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第20～21页。
“一根绳子上的50头洋葱”
在管理城市发展方面，巴黎通常采用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重新规划城市中心地带，使之恢复生机。19世纪中期，拿破仑三世和他的行政官员奥斯曼男爵就曾采取过这种办法。英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治理城市扩大问题，该办法最终在遥远的洛杉矶找到了完全的表达方式。
首先，伦敦在城市问题的次序上与巴黎不同。到1910年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是法国首都巴黎的3倍。梅勒：前引书，第1、8页。即使对19世纪富裕的伦敦人来说，这座城市因人口拥挤而显得令人窒息。上流社会的住宅区，如布鲁姆斯玻利、贝尔格雷维亚和雷根特花园，似乎越来越成为灰暗、拥挤、毫无吸引力的被工业贫民窟海洋所包围的优美的城市孤岛。莫里斯：前引书，第110页。
在寻求“更好城市”的过程中，伦敦官方没有像巴黎那样动用大量资源，重新开发首都的中心区。相反，他们只是容许一直在发生着的事情顺其自然，让城市空间任其逐渐扩展而不做任何干预。基罗沃德（Girouard）：前引书，第268～283页。最初，只是最富有的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在19世纪，越来越多的成功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汇入了向城市外围大迁移的浪潮。如果说，在中心城市拥有一套可心的公寓是向上层社会爬升的巴黎人的梦想的话，那么，在城市边缘的某个地方拥有一套独体或两家分享的小别墅则是伦敦人的追求。一位观察家在1843年指出，伦敦周围“郊区连着郊区，如同一根绳子上的50头洋葱”。基罗沃德：前引书，第280～283页；DA里德（DA Reeder）：《郊区的剧院：1801～1911年伦敦西区的一些发展模式》（A Theater of Suburbs： Some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West London； 1801…1911），选自HJ戴欧斯（H J Dyos）主编《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68，第253页。
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演进模式大体相似。在兰开夏郡和英格兰中部的巨大的工业中心，上至工业家下到普通职员，每个人都寻求搬离浓烟滚滚的厂区和交通堵塞的商业区。19世纪60年代，一位考察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观察家指出：“城里人试图在购置一套乡间住房，使那里成为城市的一个角落，想方设法地不当城里人。”基罗沃德：前引书，第268～269、282～283页；菲什曼：前引书，第75页。
一个新的城市视野
许多英国人把这种城市分散模式看作是解决长期以来英国城市病的理所当然的办法。HG韦尔斯预测说，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通勤铁路线的改进，将必然消除人口和工业集中到城市中心地区的局面。与“大量人口聚集城市中心”正好相反，维尔斯预见“人口很可能将离开城市中心”，向外分散。他预言，英国南部的所有地区最终将成为伦敦的领地，而介于奥尔巴尼与华盛顿特区之间的广阔区域将为纽约和费城提供地理基础。HG威尔斯（H G Wells）：《对于人类生活与思想上的机械和科学进步的反应的期望》（Anticipation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伦敦，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1902，第33～62页。
这种设想受到了达纳·W巴特利特等对工业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恐惧的人的广泛拥护。弗雷德里希·恩格斯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巨型城市将走向末路，工业无产阶级将分散到乡下。分散的城市居民将“把农村人口从孤立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并将最终解决工人阶级持久的房荒危机。卡尔·E斯库斯克（Carl E Schorske）：《欧洲思想中的城市概念》（The Idea of the City in European Thought），选自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约翰·伯查德（John Burchard）主编《历史学家与城市》（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3，第105～106页。
郊区化也引起了很多保守思想家的兴趣。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为后来的改革者搭建了施展的舞台。他认为，工业城市的发展破坏了工人和其家庭、社区以及教堂之间的传统关系。工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移居大城市的外围地带的“乡村”是“历史的回溯”，它将把人们带回到更加健康与亲密氛围当中。他希望妇女和儿童将在小城镇或村庄得到保护，以免受到城市里妓院、酒馆和娱乐场所的不良影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作品选》（Selected Writings），艾伦·谢尔顿（Alan Shelston）编，英格兰米德尔塞克斯，企鹅出版社，1971，第64～65页；菲什曼：前引书，第34～61页。
英国城市规划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可能是城市人口分散倡导者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出于对当时工业大都市混乱的秩序、疾病、犯罪的恐惧，他提倡在郊区边缘创建“花园城市”。这些功能完备的城镇人口大约在3万人左右，它们有自己的就业基地，村舍周围环境优美，四周都是农村。霍华德鼓吹说：“城镇和乡村必须联姻，这个快乐的复合体将孕育着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
霍华德决心让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他成为英国最早的两个规划的城镇——1907年的莱奇沃思镇和1920年的韦尔维恩镇——强有力的推动者。他的“花园城市”发展模式不久影响了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家。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不列颠新城镇的思想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Britains New Towns），选自欧文·刘易斯·艾伦（Irving Lewis Allen）主编《新城镇与郊区梦》（New Town and the Suburban Dream），纽约华盛顿港，大学出版社，1977，第62～65页；斯库斯克：前引书，第108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四章 追求“更好的城市”（3）
“六居室住房及大院落”
甚至在英国的第一个“花园城市”建设之前，美国人就开始信奉城市人口分散的理念。到了19世纪70年代，费城地位显赫的家族正在撤离开威廉·佩恩所建造的拥挤的老城街道，向树木繁茂的城市西区和北部的德国城迁移。后来郊区铁路的发展将城市大多数商业和职业人士从里顿豪斯广场地区吸引到了栗子山住宅区和其他“交通主干线”沿线社区。A迪格比·巴尔泽（A Digby Baltzell）：《费城绅士：美国上层阶级的形成》（Philadelphia Gentlemen：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Upper Class），新泽西新不伦瑞克，事务出版社，1989，第196～209页；约翰·莫德尔（John Modell）：《家庭决定的生态学：1880～1920年费城的郊区化、学校教育和人口出生率》（An Ecology of Family Decisions： Suburbanization； Schooling and Fertility in Philadelphia； 1880…1920 ），选自《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80年8月第6卷第4期，第397～417页。
