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新的郊区居民和迎合他们需要的开发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1970年，将近95％的郊区居民是白人。作家威廉·怀特抱怨说：“在一些郊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人、穷人或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 杰克逊：前引书，第42页；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反城市》（The AntiCity），选自《大都市的价值冲突》，第69页；克拉克等：前引书，第469页；海斯：前引书，第7页。
过去多年居住在南部农村的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成为很多大城市的主要居民，尤其是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超过51％的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内城，而内城的白人人口仅为30％。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第232～244页；克拉克等：前引书，第418页。这种人口分布模式在底特律、纽瓦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和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等工业城市最明显。约翰·J哈里根（John J Harrigan）：《大都市中的政治变化》（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etropolis），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6，第36～37页。
郊区和城市之间隔阂的日益扩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分裂国家的危险，并且加剧了中心城市的恶化。1968年刘易斯·芒福德令人信服地写道，美国城市“正在解体”。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07页。当时许多城市似乎被违法、犯罪、吸食毒品等社会病症所吞噬。希默尔法布：前引书，第225～233页。《纽约时报》在1968年指责说：“社会混乱肆虐纽约。” 路易斯·M哈克（Louis M Hacker）：《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The Cours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70，第351页。相比之下，郊区成为了白人躲避内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避难所。
“摩天大楼美如烈焰”
面对大量居民向郊区迁移和贫困居民积怨日益加深，中心城市竭尽全力以保全它们的历史优势。有人提出；新的技术造成了城市的蔓延，也能促成人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城市集中。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能扫除阻碍城市发展的固有障碍，用更加现代的东西取而代之，古老的城市中心就会得救。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2）
在瑞士出生的建筑设计师查尔斯·埃德亚·基纳瑞特是这一观点最明确的推崇者，该设计师以柯勃彦这个名字广为人知。他对当时城市小别墅、小公寓和多户分租住房这种大杂烩居住模式不屑一顾。相反，他试图在商用大楼林立的旁边，竖起16层高的公寓大楼。他发表在《郊区居民》杂志上的理想是将居住、商业、娱乐和交通的功能分开，让城市居民享受到足够的绿地空间。
柯勃彦非常讨厌以前城市那种浪费空间和反现代的装饰风格。为确保城市的将来，他力劝城市要摧毁过时的一切。他甚至赞同苏联城市规划家拆除莫斯科多数历史建筑的举措，苏联在二战后建造的那些超大建筑群反映了他的观点。
他对纽约古老的棕色石头、市中心狭窄的街道和混合的建筑风格没有任何兴趣，就如同对克里姆林宫尖顶蒜头建筑不感兴趣的一样。对城市中大片租借公寓的肮脏、地铁里人流拥挤而造成的混乱，他感到惊骇。而曼哈顿大跨度的桥梁、高耸建筑的磅礴气势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写道：“当黎明的曙光照在玻璃上时，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
在他看来，纽约应该向更高的空中发展。柯勃彦想看到这样的城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晶莹剔透，在繁茂的树木映衬下，显得更加清澈透亮。” 柯勃彦理想当中的纽约，应当是一座“梦幻般的、几乎是神秘的城市……一座挺拔高耸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虽然他希望欧洲重新在城市设计方面引领时代潮流，并将它们的文明建立的“宏伟庄严的成熟之上”，梅勒：前引书，第16、51页；李·科巴斯尔（Le Corbusier）：《明天的城市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弗雷德里克·埃切尔斯（Frederick Etchells）译，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第1～7页；雷布琴斯基：前引书，第158～159页；李·科巴斯尔（Le Corbusier）：《幻想中的灾难》（The Fairy Catastrophe），选自《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第611～613页。但对那些钟情于欧洲大陆19 世纪的建筑风格的欧洲人而言，柯勃彦的城市理念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斗转星移，他的部分想法不仅在美国，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找到了知音，如在巴西、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
“伟大的成就”及其局限性
柯勃彦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观点给美国的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960～1972年，芝加哥中心的办公空间扩大了50％，而纽约的办公空间剧增74％，对城市高耸的建筑与天际背景勾勒出的轮廓，英国作家安姆瑞斯·琼斯曾这样描写：“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令人感到畏惧。”巍峨的塔楼也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旧金山、休斯敦，甚至在洛杉矶耸立起来。琼斯：前引书，第99页。
世界首席现代建筑师之一的山崎建议说，恢弘的城市建筑折射了“我们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成就超然的社会”。马里安纳·莫吉列维奇（Mariana Mogilevich）：《大而差的建筑》（Big Bad Building），选自《美国城市的未来》（The Next American City）；罗伯特·W·吉尔默（Robert W Gilmer）：《美国石油在城市的巩固：以休斯敦为例》（The Urban Consolidation of American Oil： The Case of Houston），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休斯敦分行，1998年6月6日。然而，这些混凝土与玻璃复合结构的“辉煌成就”要求现已存在的城市街区为此付出沉重大代价。由山崎设计并于1966～1977年兴建的命运多舛的世贸中心，不仅迫使周围原有的供电区里数千个小企业迁出，而且基本上把整个纽约西城与其他城区切割开来。罗伯特·费奇（Robert Fitch）：《纽约的暗杀》（The Assassination of New York），伦敦，沃休出版社，1993，前言第6～9页。
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的城区重建没能阻止人口与企业向郊区迁移。事实上，正如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指出的那样，它反而加速了向郊区的分散。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口增长超过6000万人，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停滞不前，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到1990年，甚至连纽约人似乎对其万人仰慕的地位也丧失了信心。大约10个人当中有6个向民意测验调查员反映，如果可能，他们将选择其他地方居住。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彼得·利纳曼（Peter Linneman）：《收缩中的城市》（Shrinking Cities），摘自《沃顿房地产评论》（Wharton Real Estate Review），1997年秋季号；威廉·科恩布拉姆（William Kornblum）：《包围中的纽约》（New York Under Siege），选自苏姗娜·麦格雷格（Susanne Macgregor）、阿瑟·利波（Arthur Lipow）主编《另一个城市：纽约及伦敦的人们与政治》（The Other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and London），新泽西阿特兰蒂克海茨，休曼尼提斯出版社，1995，第37页；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保罗·杜·布鲁（Paul Du Brul）：《权力的滥用：永久的政府和纽约的衰落》（The Abuse of Power： The Permanent Government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第18～24页。
