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言、意关系。郑板桥在作画实践中感受到胸中之竹不是手中之竹，就是说言、意之间不是像欧阳建所说的那样是“言尽意”，而是言不尽意，或是意不尽言。所谓言不尽意，是说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有时候，用来达意的语言，其蕴涵的意义会超过我们心中所思。
第四部分难得糊涂，吃亏是福
郑板桥的养生术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修身方式。
郑板桥不仅是著名书画家、诗人，还是著名的清官，他爱护百姓，最后为了百姓而罢官回乡，从此以书画安度晚年。
郑板桥的长寿秘诀在于他的养生之术，他的诗、书、画艺术精湛，号称三绝。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能把诗、书、画三者巧妙结合，独创一格，从而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这使他精神上有所寄托，豁达而开朗。
郑板桥一生坎坷，但他始终能以乐观的心情对待。他做官时，因为在灾荒之年为灾民请求赈济触犯了上司，结果被罢官。但是他并没有忧郁沮丧，也不为官场失意而郁闷不乐，而是骑着毛驴悠然回到故乡，专注于诗、书、画，安然幸福地过着老年生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郑板桥养生长寿之法。郑板桥一生为人处事，始终不求名利，不计得失。他写过两条著名的字幅，就是流传至今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这两条字幅含有深刻的哲理，凭借着这种达观大度的心态，郑板桥不但长寿，而且留下了万世美名。
第四部分王夫之的墓志铭
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哲学和佛学，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
他一生最仰慕的是东晋的刘琨和北宋的张载。在政治上，他以力图挽救危局而壮志未酬的刘琨自勉，在学术思想上则以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为依归，并有重大突破。他总结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提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的命题，进而推论自然界、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以物质变化为基础的有规律的运动，还留下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虽然他的著作内容非常丰富，但他在晚年著书“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书成后多半随手赠人，不留底稿，完全依靠乡民保藏下来，因此他生前没有多大声望，死后几十年也默默无闻。王夫之常为自己没有取得刘琨、张载那样的成就而深为遗憾。他病危时，自知不起，便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弧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第四部分“安乐窝”与“安乐先生”
邵雍，北宋哲学家。其代表学问为“象数之学”，他的学说是阴阳家、道家、儒家思想的综合。
邵雍初到洛阳时，生活比较困苦，所住的房屋，蓬草绕墙，不蔽风雨。邵雍每天亲自打柴烧饭，恭敬地侍奉父母。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他感到非常欢怡快乐。
当时，洛阳是中原名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前任宰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住在那里。据说这些人都尊重邵雍，经常和他一起出游，还在洛阳（一说在共城苏门山百泉上）为他买了一处“七千余步平流水”的大宅园和一些田地，地契是司马光的户名，园契是富弼的户名，庄契是王拱宸的户名。于是，邵雍便日出而耕作，日落而归家，所得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邵雍称他的宅园为“安乐窝”，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做“安乐先生”，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
邵雍身体不好，怕冷怕热。每逢春秋时节，他驾着黄牛小车到处游览。一个人驾车，想去哪就去哪，随心所欲。邵雍和司马光情同手足，亲若兄弟，而且他们待人和气热情，与人交谈，经常赞扬别人的优点，而很少指责别人；有来向他们请教的，他们都一一给予解答，从不勉强教人，无论贵贱老幼，他们都诚心接待。因此，士人都佩服他俩的教化。邵雍每次驾车出游，士大夫们听惯了他车子的声音，都争相迎候；小孩子和奴仆们也高兴地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到来了！”好事的人还摹仿邵雍住房的样式盖起房子，名曰“行窝”，以待候邵雍前来住宿。有时，邵雍到某些士大夫家，其家妇、姑、妯娌、婢妾发生争执，很久不能解决，他们就一个个到邵雍面前申述，邵雍便逐一分别处理，做到皆大欢喜。于是邵雍连饮数日，以后再游一家。那些士人经过洛阳，即便不去公府，也一定是去拜访邵雍。一时间，洛阳人才济济，忠厚之风闻名天下。