在远西部和整个中西部工业地区，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势头尤其强劲。这些地区土地价格便宜，城市文化发育很不成熟。工人阶层向城市郊区迁移的原因显而易见，例如在1920年，一位芝加哥割肉工人愿意用他的“一套二楼四居室公寓住房”，换取远在西部郊区牧场山谷的一套“六居室住房及大院落”。蒂福德：前引书，第238～242页。
20世纪20年代，随着汽车用户注册数量激增，全国其他地区郊区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其发展速度达到城市的两倍。《国家地理》杂志1923 年的报道指出，城市“正在向外扩展”。杰克逊：前引书，第176页。大萧条暂时延缓了人口的向外迁移速度，但这并没有减轻美国人向郊区迁移的渴望。斯科特·唐纳森（Scott Donaldson）：《郊区神话》（The Suburban Myth），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3页。1931年，当美国经济跌至最低谷时，赫伯特·胡佛总统指出：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是我们国家每个人的希望和志向，不管他住在宾馆，公寓还是多户分租住房里……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1）
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速度又一次加快，20世纪50年代，郊区人口显著增长，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84％。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通过了资助退伍军人的法律，拥有住房成为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家庭中的2/3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庭住房拥有率是经济繁荣的德国、瑞士、法国、英国和挪威的两倍。近3/4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员和绝大多数结构完整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杰克逊：前引书，第7页；唐纳森：前引书，第4页。
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人们不再被限定在老城区或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城市电车郊区”，越来越多的郊区居民住在更加分散的新开发的郊区，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长岛平原地带上兴起的莱维敦。弗雷德·西格尔（Fred Siegel）：《未来在这里发生：纽约、哥伦比亚特区、洛杉矶和美国大城市的命运》（The Future Once Happened Here： New York； DC； LA；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Big Citi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为了让莱维敦之类的开发计划切实可行，纽约规划大家罗伯特·摩西曾帮助设计了道路系统，他了解这些新社区巨大的吸引力：
那些只有房屋颜色和所种植物略有区别的火柴盒式的普通郊区住宅，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大陆上数以百万居民对此闻所未闻。狭小的住宅分块不仅反映了开发商的贪婪，也反映了房屋主人不愿修剪太多的草坪和清除太多的积雪的谨慎——这些细节历史学家很难知情。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城市死亡了吗？》（Are Cities Dead？），选自《大都市的价值冲突》（Metroplis： Values in Conflict），第53页。
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解释说，郊区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排排没有尽头的草坪和车库，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想“逃避现实又不得面对现实的复杂心理”。乔恩·C蒂福德（Jon C Teaford）：《后郊区时代：边缘城市的政府与政治》（PostSuburbia：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Edge Citie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第10页。郊区为从拥挤的城市归来和受原有的种族关系困扰的人们提供了临时休息的港湾。在那里，人们可以建立新的友谊和加入新的团体而不必顾及传统的社会习俗。小说家拉尔夫·马丁说，郊区宽敞的庭院、崭新的学校和公园仿佛是“孩子们的天堂”。拉尔夫·G马丁（Ralph G Martin）：《新的生活模式》（A New Life Style），选自路易斯·H马苏迪（Louis H Masotti）与杰弗里·K哈登（Jeffrey K Hadden）主编《转变中的郊区》（Suburbia in Transition），纽约，新观点出版社，1974，第14～21页；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57，第331页。
“死一般沉睡”
显而易见，郊区赢得了数百万普通居民的青睐，但在当时富有经验的社会批评家和城市学者们中却不受欢迎。他们把新的城市边缘社区贬得一无是处，说它们不但破坏了自然景观，还造成了文化的荒漠。整个20世纪后半期，郊区使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小块土地的集合体”，“分裂了”国家的认同感并导致民族间界限的扩大。安德列斯·杜安尼（Andres Duany）、伊丽莎白·普雷特…赞贝特（Elizabeth PlaterZybeck）、杰夫·斯珀克（Jeff Sperk）：《郊区国家：无序扩张的兴起和美国梦的衰落》（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cian Dream），纽约，北点出版社，2000，前言第7页，正文第59页。如20 世纪50 年代的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的诗所写得那样：
在精神萎靡与麻木的夏日， 上中郊区死一般沉睡。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城市的前景》（The Urban Prospect），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8，第221页；唐纳森：前引书，第202页。当小块的郊区土地发展成为成熟的、有建制的社区，尤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它们常常会破坏当地久已存在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一位观察家写道，康涅狄格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工厂曾经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现已经倒闭，静静地荒废在那里。“山谷里，通勤者来回穿梭，从乏味的城市匆匆赶往郊区的家，他们的汽车前灯，让它感到了恐惧。”威廉·M多布里恩（William M Dobriner）：《郊区的阶级》（Class in Suburbia），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立夫，学府出版社，1963，第140页。
对郊区最尖刻的批评往往来自执著的城市规划家和情绪激昂的城市居民。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郊区是“城市对立面”，它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迁移到城市郊区，郊区正在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被令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
对于向郊区迁移最多的指责集中在日益扩大的种族分裂局面，即大多数白人居住在郊区，而越来越多的黑人滞留在中心城市。很明显，一些新的郊区居民和迎合他们需要的开发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1970年，将近95％的郊区居民是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