谈。他还以自己的实际考察、实际经验作为是非标准，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批评。
在王廷相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说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不像冬天的雪花是六瓣的，由于这是前代儒者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但王廷相通过实际考察，却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他说：“人们都说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我是北方人，每遇到春天下雪时，都用衣袖接住雪花查看，发现春天的雪花和冬天的雪花一样都是六瓣的。但大家都把前代儒者的话当作真理，以讹传讹，错了很久。”
儒家经典《诗经·小雅》上有句诗：“螟蛉有子，蜾赢负之。”螟蛉指桑叶上的小青虫，蜾赢俗名叫土蜂。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解释说：“土蜂取来青虫的幼子放到树洞中，七天之后，青虫的幼子就变化成为蜾赢的幼子了。”由于朱熹的权威，大家都对这个解释深信不疑。但王廷相却不以为然，他记载了自己实地考察的结果：“我在乡里居住时，年年取土蜂的巢穴观察，发现土蜂每做好一个巢穴，就先生下一个幼子在里面，然后捉一些桑叶上的青虫和草地上的花蜘蛛来填满巢穴，几天后，土蜂的幼子出生了，先后吃掉那些青虫和花蜘蛛，长成一个蛹，几日后又从蛹蜕变为土峰。年年考察，年年如此。可见包括大儒朱熹在内的前人往往不认真观物，以讹传讹，他们这些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的无稽之言实在不可信。”原来，不是青虫的幼子变成了土蜂，而是土蜂的幼子把青虫的幼子当食物吃掉了，这是动物的生存智慧，包括大儒朱熹在内的前人不加考察，结果上了土蜂的当。
第四部分黄宗羲锥刺阉党分子
明思宗即位时，黄宗羲才1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一日，他怀着满腔仇恨，带着铁锥进京为父诉冤。
他的父亲名叫黄尊素，是明熹宗时的御史，也是东林党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刚直不阿，与杨涟等人弹劾魏忠贤阉党，因此死于狱中。
黄宗羲来到朝廷，便立即上书，请求诛杀阉党曹钦程和李实。当时，刑部大堂里，正在审讯魏忠贤的同党许显纯和翟应元。见到仇人，黄宗羲怒火并发，在公堂对质时，他突然从袖中拔出一把铁锥，狠狠地向许显纯掷去。许显纯当场被击倒在地，遍体皆血。他狼狈大叫：“我是孝定皇后的外甥，应当赦免。”黄宗羲大声斥责说：“你同魏忠贤这些阉宦小人纠合一起，使国家忠良尽死其手，险些使国家覆灭，应当以谋逆论罪。即使是皇族亲王高煦，也不能免诛，何况你不过是个外亲，为什么不可以一律治罪？”接着，他又殴击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好拿回去祭于父亲的灵牌前。紧接着，他又追杀当年害死他父亲的两个狱卒叶咨和颜文仲。
黄宗羲的复仇，使阉党李实非常慌张畏怯，他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暗中送三千两银子给黄宗羲，企图封住黄宗羲的嘴。可是黄宗羲不为利诱，立即上奏朝廷说：“李实至今仍公然行贿，难道他的辩护还可信吗？”于是，他在对簿时又用铁锥击毙李实。这种疾恶如仇的气概，使京师为之震动。
第四部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清朝初年著名儒者顾炎武的社会主张，意思是说，民族的存亡，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当时明朝已经灭亡，随后是清朝建立。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仅仅是换了一个皇帝，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以儒学为思想指导的统治方式并没有改变，这叫亡国；但是清朝的统治，不仅要换一个皇帝，而且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甚至要改变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统治，这叫做亡天下。因此，顾炎武说的天下，实际上主要是指汉民族和汉民族原来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顾炎武把天下和国家分开，号召人们不必为某个皇室的兴亡而战斗，而要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斗，这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顾炎武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这八个字，对于鼓舞中国人为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斗，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每当这种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激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四部分立志遍读天下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的一句名言。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指导下，他一生奋发攻读，“自少至老手不释书”。他从10岁起就跟祖父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的一部历史巨著，共355卷，很少有人能从头到尾读完。顾炎武却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不但要读到能够背诵，而且要把这几卷书一字不漏地抄写一遍。三年以后，他读完了《资治通鉴》，不但读懂全部意思，还把全书抄写一遍，一部书变成了两部。
当时，一般读书人都非常热衷于应考做官。但是，顾炎武却把应考做官看得无足轻重，一味努力钻研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他发愤读书，四处奔走，搜罗一切关于农田、水利、交通、矿产等方面的书籍，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就反复朗读10遍、20遍，一直到能背诵为止。
每年春秋两季，他按照预定的计划，温习半年来读过的书籍。温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拿另一本书在旁边朗读，自己则闭目静坐，默默地背诵。如果发现别人朗读的和自己背诵的有不同，就赶快翻书查对。他规定每天用这种方法温习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就这样，他勤奋地读了20多年书，到45岁时，已经读完了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志和朝廷大臣的奏疏文集共12000卷，又读了21史和各朝的实录，总数达到了好几万卷。在他的家乡，再也找不到他未读过的书。其后，他立志游历天下，遍读天下所有的书籍。游历前，他的朋友万寿祺、归庄等21人，特地为他写了一篇征求天下书籍的启事，请求凡是藏有书籍的人家，尽量借书给顾炎武阅读。
由于他勤学勤问勤实践，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后来，他把这些知识和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京考古录》和《昌平山水记》等书。他在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和较高的成就，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学者。
第四部分意不尽言
郑板桥是清代中期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尤其擅长画竹。他曾经在文章中细致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画竹体验：“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旅舍闲居无事，起来看屋前竹林，只见云烟、日光、露气在竹子的枝叶间浮动，非常好看，勾起了作画的兴致。于是磨墨铺纸，把这自然的美景置于尺幅之中。但在作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眼睛中看到的竹子跟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并不一样，而自己手中画出来的竹子又和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不一样，画出来的竹子有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特别的趣味。”
郑板桥所说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大致相当于我们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物、主观意识、语言符号，其中的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的关系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言、意关系。郑板桥在作画实践中感受到胸中之竹不是手中之竹，就是说言、意之间不是像欧阳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