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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对话中，王守仁指出死人没有了灵明，“他的”天地万物自然也就不再存在，这与客观天地的真实存在不是同一个概念。即每一个人心中都活动着一个他自己的天地万物。同样，当一个外在的事物没有进入我们的心灵视感之前，它也只能与我们的心灵同处于一种寂然不动的状态。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谓的天地，只能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天地，此心之外，没有“天地”可言。
第四部分王守仁格竹
王守仁本来笃信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经过使他刻骨铭心的格竹子之理实践的失败，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记载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的《传习录》中，王守仁叙述了自己早先格竹子之理这件事：“大家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能够身体力行的并不多，我年轻时候，曾经实实在在地做过。有一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通过格物致知来做圣贤，决定先从自家花园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对着竹子想穷尽其中的理，结果用尽心思，不但理没格到，反倒劳累成疾。于是我自己接着去格竹子，坚持了七天，结果同样是理没有格出来，自己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还以为自己和朋友没有做圣人的能力，现在想起来，朱熹的格物致知，从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方法、认识的目的上说都搞错了。”
王守仁通过对格竹子之理失败的经验的总结，认为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中，认识的对象是自然的事物，认识的方法是外在的观察，认识的目的是增进知识。王守仁对朱熹的这种“格物致知”论非常不满，提出了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所谓“致良知”，就是说认识的对象应该是自己的心灵，认识的方法应该是向内的自我体验，并将自己的体验即心中的天理推广到外部事物之中。当然，对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即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
同时，如果我们将朱熹与王守仁的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就会发现王守仁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是从他自己的意图出发，并不等于就是朱熹的原意。事实上，从认识对象上讲，朱熹自己就讲过“炊沙岂能成饭”，并不赞成泛泛观察自然事物；从认识方法上讲，朱熹是格物、致知并提，外在观察、内在推理并重，并不是只向外格物；从认识目的上讲，朱熹是增进知识、提高境界并重，并且希望用增进知识来帮助提高境界，并不是只注重增进知识。
第四部分天理良心
道学的天理，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宗法伦理道德，把它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就是用它来制约、衡量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人们的思想、行为，让人们通过对天理的正确认识，在与他人、社会、天地万物的关系之中正确地定位，履行自己做人的本分，自觉遵守纲常名教的规定，做忠臣、孝子、社会的良民。
心学的代表人物是南宋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心学家们对道学家把天理作为是非标准是认同的，但他们又进一步指出，所谓天理其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必然，它就存在于现实的人心之中，天理也只有在人心之中才能够真正呈现。人的本心、良心就是天理，也就是是非的标准，照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自然就是合理的。据《陆九渊年谱》记载：陆九渊去看望正在富阳县当主簿的弟子杨简，杨简刚处理完一桩诉讼案，就向陆九渊请教什么是本心。陆九渊说，刚才你断案时，听完了双方的讼词之后，就知道谁是谁非了，你依据的是什么呢，还不就是你的良心吗！王守仁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传习录》下）人的思想、行为的是非对错，不需要拿外在的规范、法则去衡量，人的良心自然会知道。
道学讲天理，心学讲良心，这两种是非标准主要都是针对人类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而言的，同纯粹的科学认知意义上的是非标准不一样，这是中国传统是非标准论的特色所在。就天理、良心二者相比较，天理论侧重他律，良心论强调自律，两者相辅相成，在中国近古社会影响极其深远。但把天理、良心作为是非标准也有弊病。就天理而言，它本来是对自然规律、人伦关系的抽象，一旦被理学家们尊奉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教条后，就容易走向僵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桎梏。而良心论者把应然的至善的良心等同于实然的人心，这就等于把道德理想主义的大厦建立在人类千差万别的情感欲望的地基上，很容易走向自然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无是无非论。
第四部分满街都是“圣人”
一天，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出游归来。王守仁问道：“你出游看见了些什么？”王艮回答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守仁说：“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也看你是圣人呢！”
又一天，王守仁的另一个学生出游回来，兴冲冲地对王守仁说：“先生，今日我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王守仁问是什么事，学生回答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守仁说：“这不过是常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原来，两位弟子对老师的真传心领神会，只是程度深浅不同。1525年左右，王守仁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各个人心有仲尼。”在王守仁看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孔子，所谓“人胸中各个有圣人”，这是先天的。他在讲课中常向学生灌输这种思想。
“圣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理想中最高的人性典范，只有孔子、孟子等少数几个人才能有这样的称号。王守仁及其弟子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呢？因为他们在人性论问题上与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不同，他们认为下愚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圣人”之心和“愚夫愚妇”之心是一样的，人性皆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说教，比孔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说法更有欺骗性。
