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美轮美奂的景致，我们不知应该做什么，说什么，或是说简直不敢相信，在我们眼前的这块陆地上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城市；在湖泊之间，还有更多，湖泊本身布满了独木舟，在堤道上，间隔不远就有很多桥梁。在我们面前矗立着气势恢弘的墨西哥城……
对“这些景致”的回忆是40年后当迪亚斯成为一个居住在危地马拉的老人时落笔的，这些回忆的意义不亚于那些自建造巨大城市伊始就给人类以巨大鼓舞的那些人的回忆录。迪亚斯的经历在当时是有先例可循的，如5000年前的一位游历的犹太人看到苏美尔的城池和金字塔，一个中国地方官员进入公元前7世纪的洛阳，穆斯林朝拜者乘大篷车到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或者20世纪一个意大利农民乘轮船窥探曼哈顿岛上高耸的塔楼，均有如此感悟。
城市经历的普遍性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确实，在今天，我们的城市在外层空间都能看到。
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从早期开始，当仅有少量人类居住在城市之时，城市就是积聚人类艺术、宗教、文化、商业、技术的地点。这种演进先是发生在少量先行一步的城市里，这些城市的影响通过征服、商业、宗教，近年来还通过电讯交通，向其他中心扩散。
在人类发明城市以后的5000到7000年的时间里，所建造的城市不计其数。有些在最初不过是一些小村落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联合起来发展成都城大邑。另一些，则是上层牧师、统治者或商界精英们有意识策划的结果，多半有一个总体规划，以实现更大的神权、政治或经济目的。
从秘鲁的高地到南非的海岬，再到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实际上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已建造了城市。最早留下的城市永久性印记被认为是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由此起源，衍生出了代表西方城市遗产的典型城市：乌尔、阿卡德、巴比伦、尼尼微、孟菲斯、克诺索斯以及推罗。
在其他地区兴起的很多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地区无关。其中有些如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以及中国的长安，都达到了可以与欧洲同类城市相媲美的规模和发达程度。特蒂斯·钱德勒、杰拉尔德·福克斯（Tertius Chandler and Gerald Fox）：《城市发展三千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第365页。毫无疑问，在罗马帝国衰退后的数百年内，这些东方的都市大邑是这个星球上最发达的并且是最复杂的。尽管也反映出很多城市发展中共有的人类动因，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西方的现象，它们有自身独立的起源。因此，城市主义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要不同的探讨方法。
世界性大城市形成的地点在世界各区域不断变动。在公元前５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The Histories），奥布里·德·塞林科特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54，第5页。就注意到较大地点的大起大落。这位早期的睿智的观察家在游历大大小小很多城市时评论到：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今天成了微不足道的；那些曾经微不足道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荦荦大者。所以，认识到人类的繁盛绝不仅系于同一地点，我将对两类地点都给予关注。
在希罗多德的那个时代，一度为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如乌尔、尼尼微都已经无足轻重，成为历史遗迹，只留下一些曾经是兴盛城市见证的风干的骸骨而已。巴比伦、雅典和叙拉古那时正处于极盛时代，不过，几百年后，它们也被更大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所取代。
希罗多德时代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究竟是什么使得城市如此伟大？又是什么导致它们逐渐衰退？正如本书将论证的，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
神圣之地
宗教设施，如庙宇、教堂、清真寺和金字塔，长期以来支配着大型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它们向人们宣示，这些城市也是神圣之地，直接与掌控这个世界命运的神之力相连。
在我们当今这个世俗化导向日见增长的时代，城市寻求通过高高耸立的商业建筑和有灵感的文化设施来重新产生神圣地点的感觉。此类做法激发了市民爱国主义或者敬畏的感觉，尽管没有神指引的令人宽慰的提示。历史学家凯文·林奇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City），马萨诸塞坎布里奇，科技出版社，1960，第4页。提示说，“一个突出的城市景观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在这个轮廓之中，城市居民营造着他们“全社会的重要神话”。
安全的需求
防御体系在城市演进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起源与贸易复兴》（Medieval Cities：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25，第55～57页。注意到，很多城市最初或是作为逃避游牧民族的掠夺，或是逃离在整个历史上全球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不守法纪现象的避难之地而形成的。当一个城市保证安全的能力下降时，诸如在西罗马帝国行将结束时或20世纪末犯罪侵扰时，城市人口就会退避到内陆地区或移居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城市“堡垒”。
商业的作用
但是仅有神圣和安全还不足以产生伟大的城市。牧师、士兵和官吏可以为城市的成功提供先决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不能生产足够的财富来维系大规模人口长时期的生存。这就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这个经济是由技工、商人、劳工支撑的，在历史上乃至晚近时期在很多地方还要靠奴隶，这是令人悲哀的。这些人，作为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自资本主义出现伊始，就已经成为城市自身的主要缔造者。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1）
早在墨西哥、中国或欧洲兴起第一批城市之前，城市生活的基本模式就已经在中东地区缓慢成型。现代人类的基本体质的进化形式据说在25万至4万年前基本完成，进而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实质上扩展到地球这个星球的所有可居住地区，包括美洲和澳洲。AEJ莫里斯（AEJMorris）：《城市结构史：工业革命之前》（History of Urban For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朗曼出版社，1994，第1页。
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家畜驯养和农耕方式传播开来，相应地产生了定居生活方式。小村落发展成为手工业活动和产品交换中心，而其中最先进的所谓“首发城市”在叙利亚草原的广阔地区，在耶利哥、伊朗、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快速发展起来。AEJ莫里斯（AEJMorris）：前引书，第2～5页；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纽约州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4，第27页。