工业城市最后的烦恼
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每两个城市出现人口增长，就会有三个城市出现人口流失。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如圣路易斯、曼彻斯特、莱比锡等。一个世纪以前，它们引领着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在有些城市中，不仅中心城市出现空心化，其周围区域随之衰落，而且城市原有的高度认同意识已消退到令人难以辨识的地步。凯特·斯托尔（Kate Stohr）：《收缩中的城市综合症》（Shrinking Cities Syndrom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5日出版；《伦敦恢复生机》（London es Back to Life），选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11月9日出版。小说家乔纳森·弗莱泽写到他的家乡时问道：是什么让城市中活着的人记不起逝者的年龄，并对他的去世没有遗憾？答案只有圣路易斯知晓。埃里克·桑德威斯（Eric Sandweiss）：《介绍》（Introduction），选自提姆·福克斯（Tim Fox）主编《我们住在哪里：圣路易斯社区指南》（Where We Live： A Guide to St Louis munities），圣路易斯，密苏里历史协会出版社，1995，第2页。
美国其他强大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纽瓦克、克利夫兰、圣路易和底特律——的个性，如果不是被来自纽约的城市形象与理念超过，就是被洛杉矶或硅谷这样的城市新贵所超越。虽然这些城市的郊区相对健康发展，但它们不能构成主要的城市中心。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指出，中西部城市已被转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殖民地……如同不受人注意的衣衫褴褛的妇人，炫耀着她昨日拥有过的文化时装”。这些昔日引以为荣的、独树一帜的城市灯塔，随着斗转星移，“受到了来自有卫星城的大都市发出的强有力的挑战”。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第244、255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3）
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反映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与其相似，曼彻斯特这样曾经的世界制造业巨擘，与拥有世界级的文化机构、全球广泛联系、商业广告代理云集的伦敦相比，逊色了许多。欧洲其他老工业中心，如都灵和杜塞尔多夫，也陷入停滞状态并走向衰落。安娜·塞格雷（Anna Segr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都灵》（Turin in the 1980s），选自休·克劳特（Hugh Clout）主编《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Europes Cities in Europes Citie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乌得勒支，荷兰皇家地理学会，1994，第106页；冈特·格莱伯（Gunter Glebe），《杜塞尔多夫：经济的重新构建与人口变化》（Dusseldor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127页。
“普遍的渴望”
郊区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取得了胜利，也横扫了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选择居住在拥挤的公寓大楼相比，更多的人似乎把他们心中“更好的城市”定义为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和隐私，甚至还要有一块私家草坪。著名的洛杉矶城市规划家意大利移民埃德加多·孔蒂尼解释说：
郊区住宅是每个移民的梦想，如同仆人想拥有自己的城堡一样的梦想。到这里来的欧洲人对郊区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再也不要住在公寓里！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所有人普遍的渴望。杰克·罗森塔尔（Jack Rosenthal）：《外部城市：美国郊区骚动概览》（The Outer City： An Overview of Suburban Turmoil in the United States），选自马苏迪与哈登，前引书，第269页。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拥有私人住宅的“普遍的渴望”早期出现在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前殖民城市。这些国家土地资源富足，城市居民利用土地优势很快地迁居城市边缘。到190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规模扩展的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西班牙观察家评价说：“它简直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许多城市的连接组合。”在随后的整个20世纪，这种趋势没有减退。詹姆斯·R斯科比（James R Scobie）：《1870～191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Buenos Aires： Plaza to Suburb； 1870…191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第191页；查尔斯·S萨金特（Charles S Sargent）：《1870～1930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间演进》（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ater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870…1930），坦佩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74，第123～125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1930年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骤然下降，澳大利亚大城市周围郊区的发展和美国郊区一样迅速，在墨尔本和悉尼，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总体上反对郊区化趋势，但人口照样被吸引到了文化相对滞后的地区。一位作家善意地写道，请“澳大利亚人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牛津澳大利亚史：中间路线（1842～1968年）》（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Middle Way），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121～124页。
英国和现代“花园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摧毁之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人员有意识地寻求将伦敦市中心拥挤的工业及人口向郊区转移。1943年首次启动的阿伯克龙比计划，重点强调发展“新城”，城外绿地环绕，旨在扩展首都的周边面积。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36页；哈透格：前引书，第103页。
这个计划只是部分地得到了执行，但随后的数十年里，随着汽车使用量的增长，伦敦向郊区迁移的速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加快。1980～2000年，英国人口增长虽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