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探求另一种道路的努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或美国都具有能够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冲击的民主传统，而这三个国家没有。这几个国家试图在几乎是中世纪政治体制下迅速建成工业城市，缺少法治基础和社会态度去应对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在其名著《文明及其缺憾》中所描述的在一个大型的、几乎是非人性化的现代大都市世界的生活中的“文化挫折”。西格蒙德·弗罗伊德（Sigmund Freud）：《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詹姆斯·斯特雷奇译，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62，第59页。
日本突发性的工业革命
弗罗伊德是在维也纳落入国家社会党人手里的4年前写下这些话的。他也完全能够在日本看到“文化挫折”之类的现象。日本向工业时代的转变非常艰难，因为这种转变是爆发性的，而且发展极其迅速。在1686年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后，日本全速开始现代化进程。明治维新的设计师们迫不及待地试图追赶占支配地位的工业大国，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投入和强调西方科技的重要性。
在明治之前，由于德川幕府实行限制与外国人接触政策，日本的城市发展很慢。卡尔·莫斯科（Carl Mosk）：《日本工业史》（Japanese Industrial History），纽约州阿蒙克，ME夏普出版社，2001，第50页。但是当1853年威廉·佩里准将在东京湾的炮舰打破这种孤立状态时，日本已经比欧洲以外其他国家都更好地准备应对工业时代的挑战，这得益于它有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口、较完善的全国市场、能干的工匠艺人和强烈的创业精神。托马斯·O威尔金森（Thomas OWilkinson）：《1868至1955年日本劳工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Japanese Labor：1868…1955），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65，第22～23页。
如在英国和美国一样，制造业经济的兴起也伴随城市人口迅速的增长。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城市人口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20年代，每4个日本居民就有1个居住在城市。大阪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小型工厂，享有“东方曼彻斯特”之美誉，其人口从1875年到20世纪20年代增长了5倍。名古屋也从一个古老的城堡式小镇变成主要工业中心，后来成为世界最具支配性的大型工业巨头丰田汽车公司就座落在该城。各地方性工厂城如福冈、川崎、九州岛和札幌增长更快。莫斯科：前引书，第55、201、202页；理查德·蔡尔德·希尔、藤田训子（Richard Child Hill and Kuniko Fujita）：《世界经济中的日本城市》（Japanese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中村八郎（Hachiro Nakamura）：《战前日本的城市发展》（Urban Growth in Prewar Japan），载于藤田训子、理查德·蔡尔德·希尔（Kuniko Fujita and Richard Child Hill）主编《世界经济中的日本城市》（Japanese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3，第5、30页；格伦·T特里瓦撒（Glenn TTrewartha）：《日本地理》（Japan：A Geography），麦迪逊，威斯康星出版社，1965，第161页。
东京成为日本所有城市的龙头。在取代京都成为王室所在地后，东京获得了成为全国精神和世俗的都城的“合法性”。马里尤斯·B詹森（Marius BJansen）：《剑桥日本史，第五卷：19世纪》（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第731页；中村八郎：前引书，第30页。许多领先地位的商界大牌企业发现把其总部设在东京好处多多，所以他们更偏爱东京，而不是传统的商业中心如大阪或其他新兴工业城市。莫斯科：前引书，第174～175页；威尔金森：前引书，第45页。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死10万余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遭受了摧毁性打击。但东京很快复兴起来，保持甚至强化了它在全国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东京号称拥有一个兴盛的中心商业区，高楼林立，百货商店云集，交通系统完备。艾伦：前引书，第124～125页。东京成为自工业化以来亚洲第一个能与纽约或伦敦相媲美的城市，甚至一度想超过它们。
“钢铁大鳄”
尽管有这些辉煌的成就，但工业化在社会、道德和环境等方面都造成了某种灾难性后果。一个作家注意到，甚至在19世纪后期，“还能看到丹顶鹤在东京的上空翱翔”，狐狸和獾类动物在大量繁衍，隅田河的河水还可以用来沏茶。西山松之助（Nishiyama Matsunosuke）：《江户文化：1600至1868年日本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与娱乐》（Edo Culture：Daily Life and Diversions in Urban Japan；1600…1868），杰拉尔德·格勒默尔译，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第9页。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城市出现了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到处是丑陋不堪的景象，他们传统宗教信仰和古代文化所赖以依存的美轮美奂的自然环境遭受了灭顶之灾。靠运河串联起来的大阪曾被称为“水城”，现在成了“烟城”，它的运河臭气熏天，充斥着有毒化学物。莫斯科：前引书，第217页。
工业城市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2）
新技术当然也带来很多神奇的变化。从前的农夫乘上了由电力公司运营的火车和有轨电车，到城里工厂做工。出身卑微的工匠或穷困潦倒的武士也超越了古代流传下来的阶级障碍，成为日本新兴工业经济的新领导人物。曾经对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封闭的信息现在也可广为利用，其途径是普及教育，市场化大批量的书刊报纸，还有广播。
但是人们还是普遍感觉到，传统观念和高尚生活方式现在受到了非人性化和危险的外来力量的冲击。19世纪60年代发行的地图曾标示风景名胜和历史古迹；新时代的铁路地图索性摒弃这些文化和审美的因素，纯粹是计量距离而已。
作家夏目漱石1916年时曾在其著述中抨击这个“钢铁大鳄”肢解乡村、威胁个性的存在的“暴力方式”。比阿特丽克斯·M波达特…贝利（Beatrice MBodartBailey）：《城市化和德川霸权的特性》（Urbanis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Tokugawa Hegemony），选自《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第175、199页。这个“钢铁大鳄”似乎要用烟尘蔽日的工厂和灰暗的水泥建筑取代传统日本城市生活中欢快而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心性标志，如城墙、庙宇和大型中心市场。威尔金森：前引书，第77～78页。
