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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墨子这种兼爱思想与西方文化作对照，就会发现西方的“博爱”可以说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最好对译，而且，墨家的“兼爱”还脱去了西方“博爱”的宗教色彩。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兼爱”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它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人的自私之心，但是，如何才能处理好利己与利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的矛盾呢？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再说，关怀和爱护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会获得身心愉悦的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兼爱”作为做人的原则之一呢？
第二部分止楚攻宋
公元前5世纪，位于长江中游一带的诸侯国———楚国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在它北部的宋国是个地小人寡的诸侯小国。楚国国君请巧匠公输盘设计制造了攻城用的新式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翟当时得知这个信息以后，便不畏风霜劳苦，步行十日十夜，从北方黄河流域的下游千里迢迢来到南方的楚国，见到了楚王。
墨翟善于辞令，乍然提出一种怪现象请楚王回答。他问：“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想去窃取邻人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不穿，想去窃取邻人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梁肉不吃，想去窃取邻人的糟糠恶食———你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必然是盗窃成性的人。”接下去，墨翟就很不客气，指出楚王去攻打宋国是以大凌小，以强欺弱，就像那个盗窃成性的盗贼一样，去窃取邻国的破车、粗衣、恶食，属于不义的行为。
楚王被墨翟的道义折服了，无言以对。但他仍不打消攻宋的念头，说公输盘已经为他造了云梯，不可不用。这时墨子在楚王面前把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来围作城墙，用筷子作为守城的武器，演习怎样攻城，怎样守城。他守城，让公输盘来攻城。经过九次的攻和守，以公输盘的失败而告终。公输盘技穷，自知无法对付墨翟，便想杀掉他。聪明的墨翟看到了杀机，便坦然地说：“杀了我没有关系，我的三百学生已守卫在宋国的城墙上，我虽然死了，但我的一套守城方法还存在。”楚王自知攻宋不可能取得胜利，无可奈何地说：“你讲得对呀，我就不攻宋吧！”
这就是著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
墨翟出生晚于孔子。论出身，他不像孔子那样高贵，自己承认是“贱人”，但他“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庶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下层劳动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了解较多。墨子说民有三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由于来自社会下层，他的思想和学说体现着庶民的要求和愿望，可以说，他是庶民利益的代言人。
继孔子之后，墨翟又是一位私人办学的大师，他的学生“充满天下”。墨子原是宋国人，司马迁说他是“宋之大夫”，后来长期在鲁国居住。他曾在鲁国跟着儒门弟子求学，后来他讨厌儒学，认为儒家的礼法太繁琐，“厚葬靡财而贫民”，父母死了长期守孝实在“伤生而害事”，于是抛弃了儒学，另立墨家学派，成为墨家的创始人。在当时，墨家学说也是“显学”，与儒学抗衡。墨家学派是组织严密的学术团体，代代相传，推举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作为这个团体的领袖，叫做“巨子”；而墨翟是第一代“巨子”。
第二部分墨子的“乌托邦”
墨子说，在上古时代，还没有国家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种意见，十个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意见越杂，由于互不服从，必然引起争端，甚至互相残杀。这样，人类就会重新沦为禽兽。人们知道了混乱是由没有首领引起的。于是便推选出天下最贤明的人立为天子。天子需要辅佐，便选择贤明的人立为三公。又因为国家版图辽阔，远方不易统治，因而划分万国，分封诸侯。自此以下，诸侯选立乡长，乡长选立里长，建立起整齐完备的官制系统。从里长到天子，在他们各自统辖的范围内都是最有仁德的人。官吏齐备之后，天子就向百姓发布命令说：如果听到了好或者不好的言行，都告诉上级；上级赞同的必定赞同，上级反对的必定反对；劝谏上级的过失，表扬下面的好事；绝对同官吏保持一致，不私下勾结抗上，对于这样的人，上级要奖赏，百姓要称赞。否则上级要处罚，百姓要指责。建立了这个赏罚制度后，各级官吏都要认真执行。里长要统一一里的思想，然后率领他的百姓，效法乡长的“善言善行”，听从乡长的命令；乡长要统一一乡的思想，听从国君的命令；国君要统一全国的思想，听从天子的命令。最后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这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哪里还会有混乱？
