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美洲最初的大城市——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到安第斯地区的前印加文明——也是作为帝国的中心繁荣起来的，帝国中心为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克拉克：前引书，第226～228页。在政权的庇护下，公元4世纪到6世纪，中墨西哥的特奥蒂华坎城的人口达到了5万至85万人之间。然而，公元750年，北方落后民族的入侵最终使其几乎被完全废弃。哈道伊：前引书，第6～10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4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2）
中国：永恒的城市秩序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范例。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内生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实际上，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惠特利：前引书，第7、182页。
周朝及后来的汉和唐创造出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章生道：《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趋势》（Historical Trend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载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第53卷第2期（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no2），1963年6月，第109～117页；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洛阳、长安、开封等历代都城皆跻身于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行列，逾千年之久。都城的重要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王朝的位置。马润潮：《中国宋代的商业发展与城市变革》（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ong China），密歇根地理协会，1971。根据儒家经典《周礼》的记述，“惟王建国”。其他不管是规模较大的行政中心还是地方政府单位，抑或是县，城市都以帝国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艾尔弗雷德·欣兹（Alfred Schinz）：《中国城市》（Cities in China），柏林，盖博鲁德兄弟出版社，1989，第10～1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
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其他亚洲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日本最早的主要城市——大阪、藤原京和奈良——是从中国皇城长安有意借鉴而来。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Paul Wheatley and Thomas See）：《从庭院到首都：试析日本城市传统》（From Court to Capital：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Japanese urban Tradi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70～75、110～115页。公元前794年，日本人在平安（京都）建造了永久性的新都城，其人口超过10万人。这个城市以皇室为中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是日本正式首都。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前引书，第131～133页；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Nicolas Fieve and Pual Waley）：《京都和江户东京：城市历史纵横》（Kyoto and EdoTokyo：Urban Histories in Parallels and Tangents），选自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主编《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京都，江户和东京的场所，权力和记忆》（Japanese Capita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lace；Power and Memory in Kyoto；Edo and Tokyo），伦敦，鲁利格克祖安，2002，第6～7页。
与其相类似，汉城这个1394年李朝设立的首都，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个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首都”。汉城模仿古代中国的模式，以行政中心的方式布局：由王室官僚统治，四周有城墙围绕。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1）
从中国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最终到美洲，早期帝国城市控制着广阔的疆域，其发展为贸易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在城市社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用从整体上讲仍受到严格限制。
今天，商人阶层往往被视为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的主要塑造者（如果不是决定力量）。然而，在古代世界，甚至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时，权力仍然集中在祭司、军队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是简单地作为中间人，为国家或者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一个历史学家记载，埃及法老是“唯一的批发商”。TR费尔巴克（TRFehrenbach）：《火与血：墨西哥史》（接下页注）
中国的城市商人利用财富来攀越森严的等级限制，接第20页注①）（Fire and Blood：A History of Mexico），纽约，麦克米兰，1979，第42页；沙布洛夫：前引书，第41页；埃尔曼·R塞维茨（Elman RService）：《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变的过程》（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75，第221～231页；惠特利：前引书，第371页；朱利：前引书，第28～29页。为他们自己或者子女进入贵族或官宦阶层寻找途径。中国城市的布局也体现了这种社会特权：统治者的宫殿位于都市中央，市场被置于缺少便利的偏远之处。薛凤旋：《中国首都北京的自然与规划》（Victor FSSit；Beijing：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纽约，约翰威利，1995，第6～28页；惠特利：前引书，第126～127、133、176、188～189页；利文森、舒尔曼：前引书，第99～100页。
（上腓尼基的兴起
如果想探寻商业城市的起源——这对于以后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的视角反倒是应该从强大的城市帝国转移到地中海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
这个后来被称作腓尼基的地区气候宜人。正如一个阿拉伯诗人所描绘的：“冬天在它的头上，春天在它的肩上，夏天睡在它的脚间。”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古代地中海》（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纽约，斯里克布纳出版社，1969，第62～63页。这里早期的港口城市，如叙利亚北部海岸的乌伽里特，早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已发展成为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贸易中心。迈克尔·格兰特：前引书，第74～76页。
