舛亍沃尔夫（Kurt H Wolff）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50，第410～413页。
如同在日本一样，这种对德国人“心理生活”的抨击导致一种对舶来品的恐慌。长期以来被欧洲人憎恨、恐惧和愤懑的犹太人，在这种日见增长的排外情绪中首当其冲。里曼克：前引书，第8～9页；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现代美利坚帝国之根基：对市场社会中社会意识的成长和塑造的研究》（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Growth and Shaping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Marketplace Society），纽约，兰登书屋，1969，第204页。1895年，维也纳这个德语世界的心理文化之都的选民选举了一位公开反对亲犹太主义的卡尔·卢埃格尔为市长。
卢埃格尔市长在反对亲犹太主义方面所进行的成功的鼓动宣传给一位年轻的乡巴佬阿道夫·希特勒以深刻印象，当时希特勒还是在维也纳为生计而奔波的小艺术家。几十年以后，这位国家社会党领袖（Fubrer）把卢埃格尔称为“纵贯古今的全能市长”。卡尔·迪特里希·布雷克（Karl Dietrich Bracher）：《德国独裁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结构和影响》（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n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琼·斯坦伯格（Jean Steinberg）译，纽约，普莱格出版社，1970，第45页；卡尔·E·斯库斯克（Carl E Schorske）：《世纪末维也纳的政治与文化》（Fin de 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79，第5～6页。象卢埃格尔一样，希特勒和国家社会党人、包括他的顾问戈特弗里德·费德，都把犹太人看成是对德国城市中产阶级在经济和道义上的主要威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计划》（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选自里曼克前引书，第27～29页。因为这些犹太人精于理财并且在鼓吹社会主义方面异常活跃。
像日本一样，纳粹发动了一场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战争，凡是他们认为属于外国的艺术、音乐和文化，一概反对之。他们发起运动反对盎格鲁…美利坚风格的服饰，反对“堕落的”爵士乐以及当时在德国城市里已很流行的文学。此类所谓堕落现象在柏林最突出，当地的党务头头约瑟夫·戈培尔把柏林嘲讽为“邪恶的老巢”。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沃尔夫冈·卫普曼（Wolfgang Wippermann）：《种族主义国家：1933～1945的德国》（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220～222页。
一旦当权，希特勒立即抛弃了费德的使城市区域分散化的主张，让这位老导师处于体面的半退休状况。当然，纳粹党人并没有退回到过去的农村生活，而是寻求把城市塑造为他们自己选择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罗杰·伊特威尔（Roger Eatwell）：《法西斯主义：一个三维的途径》（Fascism： A Three Dimensional Approach），最终稿。亚历山德·坎皮（Alessandro Campi）主编，罗马，安东尼奥·佩里卡尼出版社，2000。希特勒也并没有削减柏林的人口，而是坚持认为柏林“应该被提升到可与世界上所有首府城市相抗衡的较高文化层次”。
在1936年大事张扬地开完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希特勒的主要设计师阿尔伯特·斯皮尔拟定了一些周密的计划，试图把柏林转变成德国式的、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成为古罗马或巴比伦的今日版本。根据该规划，柏林将铺设宽阔的大道，设立几个可举行大型仪式的中心，包括一个可容纳125万人的带穹顶的大会堂，以及可容百万之众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
然而，并不是费德的所有主张都被弃置不用，在纳粹党人对新开发的东部领地规划中，纳粹党人设计了一个由德国人支配的密集的工业中心所组成的“群岛”，周围是农业聚落和传统的村镇。克劳斯·费希尔：前引书，第367页；里奇：前引书，第407、432、437页。这些大而不当的规划，像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那些规划一样，随着二战这场浩劫而灰飞烟灭。日本和德国的这些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它们将再度崛起，但这次却是在美国人的监护之下。
俄国：第三种选择
俄罗斯的城市化远远落在包括日本和德国等其他国家后面。1689年代加冕的彼得大帝曾在欧洲广为游历，造访过诸如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他所设想的帝国之都应该是现代的，而且有外向性特征。他认定，唯有俄罗斯能与欧洲竞争对手平起平坐之时，他们才敢对西方“有所不恭”。W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午夜阳光：圣彼得堡和现代俄罗斯的崛起》（Sunlight at Midnight： St Petersburg and the Rise of Modern Russia），纽约，基本出版社，2002，第1～3页。
彼得大帝的新都圣彼得堡于1703年奠基，设计理念是把荷兰的商业能量与意大利和凡尔赛的富丽堂皇的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它将包罗万象：亚洲的、反西方的、粗拙的、庸俗的、沉闷的、乡野的，而不似莫斯科。罗杰·P巴特利特（Roger P Bartlett）：《人类的首都：外国人在俄罗斯的拓殖历程》（Human Capital： The Settlement of Foreigners in Russia），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第1～2、94～95页。
作为新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圣彼得堡迅速扩展，到1796年凯瑟琳女王时期已达到20万人口，到19世纪中叶再增长到50万人。雷金纳德·E泽尼克（Reginald E Zelnik）：《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劳工和社团：1855～1870年圣彼得堡的工厂工人》（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The Factory Workers of St Petersburg； 1855…1970），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第221页。制造业发展略为迟缓。像北美一样，俄罗斯有发展工业的天然有利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幅员广阔的土地，密如蛛网的江河水系。这种自然界的有利优势却被每况愈下的社会秩序抵消了。直至1861年，全国大部分人口，包括很多临时居住在首都的，都是被束缚在各自村落土地上的农奴。泽尼克：前引书，第23、27页；雷萨诺维斯基：前引书，第309页。
工业城市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4）
甚至在农奴制被废除之后，俄罗斯城市也仍然缺少大量独立的财产所有者阶层，而在英美国家城市增长方面这些人是非常关键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仍掌握在国家和贵族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人手中。中等阶层主要是小商贩、官吏、学者和其他服务于当权部门的专业人士。丹尼尔·R布劳尔（Daniel R Brower）：《1850～1900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俄罗斯城市》（The Russian Ci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1850…19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第9、13～14、23、202、221页；尼古拉斯·雷萨诺维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尼古拉斯一世和俄罗斯的民族性1825～1855》（Nich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第134～135页。