美索不达米亚
从巴勒斯坦的西海岸延伸至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再到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这一地区，构成了所谓的“新月沃地”。德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沃内·凯勒注意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最初阶段，距离这个“新月沃地”越远，“夜色越浓，文明和文化衰减的程度越深。这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孩子般地在等待被唤醒”。沃纳·凯勒（Werner Keller）：《圣经的历史解读》（The Bible as History），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1，第3页。
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向城市化骤变的理想环境。在这个后来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区域里，有着大片干枯的沙漠地带，其间交错分布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其水域有大量鱼类，河岸边野生动物随处可见。这里生长着最早的原生谷类、大麦和小麦，能够培育成可食用的农作物，这就使新石器时代的农夫们的劳动产品有了剩余，这是非常关键的，城市文明起源正是建基于此。戈登·蔡尔德（Gordon Childe）：《历史中所发生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89页。
即便有这种丰饶的环境，早期城市的建造者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汉斯·J尼森（Hans JNissen）：《古代近东早期史：公元前9000~2000年》（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9000…2000BC），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第56页。矿产资源短缺，建筑用的石料和木材匮乏，雨量稀少，河水不能像埃及那样顺遂天意地灌溉周围的大面积干枯的土地。结果，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们不得不修建复杂的水利系统灌溉土地。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世界史前史概要》（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第85～90页。
这种耗时巨大的努力需要一种道德和社会秩序以及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以应对社会的复杂管理和对自然界更有支配力的关系，这是从已经维系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千年之久的家族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的重要一步。最早的城市正是作为这些社会变化的载体而兴起。这些早期的城市聚落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按照现代甚至是古典的标准来衡量，其规模都比较小。甚至到公元前3千纪，巨大的乌尔“都市”也不过150英亩，居住人口约24000人左右而已。蔡尔德，前引书，第92～96页。
祭司阶层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阐释人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很多往往看似无关的人们的活动。
置身当今的世俗时代，我们很难想像在城市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核心角色。例如，彼得·霍尔爵士在权威而又全面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纽约，潘西昂图书出版公司，1998）中，没有贯穿始终论及一般意义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是大教堂在城市史形成中的作用。同样，在托尼·希斯（Tony Hiss）的杰作《地点的经历》（The Experience of Place）（纽约，诺普夫公司，1990）中，对公园、公寓、办公楼和火车站等场所多有论及，但几乎没有谈到崇拜的场所。像后来的天主教会、佛教、穆斯林、阿兹特克人或印度教祭司一样，苏美尔的神职人员赋予古代的城市以秩序和恒久的涵义。祭司们拟定日程，为全体民众决定何时工作、敬神和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蔡尔德，前引书，第137页。
了解了祭司阶层的重要地位，供奉诸神的神庙主宰了早期的“城市轮廓”就不足为奇了。乌尔的南那月神神庙是最早的塔庙之一，此塔70英尺高，俯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平线。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古代世界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第35页；凯勒，前引书，第8页。米尔赛·伊利亚德认为高耸的塔庙构成了直接同宇宙相接的“宇宙山”。米尔赛·伊里亚德（Mircea Eliade）：《永恒回归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威拉德·R特拉斯克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第13页。
神庙在早期苏美尔城市文明的所谓“内城”中居支配地位。在这片内城的城墙之中，神庙与王室的宫殿和显贵的宅邸比邻而立。这种布局让整个城区充满着一种神庇护下的安全感。哈蒙德：前引书，第37～38页。
神庙建筑群也促进了早期城市的商业发展。除了奴隶之外，普通手工业者和熟练工匠也参与到这些宏大的建筑群的建设中，很多人在工程结束后留在这里以服务于祭司阶层。也就是在这里，约公元前3500年，由于宗教和商业两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可以识别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哈蒙德：前引书，第28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2）
祭司阶层也牢固地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他们以神的名义控制公共土地。这个“神圣家族”控制了河渠、所有重要剩余农产品的仓储和分配。《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形成于苏美尔时代，其中提及的“神圣仓库”一词的含义就是“女神伊丝塔尔的宝座”。
在早期城市中，神庙也起到“购物中心”的作用，它为各种各样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易场所，从植物油、动物油脂、芦苇到沥青、席子和石料等。神庙还拥有自己的工场加工衣物和器皿。《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安德鲁·乔治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99，第1页；凯勒：前引书，第17页。
日月轮回，朝代更迭，但宗教体制却总能幸免于难。例如，乌尔城的历代征服者都不断修缮乌尔塔庙。神祗的等级和祭祀的方式可能因时间而变化，但神庙功能的核心性却保持了千年之久。蔡尔德：前引书，第102页；哈蒙德，前引书，第44页。
这种模式在苏美尔人全盛时期过后，依然持续存在。实际上，后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