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游勇，清除垃圾，粉碎保甲制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粉碎了保甲制度后，建立新的公安派出所，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和建立人民民主革命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第五，接收和处理好反动党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这项工作直接牵动着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而且影响着社会安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活，因此，军管会坚决贯彻中央规定的“清除少数的首要坏分子，改造多数的有用人员”的方式，尽可能地量才录用，使之成为国家建设人才，防止和克服了那种认为所有旧人员都要不得的“左”的倾向，和不问什么人，一味迁就照顾的“右”的倾向，实事求是地搞好审查，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开除或处理回乡的也发给路费，给以生活出路。旧有人员的政治状况，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特别反动与特别进步的都不多，不大进步也不大反动的占多数，这些人是大部可以争取教育和改造的。采取的方式、原则：企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任用；行政机关的职员，量才录用；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分别录用，慎重处理。对于暂时不能任用或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则采用的办法：1、特务分子，送交公安部门处理；2、可以改造教育的，办行政干部训练班集训，或送革命大学训练，或者介绍转业；3、对一般无工作能力的冗员，可资遣回原籍或裁汰。
上海市在两个月内，计接管统计、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共有旧人员职工计4。9万余人。除调查处、人事处旧职员大部逃跑或转入潜伏外，其余各局、处95％以上留在原职位照常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万余人。绝大部分人员留职工作。所以，西安市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交迅速恢复，全市社会秩序、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发展。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旧政权机构的接管。首先接管旧北平市政府机构。1949年2月3日，叶剑英和徐冰副市长召集旧北平市政府人员，宣布对市政府进行接管，并交代了中共的方针政策。2月4日下午3时半，在原国民党市政府会议厅举行隆重的接管仪式。此后，叶剑英又有步骤地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并先后建立起了各区人民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共处理了原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3。9万余人，其中留用数占80％以上，开除数仅占2。2％。诸如警察、中小职员等一般人员，70％以上都留用。由于政策对头，使北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局面很快走上轨道。对一般反动党团、教会、道教会门的处理，因涉及较多的群众，所以采取了极其稳重和分别对待的政策，防止了草率简单的做法。
第六，对旧文化事业的接管和改造。文化方面的接管政策性很强，成功地接管和改造旧有文化事业，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中城市的过程中，就注意保护一切文化设施。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除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外，其余暂时照旧。又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解放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时即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一律没收接管。对各个以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没收接管。对其反动政策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全部接收。上海市军管会命令驻上海的美国、英国的新闻处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北平、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军管会也分别命令各该地美国新闻处停止活动。上海市军管会还公布了《国际电讯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凡经上海市国际电台发出的电讯、口语广播稿本，均须经军管会电讯检查组的检查。
如上海文化接管工作：在两个月中计高等教育方面接管大专校院19个单位，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及职员、工人共2836人，学生共8109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共521个单位，教职员工共8884人，学生17。6万余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共47个单位，其中报馆、通讯社20个单位，书店、印刷厂等24个单位，广播台及器材厂3个单位。文艺方面共接管18个单位，其中电影9个单位，戏院4个，交响乐队1个，俱乐部1个，美术馆1个，剧校1个，演剧队1个，共计员工907人，技术人员165人。
北平市军管会入城之后，一般设文化接管委员会或文教部。以钱俊瑞为主任的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还下设教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部。根据党的政策，军管会对旧有文化机关区别不同对象，谨慎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叶剑英对文化接管工作很重视，他定期邀集北平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他们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诚恳地征求他们对建设新北平的建议。被邀集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叶企荪（清华大学校长）、张奚若、钱伟长等人。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不仅完成了对清华、北大、戏剧学校、电影制片厂、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新闻出版等30多个重要文化部门的接管，其他文化单位的接管也顺利进行。对凡属于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的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一律予以没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一律取缔；对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则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则采取严格保护的政策。
各城市这类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很成功。董必武曾对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接管工作做过这样的评价：像伪总统府、伪国民大会堂以及中山陵、各学术研究机关、学校等都相当完整，无重大破坏，这是南京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执行政策正确的结果。各地军管会还开展了封闭妓院、禁烟禁毒的斗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了社会风气，使新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各军管会在接收后，即开展改造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教师职工教育。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对于各部门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的教职人员加以教育改造，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服务。各城市军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同教授、专家、学者交朋友，勉励他们为人民效力，多为国家培养人才。重庆市军管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全市大、中、小学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首先复课，同时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度和反动的政治课本。军管会和市政府利用寒假组织教师研究会，请各校教授、教员参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共同研究安排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的教学计划。通过一系列工作，学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多数城市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在军管会成立三五天后即出版和广播。文化馆迅速以新的内容对市民开放，剧院、电影院、游艺场、体育场等，也很快组织新的演出和比赛。医院、幼儿园、福利院等数日后即展开正常工作。公园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游乐的场所。
第七，打击奸商投机活动，保护民族工商业。打击奸商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物价。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融投机活动猖獗。各城市军管会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公布人民币比价和兑换办法，取缔各种证券交易所，打击银元贩子和各种金融投机分子。上海市解放不久，一批奸商大搞银元投机，囤积居奇，百物涨价，人心惶惶。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警备部队配合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搜查了奸商和投机分子活动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少数主犯一网打尽，封闭了证券大楼。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苏、浙江乃至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从第二天起，上海市的银元、大米、食油纷纷跌价，使市民安居乐业有了保障。在广州，警备部队、公安总队、工人纠察队一起出动，搜查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和钱档，震慑了奸商。成都市的一些暗藏特务勾结奸商，哄抬粮价，制造混乱。军管会将征集到的粮食交由政府大量出售，很快稳定了粮价，安定了社会秩序。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保护民族工商业，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经济又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当时却存在着一些矛盾，既有企业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中共中央确立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各地军管会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注意纠正“左”、“右”两种倾向，尤其是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既注意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又积极解决私人工商业存在的问题，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贺龙在西安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他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做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发展起来。这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
各地军管会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复业复工纠纷处理办法》两个草案。在上海市军管会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都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市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各方面恢复生产的积极性。荣毅仁的申新纱厂资金困难，上海市人民银行给予低息贷款，帮助他度过难关。这对于推动上海市工商业恢复生产和营业，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成立了劳动局，制定了处理劳资纠纷办法，明文规定劳动局有权调解、仲裁一切劳资纠纷；天津市军管会拟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等等。经过各地军管会和市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受到了限制。北平解放一年后，有30种经营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贸易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户数。天津私营工业在解放后很快全部复工，并且由原来的9837户增加到12311户，职工人数增加了18。92％。南京从解放到1949年9月，人民生活必需品行业增加了100余家。
各地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实行了外汇管理，从而使我国的经济迅速摆脱了帝国主义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八，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生活。城市刚解放时，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学校停课，大批工人失业，学生失学，交通不畅，物资奇缺，群众生活困难。恢复生产是管好城市、稳定局面的关键。军管会在城市中开展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宣传工作、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都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各城市的军管会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工人、人民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恢复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当时上海的1。2万家工厂，有70％停止了生产。有的资本家将资金带到香港、美国。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有些人资金短缺，甚至发不出工资，劳资矛盾较大。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147家工厂，调查和协助解决困难，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增强了军民团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重庆市的几十家大工厂，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军管会接管后，在工人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根据人力、物力、财力情况，首先使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大厂逐步复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厂从资金、原料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这些措施，大部分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西安市军管会对不少私营企业，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如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锭，但由于资金问题，生产停顿，贺龙主持军管会