这就是墨子的“尚同”思想。
墨子认为，大家不但要上同于天子，最后还必须上同于天，必须顺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要用凄风苦雨等自然灾害来惩罚人们。墨子认为天意是让人互爱互利的。所以，他的“尚同”实际上是要所有的人都来信仰“兼爱”、“非攻”等学说。
墨子的“尚同”是以“尚贤”为基础的，他的思路和逻辑简单说来是这样的：推选出大小不等的贤人仁人担任各级官吏，大家服从官吏的统治，也就是服从贤人仁人的管理。思想统一于仁义，天下就会在仁义的基础上实现“大同”。墨子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不能任用贤能的人，各级官吏不符合“仁人”的标准，结果导致了民心的涣散。从批判现实这个角度来说，“尚同”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第二部分节用，节葬，非乐
春秋战国时代，有不少思想家提倡节俭，其中，要以墨子的节俭观点最为彻底。墨子不但劝告当政者要节省开支、从俭办理丧事，甚至提出要废除音乐。他认为一定要节俭到不能再节俭才行。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一时冲动，故作惊人之语，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来的。
在墨子生活的时代，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文化事业也相应地迅猛发展起来。财富的增加刺激了统治阶级的贪婪本性，他们愈益残暴地搜刮掠夺，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毫无节制地放纵私欲，劳动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墨子曾经着力描写了当时统治者荒淫奢侈的生活：他们建造的宫室台榭，回环曲折，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他们穿的衣服，冬天轻暖，夏天清凉，上面绣着美丽的图案；他们吃饭时要摆上几十件几百件器皿，吃不尽的山珍海味，尝不完的美酒佳肴；吃剩的饭菜，冬天冻成冰块，夏天腐臭变质；他们乘坐的车船，不但轻便坚固，而且装饰得五颜六色；他们还抢掠民间女子充入后宫，多者数千人，少者也有数百人；他们命令庞大的宫廷乐队“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演奏时兴的音乐。不但如此，统治者为了永远过这种豪华的生活，死后还要套上层层衣服，装进重重棺椁，放上种种贵重的陪葬品，埋在丘山般的坟堆里。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统治阶级的美酒，实际上是由劳动群众的眼泪和鲜血酿成的；统治者的欢乐，是用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代价的。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墨子看到这一切，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于是他提出了“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
墨子说，在上古的时候，人们不懂得建造房屋，或者住在高丘上，或者住在洞穴里，又透风，又潮湿，对身体很有伤害。于是，圣人就创造了修筑宫室的技术。这时，只要房子能避潮气，能挡风寒，能遮雨雪，就足够了。和盖房一样，圣人发明纺织，制造衣服，只要求能够御寒遮体；圣人发明耕作播种、生产粮食，只要求能够吃饱充饥；圣人发明舟车，只要求能够任重致远。凡是浪费财力，不能带来更大利益的事情，圣人是不干的，由于圣人讲究节用，所以社会上物质充足、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呈现出一片大治的景象。可是，现在的统治者一味放纵私欲，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富足和豪华，大大超出了实用的范围。当政者挥霍浪费，毫无节制，下面的人就会群起效法，于是风俗变得浇薄，社会日益混乱。因此，统治者要想治理天下，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纳妾）五方面一定要节制。
第二部分强力胜天命
墨子反对儒家的天命观，注重人力的作用，认为人可以以强力战胜天命。社会政治的好坏，在他看来与天命无关，而在于人为。桀纣与汤武，一治一乱，“此世未易，民未渝（变），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非命上》）。不是命，而是统治者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治乱兴衰。故敬畏天命是无益的，所谓“命”的概念，实乃“暴王所作”（《非命下》），是统治者用来迷惑民众的。墨子遂提出了“强力”的概念来与天命抗衡。
