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式在苏美尔人全盛时期过后，依然持续存在。实际上，后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为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被称作“巴比…伊拉尼”（Babiilani），即“众神之门”，意思是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伊里亚德：前引书，第14页。
埃及
现在还不清楚是否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影响了早期的埃及文明，但是很有可能如历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所言：“苏美尔的种子滋育了”古埃及。克拉克：前引书，第107～109页。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一样，早期埃及城市地带的形成在经济上也是建基于农业剩余产品之上。粗略估计，普通埃及农民可以生产出相当于他们自身的生活所需三倍的产品。罗伯特·W朱利（Robert WJuly）：《非洲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0，第14页。
然而，在这两个早期的文明之间仍有很多差异。在埃及，法老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并自称为神。同时，官吏们也以此为荣，加以效仿，而不去为神和王国的经济利益从事水利灌溉和剩余产品的管理工作。蔡尔德：前引书，第114～118页。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演变中的重要因素——公众地位和祭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埃及几乎不存在。
由于上述原因（并不局限于此），早期埃及并不足以作为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城市化起源的范例。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总是围绕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而埃及人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A伯纳德·纳普（ABernard Knapp）：《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历史与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and Egypt），加利福尼亚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社，1990，第109～110页。官吏、工匠、手工业者和奴隶不是把自己与城区联系起来，而是与法老的尊贵相联系，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如果王朝更替，祭司阶层和行政组织也随之变化。克拉克：前引书，第109～1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1～14页。
当然，埃及这样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古老文明依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城市。例如，底比斯，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一个赞美诗中写道：“她被称作城市；她笼罩了万物，万物经由她得到传扬。”哈蒙德：前引书，第73页。在巴比伦之类城市兴起之前的世界里，埃及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301页。
尽管如此，甚至埃及底比斯或孟菲斯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像苏美尔各个中心城市那样，寻求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寻求经济活力和宗教上的神圣地位。首先，埃及持久而井然有序的发展，与无法约束、支离破碎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埃及人的世界观并未促成自我封闭性城墙环绕的城市的发展。同时，竞争性贸易的缺乏也减缓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埃及是这样一种文明：她的伟大成就——金字塔——是为了死去的人建造的房子，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的环境。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在埃及，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找到永恒的形式，除了城市之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历史上的城市：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1，第80页。
印度和中国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地区的共同特征是文明以宗教为中心。与美索不达米亚相似的是，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也是把标志性的宗教建筑安置在城市中心，这两个城市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和旁遮普省境内。它们与其保持贸易联系的苏美尔相类似，蔡尔德：前引书，第129页。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主要的信仰似乎集中于“生育女神”，这是与中东的丰产崇拜相同的重要特征。克拉克：前引书，第182～185页。
同“新月沃地”联系很少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城市也具有这种宗教取向。在中国，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商代的统治者将神庙置于城市空间的中心。祭司或者巫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中，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从商代开始，我们看到了祖先崇拜模式的出现。祖先崇拜在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的演进过程中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约瑟夫·利文森、弗朗兹·舒尔曼（Joseph Levenson and Franz Schurmann）：《中国：从起源到汉的衰落的历史阐释》（China：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9～22页。虔诚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对于征召大量的农业劳力来建造城墙和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正如一首中国古诗所描述的：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芝加哥，奥尔代恩出版社，1971，第71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3）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行天道”的原则。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保罗·惠特利：前引书，第175、179页。
美洲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遥远美洲的最早期的城市中，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显著——这一区域不可能同美索不达米亚或中国的城市中心有某种联系。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城市一样，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也是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GC瓦里安特（GCValliant）：《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 of Mexico），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44，第35、44～45页；杰里米·A沙布洛夫（Jeremy ASabloff）：《古代墨西哥的城市：重建一个失落的世界》（The Cities of Ancient Mexico：Reconstructing a Lost World），伦敦，泰晤士·哈德逊公司，1989，第28、41页；乔根·E哈道伊（Jorge EHardoy）：《拉丁美洲文明二千年》（Two Thousand Years of 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选自乔根·E哈道伊主编《拉丁美洲城市化道路与问题》（Urbanizaiton in Latin American Approaches and Issues），纽约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5，第4页；雷内·米隆（Rene Million）：《特奥蒂华坎主宰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Teotihuacán Dominance），选自诺曼·约菲和乔治·L考吉尔（Norman Yoffee and Ceorge L Cowgill）主编《古代国家与文明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1，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加尔西拉索·德·拉·威加（Garcilasco de la Vega）：《印加人》（The Incas），玛丽亚·姚拉译，纽约，奥赖恩出版社，1961，第57、119页。在特诺奇蒂特兰兴起前1000年左右，离现在墨西哥城不远的特奥蒂华坎的主要街道“死亡大街”两旁有百余座神庙。