邵雍有首《后园即事》的诗，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寻乐”思想，诗中写道：
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自在游，
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林。
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
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第四部分学道不分男女
李贽在麻城时，住在龙湖寺芝佛院中。
在那里幽居，李贽的思想是苦恼而矛盾的，他对世事有火热心肠，却过着隐居生活；他住在僧院，读经谈佛，却供奉孔子；他自称和尚，但酒肉皆入。其实，他既不信孔，也不信佛，这样做不过是表示“玩世不恭”罢了。闲着无事时，他就在芝佛院著书讲学，“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沈瓒《近事丛残》），以至“一境如狂”（顾炎武《日知录》）。李贽喜欢引见求学者，不论谁请教他，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尽力解答，因此，他的声名和影响遍及麻城和黄安之间。有时，也有一些名门妇女来听讲就学。有人说：“女人见识短浅，不能学道呀！”李贽立即说：“讲人有男女性别之分，可以；讲见识有男女之分，哪行？讲见识有长有短，可以；但讲男子见识都长，女子见识都短，可以吗？况且那些为学法而来的女子，甚至比男子还强啊！”他愈说愈激昂，使大家都很惊讶。李贽说的“男子不如”者，是指梅国桢（曾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女儿谵然，她寡而信佛，归依李贽，李贽把她比作男子，为她著《观音问》等书。
由于李贽主张学道不分男女，因此，麻、黄间的士大夫们大哗，流言蜚语铺天盖地，他们攻击李贽，诋毁他“左道（偏道）惑众”，想驱逐他。李贽对此却付之轻蔑一笑，说：“我左道吗？那给加冠好啦！”于是，他穿起旧日的官服，以示反抗。
第四部分“我是仲尼的哥哥”
为了打击那些借孔子为幌子欺世盗名的伪学者、假道学，李贽对所谓圣人孔子作了深刻的批判。他针对朱熹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故意编选了一个故事来进行嘲讽。他说，有个尊儒的道学者，穿着高底大鞋，长袖阔带，戴着三纲五常的桂冠，披着“人伦”的外衣，拾起一两张纸墨，私下用嘴唇吻了几下，自称是孔子的门徒。
有一次，他遇到刘谐。刘谐是个聪明人，见这个儒者的怪模样，便笑他说：“哦！你这样大概不知道我是仲尼的哥哥吧！”这位儒者勃然大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你是什么人，竟敢做仲尼的哥哥！”
刘谐幽默地说：“难怪伏羲氏那时，仲尼还没出世，人们整天要点着蜡烛走路。”那位尊儒者听了沉默好久，说不出话来。
第四部分手格其物而后知
关于格物致知的概念，最早是在《礼记·大学》中提出来的。到宋明时代，它被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争论不休。如何格物和致知，哲学家们对此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颜元有个癖好，喜欢同他情投意合的师友弟子讨论学业，“劝善规过”，同弟子们定期约会辩学论业，砥砺德行，态度严肃，一丝不苟。他有个弟子，名叫李植秀，对格物致知很感兴趣，便向老师请教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
颜元解释说：“‘知’是没有形体的，就如‘看’本身没有形体一样。‘知’以有形状、有颜色的东西作为形体，因此，人的眼睛虽然能看东西，但如果不是看黑的白的东西，眼睛也没有用；人心虽然灵验，但若不思考问题，这种灵验也无法实施。现在那些谈致知的人，不过是读书、讲问、思辨罢了，他们都不知道能使自己致知的都不在这里。打个比方说，想要懂得礼节，光读几百遍礼节，研究和询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还是无法真正获知。但是，如果亲自去跪拜周旋，捧过玉酒杯，亲接礼物，经过自己动手一番，就知道礼节是怎样的。又比如，想学会音乐，不管你学过多少遍乐谱，讲学思辨多少层，终究不能学会。但只要你亲自弹琴鼓瑟，口歌身舞，就能逐步懂得乐理。因此我认为，物，是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三种事）的物；格，就是手格猛兽的格，犯手捶打搓弄之意。”这里，颜元解释的“格物”，就是以身习行的意思，包含有变革现实意义。
李植秀又问：“不首先明白礼节，怎么去实行呢？”
颜元答道：“你看看孔子吧，他为什么不先教人学文而先要人孝悌谨信泛爱呢？为什么不先教人性道一贯而要人先学‘三物’呢？像萝卜之类的蔬菜，即使是上智的人和老农，起初也不知这是可吃的东西；即使能从其形状、颜色推断它是可以吃的，也不知道萝卜的味道，必须亲口试一下才知道。所以说，必须‘手格其物而后知至’。”