重塑日本城市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险峻的经济形势导致很多日本人质疑西方模式的合理性。日本领导人也越来越思考如何使其更加城市化的社会需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往往是过分的排外情感相协调。有些日本人并不认可或接受这种冲突以及与欧美工业城市相伴生的反常状态，而是寻求用更习惯的又少有争议的扩展家庭网络的定义构建城市社会的方式，这就是社会学家植节子所说的“房屋的理念或意识”。威尔金森：前引书，第122～123页。
维护“房屋”的等级结构会强化父母、厂主、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最终是天皇的权威。很多政府和学界领导人物现在都认为西方应对反对派的理念和渐进式民主变革不适合日本。相反，用教育部精神文化研究所的话来说，他们寻求某些使“国家尽善尽美、全国一心”的方式。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战争没有怜悯：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6，第31页。
把这些道义上的一致贯彻到一个日益复杂的城市化的社会，需要高度的组织管理和纪律约束。工人阶级组织或可以同化，或需要压制。伊夫林·S科尔伯特（Evelyn SColbert）：《日本政治的左翼》（The Left Wing in Japanese politics），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52，第33页；乔治·奥克利·托顿三世（George Oakley TottenⅢ）：《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第106～107、259页。当局也发起一些防范西方影响的文化讨伐运动，所抨击的对象从西方的时装和爵士乐到好莱坞电影或女性解放主张。东京、大阪和其他日本大城市都是西方影响最深的，自然也要肃清从纽约、洛杉矶和伦敦舶来的文化标准。罗伯特·JC布托（Robert JCButow）：《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Tojo and the ing of the War），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第146～148页；道尔：前引书，第228～229页；谢尔登·加戎（Sheldon Garon）：《成型的日本人思想：日常生活中的国家》（Molding Japanese Minds：The State in Everyday Life），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第82～83页。
除了这些道义改革外，日本的城市规划者们也寻求某些方法来重塑与传统生活方式更加匹配的城市生活。有日本这个日益丰厚的帝国财富可利用，有些人致力于在满洲、朝鲜和崛起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其他地方创建新的理想的城市中心。
在靠近他们家乡较近的地方如东京和名古屋，他们制订规划，用绿带和洁净的卫星社区取代蔓延的住宅街区。日本最有影响的规划师西山夘三就是把他的城市视野放在传统的邻里结构“町”（Machi）上。工作和居住将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使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村落更接近。西山秉承传统理念，反对那种以美国城市为典型的高层建筑，赞成发展他所说的“生活圈”，即分散化的自我管理的邻里社区。
纳粹的实验
西山和其他日本规划师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费德所阐发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中获得灵感。费德在其《新城市》（die neue Stadt）中，极力赞成产生一个分散化的由农业区域所环绕的城市区。卡萝拉·海因（Carola Hein）：《梦想的计划与计划者：日本的传统与西方的影响》（Visionary Plans and Planners：Japanese Traditions and Western Influences），选自《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第309～342页。费德与西山和其他日本规划师一样，认为欧美社会在世界范围对他所称谓的传统价值产生了消极影响，他对此深感不安。杰弗里·M迪芬多夫：《西德人关于城市规划的辩论》（The West German Debate on Urban Planning）、《美国对西欧的影响：美国化与西方化在大西洋彼岸的视角》（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研究所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克劳斯·P 费希尔（Klaus P Fischer）：《纳粹德国：新的历史》（Nazi Germany：A New History），纽约，科提因姆出版社，1995，第116～117页；乔吉姆·里曼克（Joachim Remak）：《纳粹时代：记录历史》（The Nazi Years： A Documentary History），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9，第30页。
如在日本一样，德国工业革命虽然稍晚一些，但也带有突发性，产生很多悬而未决的结果。这一点在新近统一的德国首都柏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几个世纪以来，柏林一直是普鲁士的“兵营城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19世纪末，她突然一跃成为人口达150万人之众的大都市。在其周围出现大量工厂，一个观察家发现，那里的“每一个烟筒都喷涌出滚滚浓烟，火花四溅，仿佛它就是伏尔甘伏尔甘是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火神，专门象征破坏性的火。译者注。引发的火城”。
* 柏林这个统一后的德国之都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它也被看成是“美国缩微版”或者“狂热的芝加哥”。菲利普·奥斯瓦德（Philipp Oswald）：《柏林：一座无形之城》（Berlin：A City Without Form），wwwurbanos/thinkpool/one？think_id=3164；恩格斯，前引书，第333页；海伦·梅勒（Helen Meller）：《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欧洲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环境》（European Cities 1890s…1930s：History； Cul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2001，第10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66～167页；里奇：前引书，第141、144页。这种迅速发展给它带来了工业城市常见的问题：贫民窟式住房、犯罪、层出不穷的违法乱纪现象。到1900年，柏林既是欧洲最拥挤的城市，也是激进的社会党人潜滋暗长的主要中心。利斯：前引书，第119～121页；里奇：前引书，第163、167页。
工业城市第十三章 工业主义及其反对者（3）
柏林兴盛的工业吸引了德国乡间的农民，也吸引了邻国波兰穷困潦倒的内陆地区的移民。很多新来者都被这样一座“金钱经济”压倒传统价值的城市弄得神魂颠倒。一位柏林人、社会学家乔治·辛梅尔注意到：
在每一个街道交叉口，随着经济、各个行业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多样化，这座城市在心理生活的感觉基础方面与小城镇和农村生活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乔治·西姆尔（Georg Simmel）：《大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引自《乔治·西姆尔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库尔特·H沃尔夫（Kurt H Wolff）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50，第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