第四部分天泉桥之辩
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已经56岁，奉命出征广西恩田。他的得意弟子钱绪山（又名德洪）、王龙溪（又名汝中）赶来饯行。俩人同住舟中，相与论学，因意见不一，要求老师王守仁裁决。王守仁欣然答应。随后他们移席天泉桥，于是哲学史上一场有名的论辩开始了。
钱绪山说：“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说得眉飞色舞，口沫横飞，自以为深得老师真传，一定会使龙溪就范。
王龙溪也知这是老师的观点，可是，他不以为然，还是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反驳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心，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王龙溪认为，心、意、知、物是一回事，若心无善恶，则意、知、物当中亦无所谓善恶。所以他不主张去做“格物致知”的功夫。
王守仁此时已经重病在身，他大概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不得不彻底开导这两位执迷不悟的幼稚弟子一番，他最后裁决说：
“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两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列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王守仁吐露了他的真言：什么这个理，那个理，能够把更多的人引入“道”，多“拯救”几个灵魂，多欺骗一些“群众”的，便是最完善的“理”。理学的“善”和“美”的标准就是这个，其诀窍也在这里。王守仁的两个弟子不知其中的奥妙，所以争论不休。
第四部分理在心中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中进士，并开始在朝廷工部里见习。第二年，朝廷任命他当刑部主事，这只是掌管法律和刑狱事务的小官。干了几年，他便托病回到浙江，在阳明洞盖了几间房子，刻苦攻读，修身养性。后来他又重上官场，任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当时，宦官刘瑾专权，隶捕了南京20多名官员下狱。王守仁因上书朝廷，激怒了刘瑾，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还身受杖打四十下。不久，他被贬官到贵州龙场驿（修文具境内）当驿丞，这是负责传送公文的差使。
尽管王守仁已经被贬官，但刘瑾还不想放过他。在他离京前，刘瑾派了几名刺客跟在他后面。到了钱塘江，刺客们已经追了上来，准备大打出手。王守仁走投无路，只好假装投江自杀，以迷惑刺客，而暗地里却搭上商船，进发舟山。刚好遇了风暴，他在船上熬了好几天才到达福建海。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记下了这段艰险的经历：“险夷原不滞胸中，仅异浮云过大重。夜静海涛云万里，月明飞锡下天见。”
在贵州的万山丛中，他整整待了三年，百难务尝，但是他没有放弃对程朱理学的研究，终日静坐，体验天理，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一天夜里，更深人静。人们都熟睡了，他却彻夜不眠，坐在桌前久久冥思。想着想着，他突然激动地大喊大笑起来。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赶来看望询问。只见他喜形于色，慢条斯理地说：“朱熹提出‘格物穷理’，说是万事万物都由‘理’派生出来，因此，在外界事物中，都存在着天理。我曾经格过物，穷过理，对着竹子格了七天，结果什么理也没有穷出来。现在我才发现，朱熹说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原来，这个‘理’就在心中。只要从自己心里去寻找，就可以悟出当圣贤的道理。”人们听了他的解释，看他那股孜孜不倦的憨劲都笑了。
王守仁对自己苦心经营的这套理论非常欣赏，于是，他一面在龙场山洞著书立说，一面开始筹建龙冈书院，准备招收弟子，宣传与推广自己的理论。后来，这套理论被称为“心学”。
第四部分认错，羞羞答答
在王守仁拼命鼓吹“心学”的时候，有一位与王守仁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针锋相对地反对心学。他就是罗钦顺，多次与王守仁直接进行辩论。
王守仁宣扬：“天地万物是心演化而来的，随着心的变化而变化。”罗钦顺反驳说：“假若说天地万物的变化是由于我心的变化，把滋生万物都归在我的心，这是不懂得天地与心的区别呵！”
早在1514年，王守仁和罗钦顺俩人都在南京，彼此朝夕相见，少不了争论。1519年，罗钦顺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不同意王守仁的观点。1520年，王守仁从南昌去赣州途中，路过江西泰和，又与罗钦顺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直到王守仁1529年死前，这场争辩还在继续。
这次在泰和见面，王守仁将《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两书送给罗钦顺。罗钦顺读了这两本书，便立即写信给王守仁，展开辩论。在信中，罗钦顺从自然观、认识论等方面提出与王守仁不同的看法，认为物就是物，人也是物的一种；万物都是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乾坤”的产物。同时，他还指出了王守仁颠倒朱熹著作年代的错误。
王守仁接信后，匆匆发舟离开泰和。在船上，他给罗钦顺写了一封回信，不得不承认在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时对作品年代早晚没有做考究的功夫，羞羞答答地认了错，但他马上又拉回面子，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还说：“虽不必尽出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王守仁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第四部分“我要复仇”
陈亮（1143—1194年）南宋政治家、哲学家、词人，才气超群。他一生主张富国强兵，反对忍辱卖国，在国家危亡之秋，力主抗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的功利之学。
他的曾祖父死于抗金。为了复仇，他研究历史、兵法，考究了汉唐以来用兵的成败得失，写下了《酌古论》，要以这作为抗金的借鉴，“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郡守周葵读了《酌古论》后，对陈亮十分赏识，另眼相看，把他作为上客，并鼓励说：“日后你必然会成为国家的人才啊！”
等到周葵任监察御史时，每次商讨问题，一定派人去拜请陈亮。陈亮因此有机会结交当时一些英雄豪杰。周葵还授给陈亮《中庸》和《大学》两本书，说：“你精读它，就可以通晓生命之说了。”从此，陈亮决心尽力于国家。
隆兴初年，宋王朝决定同金人妥协，签订和约。主和派都赞成，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只有陈亮坚决反对。因而他向宋孝宗上书，写下了《中兴五论》，明确抗金的主张，要经营荆襄作为抗金根据地，以控制中原并提出“节浮费，斥虚文、严政条、惩奸吏”等政治措施，以图国家中兴。可是，朝廷对此却置之不理。他环视钱墉这个帝王所在的地方，喟然慨叹道：“看来此京城要被水淹灌啦！因为它的地下与西湖水相通啊！”
淳熙五年，宋孝宗已经在位17年，陈亮又上书给孝宗，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要求扭转对金人妥协求和的局面，提出收复失地的计划，指责秦桧“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孝宗看了陈亮的奏章，震动很大，准备在朝堂公布以激励群臣，便用北宋隐士种放召入京，授左司谏的事迹，召他上殿，准备提拔和任用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