第四部分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是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其时，龚自珍深感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衰退。衰世从治世来，还没有乱，所以表面上似治世，但它正在酝酿着大乱，很快要变为乱世。衰世极可怕，皇帝是庸主，无力、无志、无明、无才，一切政事都会拘守着祖传的“不可破之例”。大臣是庸臣，他们对皇帝只会“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对自己，只会玩车马，备服饰，练言词，作律诗。他们专门熬资格，保禄位，顾儿孙，毫不知为政的大体。地方官，靠刑名师爷办事，而刑名师爷从上到下结成一张大网，他们“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行政大权都操在他们手里，读书人，只会作八股文，搞点考据，除了“援古以刺今”以外，别无所能；除了中举做官以外，别无所事。工商、兵将也碌碌无能。这真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怎么办？只能变法。最好是朝廷自己来变，但清朝是不会自行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山中之民”，总有一天，“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相信，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的时候，就要到来。因此，他写下了饱含革命思想的、气势磅礴的四句短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晚年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学，但还非常关心国家命运。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841年），他对东南沿海的防务十分关注，亲自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准备跟他面议抗英大计。谁料事未竟，他便不幸逝世，终未遂愿。
第四部分五十一岁的进士———魏源
魏源生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卒于咸丰七年，即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韶阳县金滩人。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在魏源10岁时，家乡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当时父亲正在江苏，无法接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源还是坚持看书学习，而且喜欢看历史书。这使他伯父很不高兴，因为这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但魏源仍然偷着读。
魏源一生在功名场上不很得意，因为他看不起儒家的繁琐文风，而且他的思想又与传统的那些文人官僚不同，所以，参加科举考试在29岁时中了举人后，考进士一直落榜，到了51岁时，才中了三榜的第十九名进士。有一次，考官嫌他考卷上的字迹潦草，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可见魏源的个性是他一直不能中举的主要原因。
不过，魏源还有真才实学的。有一位考进士第一的御史叫陈沆的，就很喜欢魏源身上那种朝气，还将自己的文章拿给魏源看，向魏源请教。虽然当时魏源还没有中进士，自己则是地位很高的人，但陈沆还是顶住压力和魏源交往。
魏源在51岁正式中进士之后，到扬州、高邮等地做过知县和知州，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做幕僚和为寻求救国之路而写作。他在认识龚自珍之后，结为好友，当时叫做“执友”。他们都对当时那种陈腐的文风不满，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而是放开思路去研究“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求改革图强之路。
他的一生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也参与其中，为救国富国而倾注了满腔热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思想。
魏源在32岁时，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请他编《皇朝经世文编》，一年之后魏源就完成了，共有一百二十卷，包括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因为搜集了很多的社会经济资料，而且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所以，编成之后影响极大，在19世纪末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凡是关心国事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这本书。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魏源的注意力从对内改革转移到了抵抗外敌入侵方面，他还从扬州赶到浙江前线，直接参与抗敌，但后来，林则徐被腐败政府撤职，充军新疆，而琦善之类的卖国贼却被重用。魏源亲自赶到镇江为路过的林则徐送行。
在战场无法报效国家的魏源先后写下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圣武记》早在1829年就开始准备，到1842年正式完成，书中以清朝初年的武功来鼓励民众，激励众人发奋图强，保家卫国。
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魏源也和曾国藩一样在地方筹办团练，准备镇压太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