墨子认为，人与其他生物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有天生的羽毛蹄爪为衣裳、水草为饮食，故既不用耕稼树艺，又不用纺织，一句话，“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但是，人却与此不同：“不与此异者也，赖其力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人是以“力”去证明自己生存的理由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天命的问题。在这里，所谓“力”，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劳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手段，“不与其劳而获其实”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墨子的强力观不仅要与自然抗争，而且也是对不劳而获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抨击。故与儒家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治则治，命乱则乱”相对应的，是墨子的“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治，不强必乱”（《非命下》）的强力胜天命的观点。
第二部分鬼神是否存在？
墨子主张非命，但同时又倡导“天志”和“明鬼”，肯定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他认为，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长幼贵贱，都是天之属国和天之臣民，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故谁也不应该压迫谁，“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天志中》）。如此的天意实际上就是墨子自己的意志，所以他说他有天志就如同“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一样，他要以此“规矩”为标准来衡量天下的社会政治主张，结果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是最佳的选择。从而，“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即便是天子，他也要受天的警诫和约束。天子为善，天会给予相应的奖赏；天子为恶，天则会给予相应的惩罚。天的意志成为了人间最公正的裁判者和实际的威慑手段，以此来推动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的施行。
除了天志的手段外，鬼神也成为了墨子的助手。他认为，鬼神是天或上帝的辅佐，是最为明鉴的，吏治官府之不洁，君王枉杀无辜，鬼神都无所不知，所以统治者行事必须要谨慎小心，不然便会受到鬼神的惩罚。
墨子利用“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来推行他的说教，一方面是利用了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倡导的“强力”其实并不强，不得不到天国去寻找补救的力量，幻想有圣明的上天、鬼神来解决人间“别相恶、交相贼”的严酷现实。这也就造成了他既主张非命，又提倡天志和明鬼的一个奇特的矛盾体系。
第二部分青蛙与公鸡的辩证法
墨子在教学上曾提出“量力所能至”的自然原则。他要求教师做到“深其深，浅其浅”，使学生能“浅者求浅”，“深者求深”。因此，他提倡学生质疑问难，自己总是幽默地运用浅显的比喻加以解答，使学生心领神会。
有很多关于墨子的故事，表现了墨子的这一教学特色。有一个“蛙噪”与“鸡鸣”的故事。有一次，子禽问他的老师墨子：“老师，多说话到底有没有好处？”墨子回答说：“话要是说得太多，还有什么好处！比如池塘里的青蛙，整日整夜地叫着叫着，弄得舌干口燥，却从来也没有人去注意它。但是，鸡棚里的雄鸡，只在天亮时啼两三次，大家知道鸡啼要天亮，都很留意。所以，说话要说得有用处。”
还有一个“灭火”与“引火”的故事。有一次，巫马子问墨子说：“你主张‘兼爱’，世上的人也不曾得到你什么好处；我不讲‘兼爱’，世上的人也不曾受到我什么害处。你们只是嘴上说说罢了，事实上没有发生一点效果。这样，也不见得你好在哪里，我又不好在哪里。”
墨子说：“比如有幢房子被烧了，某甲打算取水去救火；某乙却打算拿些引火的东西去帮助火势燃烧。他们俩人的想法，虽然还在头脑里，还没有做出来，可是你倒说说看，这两个人哪个对，哪个不对？”
巫马子道：“当然是甲对，乙不对啊！”
墨子道：“我们的事，和这甲、乙两人有什么两样呢？”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墨子在路途中遇到一个熟人，他见墨子面色憔悴，颜容失色，筋疲力尽的样子，就劝墨子说：现在天下的人都不肯行义，你又何苦独自去奋斗呢？墨子铿锵有力地答道：比如某人有10个儿子，只有一个愿意在田里耕作，其余9人则闲着不肯干活。那么，这个做事的儿子就不得不加倍努力，否则大家都会挨饿。现在，天下行“义”的人这么的少，你就应该劝我更努力于推行“义”才对，何故反来劝阻我呢？这些话充分表现了墨子为了实现其人生抱负所立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