这种高流动性的阶级结构以及独裁性的政治体制，扩大了城市人口和当权者之间的鸿沟。渐进性改革毫无希望，国家的进步也遥不可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变得激进起来。阿纳托尔·G曼殊（Anatole G Mazour）：《182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意义》（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 Movement；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第261～272页；泽尼克：前引书，第17页。
通向革命之路
俄罗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愤懑有其充分的理由。自俄罗斯开始工业化以来，其市政体制和基本设施就在封建的历史中徘徊。莫斯科的这座古都依然是密密麻麻的、只有一层的木制建筑杂乱堆积，简陋粗糙，连下水设施都没有；没有专业治安队伍和起码的医疗保障系统。
这些现实与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之间的反差在圣彼得堡体现得最突出，在那里，如同格戈尔所注意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虚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梦境，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它应该的样子”。从意大利高雅风格的冬宫向外几步之遥，就是工人居住的通风不良、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圣彼得堡是当时欧洲病态特征最明显的城市。
圣彼得堡的工业结构主要是由大型制造业构成，这在客观上反而有利于工人创办群众性组织。在满足他们基本食物供应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失败后，工人组成了苏维埃或自治委员会，并很快转变成政权组织形式。劳拉·恩格斯坦（Laura Engelstein）：《1905年莫斯科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政治冲突》（Moscow 1905：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第13、27页；林肯：前引书，第9页；泽尼克：前引书，第240～241页；雷萨诺维斯基：《俄国史》，第470～474页。1917年10月，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在一个到处是农业人口、城市居民少而又少的国度里，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权，成为除英美工业城市以外的第三种类型的城市。
苏维埃体制
如果有区别的话，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证明比沙皇政权更加独裁专制。它们对西方实利主义的抵制比之日本和纳粹更加广泛深入。小说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回忆，“每一样事情都被取消了，包括级别、荣誉头衔、补助金、官员的肩章、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上帝、私有财产，甚至人们希望生活的权利”。林肯：前引书，第242页。
共产主义者欣赏彼得大帝试图产生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俄罗斯的梦想。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直至1917年，俄罗斯的城市也不过是“农民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 ”，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随着共产党人权力的强化，他们决心改变历史，使这些孤岛变得更大、更有实力。威廉·J蔡斯（William J Chase）：《工人、社会和苏维埃国家：1918～1929年莫斯科工人及其生活》（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Labor and Life in Moscow； 1918…1929），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第6～7页；保罗·E莱恩多夫（Paul E Lydolph）：《苏联地理》（Geography of the USSR），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64，第275页。
作为苏维埃选定的首都，莫斯科重新获得有利的地位。把莫斯科的人口保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上现在已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的政治任务。列宁注意到，“把莫斯科的工人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就是拯救革命”。食物往往是用武力从农民手中夺过来，为这些新的统治阶级、城市无产者充饥。蔡斯：前引书，第24～25页。
1917~1921年的内战使莫斯科人口剧减，但在2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长，到20年代末达到200万人。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固，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飙升。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雄心勃勃但又饥肠辘辘的人涌入这座城市，试图在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找到工作。蔡斯：前引书，第73页。
更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圣彼得堡情况更糟，它于1924年被改名为列宁格勒，以纪念这位过世的苏维埃创立者。早在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之前，共产党人就发起了横扫西方城市文化的运动。任何人只要收到从国外来的信，都会被遣送到数量不断增加的集中营（gulag）去。30年代大清洗运动迫害了圣彼得堡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精英，包括在50个赫米塔西国立博物馆的馆员。林肯：前引书，第231～233页。
“磨快斧头”
苏维埃同样也不尊重城市在其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神圣之地的作用。下诺夫格罗德市很快就被改成了高尔基市；查里津市变成斯大林格勒市；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斩杀的城市叶卡捷琳堡市被改为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新近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城市景观以成片的新住宅群落、办公楼群和商业用房为主，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呈现出“沉闷的新古典风格”。林肯：前引书，第260～261页；威廉·亨利·钱伯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俄罗斯的钢铁时代》（Russias Iron Age），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35，第5页。
莫斯科经历了更剧烈的变化。斯大林这位从边远的格鲁吉亚来的乡巴佬并不看好城市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都不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长大的希特勒，也比不上对本国城市历史有偏爱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令大多数建筑界人士感到恐怖的是，苏维埃的这位独裁者竟下令拆除该城宏伟的、用俄罗斯信徒的钱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另建一个新的苏维埃宫殿，斯大林竟把这个建筑称之为“数百万苏维埃民主的创造性理念”的纪念碑。
工业城市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5）
赫鲁晓夫跟随斯大林成为苏维埃民主的领导人，他对城市同样具有相似的复杂微妙的情感。他于1937年曾说，“在建造莫斯科的过程中，我们不在意搬走一棵树，一个小教堂或是某种教堂，诸如此类”。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Dmitri Volkogonov）：《斯大林的胜利与悲剧》（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哈罗德·舒卡曼（Harold Shukman）译，纽约，葛罗夫·威登费尔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