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如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锭，但由于资金问题，生产停顿，贺龙主持军管会讨论决定，资金由人民政府筹集，支持恢复生产。同时，对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各城市军管会和各地驻军抽调施工力量，努力恢复交通，保障了运输。广州是华南门户，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横跨珠江的广州海珠大铁桥炸毁。广州解放后，广州市军管会和广东军区，在财政困难、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决心修复这座铁桥。1950年4月，抽调铁道工程部队第三支队和铁路员工担负修复任务，经过6个半月的奋战，使大桥在当年11月8日正式通车。贵阳市军管会抽调工兵部队，带领铁路、公路员工，大力抢修铁路、公路桥梁，到1950年5月，修复公路桥73座、铁路桥13座。
安定人民生活是城市稳定的关键。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所以在摧毁国民党旧政权的同时，各地军管会十分注意恢复城市功能，关心衣食住行，安定人民生活。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工业城市。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紧紧抓住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大问题，即首先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旧有警察必须收缴其枪支，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协助维持秩序；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人工资问题；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对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分散处理。这些方法与措施，使接管工作进行得快而完整，也使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做到“比较稳定而无多大波动”。中央适时转发了这一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干部，一开始就抓紧了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军管会和市政府在进城前，叶剑英和彭真就指示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华北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进城后，采取各种方式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金融货币政策。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北平市本位币，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冀钞）和东北银行发行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对伪金元券实行收兑办法，并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动员，让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享受优待兑换。不久，又对银元实行了禁止流通、买卖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燃料、肉类、蔬菜、原料等的供应，军管会作了极大努力。为保证各城市的粮食供应，各部队普遍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征粮。广东是缺粮缺煤的省份，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便立即输送足够的粮食、燃料到城市去，以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军管会进城后重要的工作之一。部队的征粮队经常遭到土匪的袭扰，一些干部战士为了给城市人民征粮，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贵阳市解放时，全市的粮仓只剩下25万公斤粮食，仅够全市23万人吃两天，盐仓存盐也所剩无几。贵阳市军管会和第五兵团派出大批征粮队，还派3个连队护送100辆车，到四川重庆运盐。路上，运盐队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为贵阳人民运回了宝贵的食盐。第138团第2营连长杨殿元在运盐途中，与土匪遭遇，英勇护盐，壮烈牺牲。第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带领一个班在成都市郊区征粮时，遭土匪伏击，全部牺牲。许多参加征粮队的地方干部、教师、学生，也同部队指战员一样，不避艰险，忘我工作。刘胡兰式的英雄丁佑君，1950年9月18日在四川西昌盐中区协同部队征粮时，不幸落入土匪手中。土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百般摧残折磨丁佑君，她坚贞不屈，拒绝向土匪吐露区里存粮和解放军的任何情况，惨遭枪杀，时年仅19岁。根据她生前要求，中共西昌县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她牺牲的地方，军民一起修建了纪念碑。在她的家乡四川五通桥建起了烈士纪念馆，为她立了半身铜像。
二、全国大剿匪
剿匪部署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国民党却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他们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垮台之前夕，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共达4700余人。后来，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积极网罗骨干，建立土匪、特务武装组织，企图扼杀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他们趁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武装曾发展到上千股，总数百万计，广布全国各省。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
这批特务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土匪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政治土匪，政治上最为反动。这类土匪中，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进行破坏的特务组织；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伪专员、县长和乡、保、甲长掌握的武装。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操纵、指挥下，专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和各项建设事业为目的股匪。（二）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土匪。这类往往是为生计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他们或以抢劫为生，或为报私仇，多无政治目的，而容易被特务所诱惑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三）游杂武装。这种武装成分复杂，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惯匪之类，态度游移不定，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四）封建土匪。特务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欺骗来的贫民，独霸一方或“占山为王”者，这类土匪的特点，是思想顽固，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这些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破坏的重点和采取的较普遍的活动方式及斗争手段是：
（一）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1950年头3个月内，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机关遭受土匪袭击就有170余次，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安徽省的立煌（今金寨），云南省新平、易门、牟定，贵州省的正安、道真、沿河、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安徽大别山区的14个县，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
（二）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仅在1950年初的一个月内，蓉雅、川湘两公路的桥梁全部被土匪破坏，成渝、渝筑两路的运输车辆也时遭土匪袭击，人民物资财富受到严重损失，并造成交通中断，致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华东地区解放初期，上海至南京、浙江至江西的铁路也时常遭受土匪的破坏。
（三）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1月，华东苏南地区被匪袭击乡、区、县人民政府时，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云南、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广东地区，1950年春，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袭击近百次，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四川内江县，1950年2月，土匪袭击了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了10名女干部。土匪还抢劫群众财物，致使无数群众倾家荡产，仅四川遂宁、资中两县，就有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匪特还放火投毒，四川仪陇县一次土匪投毒，竟使3800人中毒。湖南邵阳的陈光中匪首，亲手杀过200多人，奸淫妇女400多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张平及其股匪，曾杀害过3000多名无辜百姓；杀人魔王龙云飞更是凶恶残暴，手段毒辣：挖眼睛，破肚子，活剥人皮，无所不用其极。
（四）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湖南石门大匪首侯宗汉，在解放军解放石门时，曾立下“见解放军不跑者杀，为解放军送信送粮者杀”等“十杀”禁条。1950年初，仅宁夏军区部队遭匪特袭击即达26次，人员伤亡170余名。一个司务长途经四川灌县竹瓦时，被匪徒抓去活活煮死。
（五）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乱。广西解放后，土匪活动非常猖狂，在许多地区曾一度煽起全面性的暴乱。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了大规模地区性暴乱。四川、西康地区的土匪，也曾煽起反革命暴乱。同时，华东地区的海上匪情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1万多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抢渔船，抓渔民，不断进行破坏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斗争是肃清反动势力任务的核心，是解放战争同国民党正规军战斗胜利之后的特殊武装斗争形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捍卫新中国执行对内职能的首次重大行动。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居于统治地位来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高度重视，指示解放军在与这些恶匪的作战中，要继续运用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根据匪特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剿匪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战术作了明确指示。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等项工作结合进行，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匪特生存活动的条件。规定了对匪特斗争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一系列政策，以此达到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彻底消除匪特之目的。
遵照上述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在新解放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5月至1953年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共大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主力部队，约150万人的兵力，执行剿匪和工作队的任务。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武装、民兵（民兵参加剿匪斗争185万余人，参加战斗10。7万余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协助下，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军事进剿。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第二，分兵驻剿。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后，小股土匪因慑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不敢公开对抗，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开解放军的锋芒，保存实力。有的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有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隧洞等条件，与解放军继续顽抗；也有的重整旗鼓组织暴乱。针对上述匪情，解放军采取分区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加强对面的控制，使其分散的土匪无法集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进一步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第三，清除潜散匪特。结合农村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沟，逃往邻省、邻县隐伏、隐蔽的匪特分子。
剿匪部队在这场极其艰苦复杂而又特殊的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剿匪斗争，创造性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奔袭、全围、追击等战术，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在大股土匪被歼和击溃后，对小股或分散活动的土匪，采取分兵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加强对面的控制，加强交通要道的控制，加强重点地区的控制；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的灵活战术，打击土匪。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匪属、匪众和匪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对潜散匪特，深入发动群众和组织捕捉小分队或小组，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洞、逃往边沿山区隐伏隐散的匪特分子。由于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