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的居民对开阔的海洋深感恐惧的时代，腓尼基商人却在探寻广阔的已知世界。他们黑色的帆船探索了从遥远的非洲西海岸到塞浦路斯、西班牙甚至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地方。萨巴蒂诺·摩斯卡梯（Sabatino Moscati）：《腓尼基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阿拉斯泰尔·汉密尔顿译，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第99、101页。腓尼基的主要城市（如西顿或推罗）的人口从没有超过4万——仅仅是巴比伦人口数量的一小部分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然而，他们所影响的范围可以无可辩驳地比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广泛。
与强大的帝国有所不同，腓尼基人从没有向内陆地区深入扩展。与此相反，他们依托海岸，主要凭借向强大邻邦进行货物贸易（有时是服务业），来丰富他们的城市生活。蔡尔德：前引书，第140页。腓尼基人的天赋在于使他们自己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获得丰厚利润。
“它的商人是王子”
到了公元前9至8世纪，腓尼基诸城市，像毕布勒斯（黎巴嫩雪松贸易的关键港口）、推罗和西顿，依靠自身实力富强起来。这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甚至起统治作用的商人阶层。《圣经·以赛亚书》中记述，推罗“无人能与之争锋，它的商人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哈蒙德：前引书，第89～91页。
腓尼基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作为货商的角色。从某种角度而言，后来在诸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大阪等城市所见的腓尼基人，也具备工匠或者手工业者的技能。腓尼基人加工的玻璃、珠宝、服装和其他装饰品远销至从西班牙旷野一直到苏美尔古城的广大地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帕里斯给海伦穿上“由西顿妇女织的闪亮睡袍”。希罗多德：前引书，第126页。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种海生蜗牛，并掌握从这种蜗牛的体腺中提取紫色颜料的复杂工艺，一项特别重要的手工业由此而生。这一地区的名称“phonikes”（希腊语“紫色”或“红色”）即来源于这一颜料。格布哈特·赫马（Gebhard Herm）：《腓尼基人：古代世界的紫色帝国》（The Phoenicians：The Purple Empire of the Ancient World），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5，第79～81、88～89页。
腓尼基城市也输出他们的专门技术。腓尼基人是周围古代世界精美城市建筑、宫殿和神庙的设计者，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哈蒙特：前引书，第75～86页。
腓尼基人的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字母——也是商业需要的结果。腓尼基的商人和工匠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那里学来了书写符号，并把它作为记账和立法的工具。从公元前1100年左右开始，这些务实的城市居民发明了一种比古代象形符号更加简单和易于掌握的书写系统。这一书写系统成为以后希腊和拉丁字母的基础。纳普：前引书，第190～191页；格兰特：前引书，第77～78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61页；希罗多德：前引书，第299页。
作为当之无愧的天才商人，腓尼基人尊重自我价值。他们及时地提醒主顾，按他们的吩咐办事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出于被迫。法老派出特使来索要木材为阿蒙神制作圣器时，毕布勒斯王国严辞告诫埃及使者：“我不是派你来的那个人的奴仆。”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0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2）
腓尼基人衰落的根源
像承袭了他们商业帝国的希腊城邦，或者是2000年之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诸城市一样，每一个腓尼基城市都渴望获得独立。城市的运作绝大部分控制商业行会手中，他们最为关心是的扩展贸易。
商人阶层狭隘的本土观念没能使腓尼基人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当其商人远离本土建立永久基地时，他们也只是倾向于建设一个新的独立城市。
北非的迦太基是这些殖民地中最大的一个。一般认为，迦太基由推罗人在公元前814年建立。它被称作“新城”（QuatHadasht），是腓尼基人向西地中海边缘地区扩展贸易的基地。这个新生贸易中心的影响渐渐渗透到西班牙向北通往康沃尔的大西洋沿岸，有些记录甚至显示到了几内亚沿岸。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23～126页。
到了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的人口规模超过了西顿和推罗的总和。它这时已跻身地中海地区强国之列，拥有庞大的舰队，并同包括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势力建立了一系列联盟。西部地区的其他腓尼基殖民点都把迦太基视为领袖和保护人以对抗敌对城邦——这些城邦多数由希腊人所建。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16～121页；赫马：前引书，第129页。
这些远离母邦的联盟的产生削弱了腓尼基自身的力量。没有其后裔的援助，老城邦无法摆脱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等帝国日益扩张带来的打击。结果，这些城市丧失了独立，也失去了古代地中海重要贸易枢纽的地位。腓尼基的“黄金时代”走到了尽头。赫马：前引书，第144～160页。
最终，迦太基也没能摆脱作为一个古代单纯商业城市所固有的局限。作为腓尼基文化和政治理想的承载者，迦太基人——其人口数量在顶峰时可达到15万到40万人赫马：前引书，第214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以城邦体制来组织行政机构：选举产生执政官（suffetes）、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具体的组织形式通常由商业贵族所控制。奴隶和仆役从事卑贱的工作，士兵和水手战斗，祭司祷告，而由富人来统治。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31～135页；格兰特：前引书，第125、129～130页。
像他们的腓尼基先祖一样，正是迦太基人固执的商人本性导致了其衰落。除了追逐利益外，他们缺乏扩张所需的更明确的使命感和原则性。甚至同其他殖民地结系在一起时，迦太基人也没有试图去建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维持一个由商业利润所驱动的国家是他们首要和优先的选择。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35页。
在古代世界，为商业而设计的都市远远逊于为了征服而建造城市。建基于利润和狭隘自我利益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远不能抵抗帝国的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统治了近代来临之前的城市史。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四章 希腊的成就（1）
在城市历史的初期，欧洲如一潭死水，野蛮纷争的原始居民生活其间。靠近欧洲所出现的城市的最早迹象是在克里特——希腊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在这里长桨船用于运送重要的贸易物品，特别是橄榄油和锡（后者被用来制造青铜工具和武器）。在来自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和思想的滋育之下，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在这里萌芽了。纳普：前引书，第198页；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欧洲文明的衰落》（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纽约，诺普夫公司，1925，第24～28页；格兰特，前引书，第63、88页。
克里特
与近东文明相似，克里特人将“地母”奉为主要神祇，但是他们的城市却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成就了欧洲的古典城市文化。这个海岛的主要城市克诺索斯充满了生机蓬勃的商业文化和高度自然主义的艺术。这个城市依靠海岛防御工事安全度日，其明亮通风的房屋与近东地区随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