南部地区也是如此，玛雅和秘鲁的早期城市以神庙、宗教仪式和习俗为中心。在秘鲁北部的高地，公元前一千纪的查文文化的建设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这些建筑展现了查文文化的发达，也代表了南美洲西海岸城市文明未来的根基。J奥尔登·梅森（JAlden Mason）：《秘鲁古代文明》（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Peru），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40～48页。约2000年之后，印加人也在他们城市的中心建造神庙。印加社会笃信他们的统治者是神，而他们的都城库斯科是“世界的肚脐”。沙布洛夫：前引书，第28页；米隆：前引书，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德·拉·威加：前引书，第57、119页。
一些历史学家和史学爱好者认为，文化可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并不明显），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古代城市宗教起源的相似之处。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如美国的历史学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1）
如果没有神圣空间的观念，实难想像城市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能发展起来。然而，城市居民需要到城墙之外发展，需要能够在地方领主、神或者他们的仆人所控制的范围之外拓居、旅行和贸易。
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曾经是众多小城邦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一个领袖的军事征服致使所有的权力转移到了一个城市，奠定了城市演化过程中下一个关键性阶段的基础。萨尔贡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城邦，建成了最早的都城。
萨尔贡：帝国城市的创造者
在早期神圣之地的基础和传统之上，萨尔贡和其他早期帝国城市的建造者们精心营造自己的正统性。虽然新的统治者是闪米特人，不是苏美尔人，但他们仍出于宗教目的和维持诗歌及神话故事连续性的考虑而保持了原有的语言。在美索不达米亚，新征服者尊重旧秩序的传统贯穿了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哈蒙德：前引书，第56～57页；纳普：前引书，第156页。
在遵循神圣传统的同时，萨尔贡发起了将会永久改变城市体制的变革。他允许土地归私人所有，改变了土地只能归地方神的仆人所有的局面，以此从祭司的手中夺取经济控制权。国王成为掌控所有主要灌溉沟渠、建筑物以及商业的“首要商人”。纳普，前引书，第85～92页；HWF赛格斯（HWFSaggs）：《伟大属于巴比伦：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概述》（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A Sketch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YigrisEuphrates Valley），纽约，霍索恩出版社，1962，第61页。
关键的是，萨尔贡打破了传统，拒绝采用任何一个已有的苏美尔城市作为他的新都。他在阿卡德建造了一个新的帝国中心，后来的巴比伦在此附近。与天然受到束缚的最初的城邦有所不同，萨尔贡的新都能够吸纳来自帝国全境（至少已经扩张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各种原料、制成品和大批奴隶。赛格斯：前引书，第50～53页。
然而，第一个帝国都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萨尔贡的帝国延续不到四代即沦为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牺牲品。最终，一个新王朝复兴了圣城乌尔，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虽然新的统治者没有回复到以神庙为中心的旧体制上，却在很多方面保留了萨尔贡及其继任者发展起来的个人土地所有制和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
巴比伦：第一个都市大邑
公元前19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的都城巴比伦。纳普：前引书，第97～100页。在未来的1500年中，它一直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对城市文化的孕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
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弱，在许多城市鼓励贸易的发展。哈蒙德：前引书，第52页。
由此产生了对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部落和种族的法律体系的需求。
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根据法典前言的记述，马尔都克神授权汉穆拉比“伸张正义于世，消灭邪恶不法之徒，使强不凌弱，使我犹如太阳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赛格斯：前引书，第72页；纳普：前引书，第151页。
至希罗多德时代，巴比伦城失去了其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它仍然是一个城市巨人，拥有约25万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地区。甚至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其不朽遗产仍然让人油然而生敬畏。据希腊的历史学家记载，庞大人口的规模和宏伟建筑使 “世界上的任何辉煌”在其面前黯然失色。希罗多德：前引书，第70～71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1页。
安全保障与城市衰落
从萨尔贡时代开始，帝国的建立为规模更大的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广阔地区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亚述人的残酷统治下也是如此）刺激了城市生活和商业的扩展。不仅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5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而且在帝国境内许多较小的城市聚居区，情况大致相仿。哈蒙德：前引书，第51～55页；纳普：前引书，第224～225页；芒福德：前引书，第111页。
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再现了同样情形。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在其有能力抵御入侵者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一旦游牧民族侵入城市，早期的城市文明就会衰落。数百年之后，大都市中心才在印度次大陆再度兴起。罗米拉拉·塔帕（Romila Thapar）：《印度史》（A History of India），第1卷，纽约，企鹅出版社，1990，第55～61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90～191页。
同样，美洲最初的大城市——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到安第斯地区的前印加文明——也是作为帝国的中心繁荣起来的，帝国中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